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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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士有时亦确有些巫术。我乡的道士有时为病人驱鬼时所表演的巫术亦颇足惊人。有些道士在地下挖一长坑，在坑内烧炭，当炭火熊熊时，渠即喃喃念咒语，然后将农家所畜的鸭一只，驱其踏火而过，而羽毛足爪毫无损伤。他更能策病人全家踏火而过不被灼伤。这或系一种魔术，然而乡村愚夫愚妇便以为道士确是法力无边了。故在专制时代，朝廷严禁和尚、道士入场考试，以示其人格在社会上低人一等。为的是怕他们凭借邪术，煽惑民心，与统治者争夺天下。
我乡还有许多其他迷信，也很可笑。如祈雨游行时，不许人戴草帽或持洋伞。“洋伞”为东洋舶来品，因“洋”“阳”同音，故被认为有触禁忌。过路行人，如有犯的，常被群众追逐、殴打。必至将伞帽撕毁才罢手。所以每当祈雨行列经过时，行人都要在骄阳下把草帽洋伞收藏起来，而观者更四处寻觅追逐戴草帽、持洋伞的人以为笑乐。然戴斗笠、持纸雨伞的则不在此例，因斗笠和雨伞都是下雨的象征。
先母也信鬼神。某次我父病势危急时，她也请了道士来家“驱鬼”，但不让父亲知道。当父亲在病榻上听到外面的嘈杂声，问是什么事，我们都设题骗他。若他知道了，是要大发雷霆的。
我们邻近各村，每年秋收以后，或逢农历新年，农民们都要演戏酬神。若不演真人戏，便演木偶戏，也十分热闹，但是我父从不参加，他对迷信总归是深恶痛绝的。他这种态度的养成，可能是受小甫先生和当时维新风气的影响。不过他对于求雨一道似不如对他项迷信反对得激烈。求雨时，各村每家至少出一人参加游行，我有时要求前去参与热闹，我父并不加以阻止。
培英公在乡间，因为思想较新，加以为人正直，所以常受到地方上恶势力的攻击，而先父对他们亦不稍让。我乡当时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散兵游勇鱼肉人民的情形，随时都有，而先父和他们冲突的情形，我今日回忆起来，犹历历如见。这对我童年心理的影响，决定了我后来统兵治政的整个作风。我本人是曾经身受其中痛苦的人，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后来约束官兵、告诫部曲的一句重要格言。同时希望使我幼年间耳闻目睹的事，永不复现于中国。
培英公是一位能力甚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不甘以一位三家村的塾师终其生，因而他时时想远走高飞，创立一番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他忽然听说洋人在香港招募华工出洋工作，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到海外游历，闯闯世界。于是他就结束了教馆生涯，不顾家人的劝阻，毅然去香港应募，当了华工，随即出洋到了马来西亚。培英公想出洋的目的，多少受了些海客谈瀛的影响，以为海外浪阔天高，大可振翮翱翔，一展平生抱负。谁知一到马来西亚，始发现为洋人所骗。华工的生活惨于牛马，而洋人的虐待工人，更是怵目惊心。不久便发生了当地华工团结抗暴的运动。先父因为是个读书人，所以被推举为华工代表，与资方的英国人实行斗争。经过年余的奋斗和交涉，被资方解雇，遣回香港，乃结束了他的一场海外历险记。因此他后来一提到英国资本家便咬牙切齿，痛恨入骨。
先父体格素健，但他毕竟是个书生，体力劳动非其所长。他在马来西亚做工时，多半时间也是以他的文墨工作——如替人写家信，或其他笔札方面的事——和他人交换体力劳动。在家乡时，他也因为终日教馆，无暇下田工作。
我家所有的田地，都由我们自己耕种。我父既少下田，一切劳动遂由我母担任，我们弟兄不过从旁协助而已。农忙时我们偶尔也雇请短工，但那是极少的例外。提起我乡妇女的勤劳，举世实罕有其匹。广西妇女多不缠足。举凡男人能做的劳动，如上山采樵，下田割禾等，妇女都和男子一样地操作，从无稍异。然男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工作有定时。妇女则不然，白天她们和丈夫、儿子一同下田耕作；入晚回家，她们还要煮饭、洗涤、纺织、缝纫和哺乳幼儿，工作倍于男子。生活的痛苦劳瘁，实非常人所能想像。我的母亲刘太夫人就是这样一位勤劳的妇女，更因父亲教馆，不能操作，母亲难免分外辛劳。
当我七岁时，我家便已析产分居。而我房人口逐渐增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每年都要借债，甚或卖去一两亩田地。那时我们唯一可以借贷的地方，便是我外祖父刘家。
我外祖父家亦系克勤克俭以兴家的。每年都有余粮，以高利贷出营利（这时乡村贷款的利率，有时高至百分之百）。因而每年青黄不接时，母亲便去外公家借贷，我外公和两位舅舅为人甚为宽厚，外公尤其是忠厚长者，对我们极愿帮助。无奈我外婆，虽然聪明干练，但生性极为吝啬，自不愿常把粮食无利贷与我们。我幼时常跟随母亲挑了担子去外婆家借贷，有时借得少许，有时甚至红着眼睛，空担而回。
记得有一年粮食歉收，新谷登场尚需月余，而家里谷仓颗粒无存，米罐子又已见底，情形严重极了。于是母亲要我也挑了箩筐和她同去外婆家借谷。去后，外公外婆留我们午餐，却故意装作不知来意的样子。饭后，我们应该回家了，母亲才不得已说出想借粮食的事。外婆脸上顿时就有不愉快的表情，并埋怨我们不该常来借贷。她说现在市上利息很高，借给我们的当然不好意思要息，不过损失未免太大了。母亲却说，每年不够吃，实因食口太多，非好吃懒做所致。外婆和母亲因为是亲生母女，说话当然不太避忌，互不相让，遂吵起嘴来。母亲一气之下，便流着眼泪，索性不借了。我们母子两人挑着空担子回家，当时母亲心头的辛酸，实无法形容。在路上，她勉励我长大后必须努力做事，不可依赖别人。她说自己亲生爹娘尚且不能借贷济急，何况他人。言下实有无限的感慨。这年，我们终于典掉两亩田，才把难关渡过。计当时一担（一百二十斤）谷子，价值不过两块毫洋，而且有借有还，竟弄得母女反目，真可一叹。
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虽全靠母亲一人操心维持，但她总能辛辛苦苦地使我们兄弟姐妹有衣有食，不虞冻馁。母亲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宽厚仁慈，能忍能让。当我家析产时，祖父母所给资财，由我父和春华叔两房平分。祖父母因体念我房小孩众多，故特地多分给木凳数条，给我们孩子们使用，但母亲竟婉辞不收。因她知道春华婶嘴尖心狭，看到我房多得几条板凳，心头将有不快，所以母亲不愿收这几件额外的家具，以安春华婶的心。
还有一事也可表现母亲的为人。有一年秋收时，母亲带了我们在田内割禾，我们已将谷子打好装入箩筐。时已黄昏，遂逐筐向家中搬运，这块田离我家约半里路，往返需时。当我们搬了一转回来时，发现留在田中尚未运走的箩筐，每筐谷子都浅了数寸。显然是邻近同在收禾的人，趁我们离开时，将每筐偷了些去。我们兄妹们发现谷子被窃，自然大嚷起来。母亲立刻制止我们，并说：“算了，算了，值不了多少。”她的意思是嚷也无益，使人听了，徒增邻人的难堪而招致怨恨。以后我们对那家偷窃的邻人仍谈笑如恒，相处怡然。诸如此类，母亲对人处世的贤良宽厚，我想都是生性使然，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似居其次。
嗣后我们兄弟都长大了，我供职军旅，有薪饷可以接济家庭，母亲才稍释重负。她晚年乡居，附近老幼残疾都络绎于门乞求救济，凡真正是鳏寡孤独、残废无依的，母亲总是经常帮助他们。若是少壮贫困的，母亲济其急外，并勉励他们努力工作，以图温饱。凡有向母亲借贷的，她总说：“你将来如有了便还我，如还不出，就算了吧……我知道穷人借贷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母亲直至晚年，生活仍极勤俭。在我后来统一广西，完成北伐，参加抗日战争，率数十万众，身经百战，而全国知名时，乡里邻人对我家自亦难免另眼相看，而母亲居处简朴，谦诚和蔼，与往日初无稍异。我弟兄幼时，母亲只勉励我们勤耕苦读，做个诚实忠厚、自食其力的人，绝无心要我们为将为相。后来她老人家年老了，亦绝不因为有儿子为将为相而稍易她简朴忠厚的家风。某次，我回家省亲，我的三个胞妹向我说：“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我回答说：“在劳工神圣的今日，耕田种地是可骄傲的。”母亲也很以为然。
其后，我因职务关系长住通都大邑，每思迎养，而母亲总不肯离开乡间，情愿过其极简朴的农村生活。而我乡的老弱残疾则因之得其周济。所以母亲暮年时，善名播于四方。到她老人家于1942年寿终时，远近乡人多有泣不成声的。我今日回想我家从前衣食的艰难，以及母亲抚育我兄弟姐妹的辛劳，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二）
我是我父母的第三子。然因长兄早夭，所以我实行二。唯据族谱凡属本房男性，我又列行九。至村上邻里的人多喊我为老九，而不称呼名号，骤听虽不大顺耳，但“老”字的含义已属尊称，例如：老夫子、老先生、老兄等。今年逾七十，家中侄辈尚喊九叔，倒觉亲切，不以为忤。哥哥德明长我两岁，我之下还有三个弟弟——文卿、德辉、松龄——和三个妹妹。在我七岁以前，我们过的是大家庭生活，和祖父母及春华叔婶都住在一起。祖父十分好客，所以我家那时常常宾客满堂。祖父尤喜堪舆之学，朋友中很多是看风水的专家。我们弟兄幼时即常在祖父烟榻旁听他们讲故事。
我家既是历代务农，所以我兄弟们都是地道的农家子弟。我学步未久，就跟着母亲下田去玩。经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虽然晒得皮肤黝黑，但是身体却十分健壮。我们因为经常要下田工作，所以除在书房和过年外，我们都喜欢赤足。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因习惯成自然，亦如履平地，不觉刺痛。
我们因是农家子弟，长辈虽也要我们“开蒙”读书，但是他们的意思无非要我们稍知诗书，明白事理，将来能承继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纯良的农民而已，绝无意要我们以诗书作晋身之阶。母亲偶然也喜欢念几句《幼学诗》上的话给我们听，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丹桂有根，独长诗书门第；黄金无种，偏生勤俭人家”一类的话。但她的意思亦只是勉励我们而已，并非真希望我们能折丹桂，积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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