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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华罗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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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家的钱又花光了!”华罗庚半是辛酸半是幽默地给儿子取了名字。 

     为了使华罗庚专心致力于教学研究,妻子吴筱元担负起全部的家务。她 

精打细算安排全家的衣食起居,为了省钱,她宁愿自己跑很远的路去挑水, 

并且亲自做全家人穿的鞋子她还抽空为商店绣些小手巾,挣点零钱贴补家 

用。有时,夜深人静,当她忙完家务后,还主动帮丈夫抄稿子。正是有了这 

位贤内助的全力支持,华罗庚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对于妻子的功劳,华罗 

庚总是念念不忘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华罗庚不仅忍受经济上的困难,而且生命安全没有 

保障,几乎每天都有日寇轰炸的空袭警报,即使躲进防空洞,华罗庚依旧钻 

研数学。有一次,敌机将防空洞震塌,华罗庚被埋在土里,幸亏脸露在外边, 

在别人的帮助下,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从土堆里拉出来。 

     艰难动荡的生活,迫使一些教授自谋生路,有的改行经商,有的跑到国 

外,而华罗庚却没有向生活屈服,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他竟先后写出 20 

多篇论文,并于1941年完成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可他没有料到, 

这部凝结着他数年心血的重要著作,送给中央研究院之后,没有出版竟然丢 

失。随着第四个孩子的出世华罗庚家中的生活更为艰难,长女华顺虽然只有 

十几岁,但挑水、磨面样样都干。有一天,她不小心将近视眼镜摔碎了,父 

母竟无钱再给她买一副新眼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华罗庚高兴得又抽起了香烟。然而,当人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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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从战争的创伤中康复的时候,腐败的国民党又挑起了内战。进步的知识分 

子奋起反抗,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风起云涌,冲击着国 

民党的黑暗统治。不少大学教授也走出书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中 

去,华罗庚的好友闻一多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6年3月,苏联科学院用英文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并邀 

请他访问苏联。闻一多听说后非常高兴,鼓励华罗庚“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 

机会”。在去苏联途中,华罗庚乘坐的飞机在伊拉克的雪山顶上被困,他请 

求国民党驻德黑兰大使馆帮忙。大使馆的官员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冷冷地对 

他说:“到苏联去,你红帽子已经戴上了!”华罗庚听后十分生气,挥笔写 

下一首诗发泄胸中的不满。后来在驻德黑兰苏联大使馆的帮助下,才乘一架 

运输机到达斯大林格勒。他在苏联各大城市参观访问了三个月,回国后冒着 

生命危险在昆明青年会的阳台上,为数千名大学生做了题为“访苏三月记” 

的报告。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护华罗庚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暗害,事先做了周 

密的安排。闻一多听了报告后,对华罗庚大加称赞。同年6月,国民党加紧 

内战准备,昆明战云密布,形势紧张,不少人先后离开昆明。华罗庚在临行 

前叮嘱闻一多:“多加小心”。然而,没过多久,他便从报纸上看到闻一多 

惨遭杀害的消息,不禁流下了悲愤的眼泪。闻一多生前送给他的一枚图章, 

他一直珍藏在身边。 

     1946年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华罗庚访问美国。临行前他接受了《东 

南日报》记者赵浩生的采访,随后赴上海安顿好妻子儿女,便偕同李政道、 

朱光亚、唐敖庆等人在黄浦江畔登上“美格将军号”轮船飘洋过海前往美国。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华罗庚以客座讲师的身份工作了一年多,随后 

住进医院医治残腿。经过手术,两条腿总算可以靠拢了。他特意拍了张照片 

寄给国内的妻子。吴筱元看了照片高兴地逢人便说:“他的腿在美国治好了, 

看这照片,多利索!” 

     不久,华罗庚被美国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当他听说国内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势如破竹,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在他们逃到台湾的同时, 

有可能把一些社会名流及其家属弄到台湾的消息后非常不安。他立即火速为 

远在上海的妻子孩子办理护照,要他们来美国团聚。但是他的长女华顺坚决 

表示不去美国,她对吴筱元说:“妈妈,你到了美国跟爸爸说,我已经加入 

了共产党。希望爸爸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早一点回来!”吴筱元见女儿态度 

坚决,不好勉强,便打发老母带着最小的孩子回故乡金坛,自己则带了三个 

男孩飞往美国。他们来到美国后,便住进了华罗庚为他们安排好的舒适洋房。 

华罗庚本人则每天坐着雪亮的小汽车到伊里诺大学上课,但是,物质的享受、 

生活的安逸并没有使华罗庚萌生久居之意,身在海外,他的心却时刻牵挂着 

祖国,牵挂着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 

     1949年,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祖国解放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 

立。华罗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立即决定返回祖国!他开始在暗中积极 

准备,寒假一到,他便以到英国讲学为名给全家人弄到船票,然后舍弃了洋 

房、汽车和半年的薪水,带领妻儿四人在旧金山登上一艘邮船,踏上了归国 

的路程。到达香港后,他便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在信中他满含 

激情地写道:“……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材之后,不为他们服务, 

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 

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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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 

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1950年3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封公开信。 

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和希望,它使许多处在犹豫徨中 

的海外游子,纷纷冲破各种阻挠,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四、名师与高徒 



     1950年3月27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华罗庚“自美国返 

抵首都北京”的新闻。华罗庚到北京后被安排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及中 

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53年,华罗庚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 

在火车上这些著名的科学家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华罗庚诗兴大发,他笑 

着对大家说:“诸位,我们来对诗好不好?”有人建议:“你先来。”华罗 

庚沉思了片刻,吟诵道:“三强韩赵魏。”然后请人对下联。华罗庚的这副 

上联构思新颖巧妙,“三强”既是指战国时韩、赵、魏三个国家,也暗含了 

代表团中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名字,按照对联的规则,在下联中必须出现 

与上联相应的数字和名词,在场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竟无人能够 

对出下联,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在大家的催促下,华罗庚又笑着说出下联: 

 “九章勾股弦,”话音刚落,大家立即拍掌称绝。因为“九章”是最早记载 

了勾股定理的我国古代数学专著名称,同时又是代表团中另一位大气物理学 

家赵九章的名字,这副对联对仗工整新巧,堪称一副绝妙的对联,因此在科 

技界广为流传。 

     回国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告知华罗庚,他的《堆垒素数论》即将出版, 

华罗庚听后感慨万端,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在解放以前的漫长岁月里, 

这书刊出的问题,由即将出版、等待出版、一直演变到把原稿搞得无影无踪, 

以致到了今天,在中国科学院的敦促之下,我还得从俄文本翻译出来付印, 

这些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旧的政权怎样腐化,怎样地不关心科学,而人民民 

主政权又是怎样地珍爱科学成果。” 

     1952年10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华罗庚以中国 

和平理事会和中苏友好协会领导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不久,又代表中国到 

斯德哥尔摩和东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1955年春,又随郭沫若率领的代 

表团赴印度新德里,参加“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频繁 

的社会活动,没有使华罗庚放松对数学的钻研,他抓紧一切时间,将以往的 

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发表 《多复变函数论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一文, 

1957年,此文荣获国家一等发明奖,同年,他的《数论导引》出版,此书在 

国际上反响很大。一位美国著名数论家在《数学评论》上称华罗庚的这部书 

是“一本有价值、重要的教科书,有点像哈代与拉伊特的《数论导引》,但 

在范围上已越过了它。” 

     20世纪50年代初,华罗庚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学术上到达鼎盛时期, 

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同时,他还肩负起为新中国培养人材的重任。 

那是在1952年,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一天晚上,与会代表被邀 

请到怀仁堂观看文艺演出。华罗庚因为起草一篇发言稿耽误了时间,当他来 

到大厅时,演出已经开始,灯光昏暗,他拄着拐杖,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座 

位。正在他不知所措之时,忽见远处的座位上有人朝他招手。他立即朝招手 

的地方走去,当他在空位子上坐下之后定睛一看,不禁惊喜交集:原来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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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手的人是毛泽东主席。毛主席笑着向他点头问好,华罗庚顿觉泪水模糊了 

视线。毛泽东和他一面看戏一面交谈,并且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华罗 

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华罗庚将毛泽 

东的嘱托牢记在心,为了培养人材,他在清华园里的数学研究所开办数学讨 

论班。浙江大学学生王元拿着苏步青和陈建功教授的推荐信来找华罗庚。王 

元从小喜爱数学,立志要拜华罗庚为师。华罗庚看了推荐信后,并没有表示 

立即收他为徒,而是把他叫到黑板前给他出了个题目。王元一时发懵,思索 

半天没有想出答案。华罗庚严厉批评了他,并且罚他在黑板前站了两个小时。 

当天晚上,王元用心演算,第二天把结果报告给华罗庚。华罗庚听了十分高 

兴,后来又出了几道题。王元都顺利做出,华罗庚这才答应收下这个学生。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华罗庚不仅是位令人尊敬的良师,而且是具有强烈 

民族自尊心的科学家。当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使王元终生难忘。50年代初期, 

匈牙利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保尔·吐朗,赴中国访问,他在给数学研究 

所做的报告中,用高等数学中的兰向多项式对中国近代数学家李善兰发现的 

恒等式作出了证明。华罗庚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激动地对学生们说:“这 

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东西,结果我们作不出证明,现在,让人家外国数学家给 

证明了,这对我们既是友好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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