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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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由于找到主谋，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蒋介石对徐恩曾也就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安排下，徐恩曾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此后，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蒋介石的“钦定”，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而刺汪的领导人华克之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华克之到达延安。他回忆说：“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
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
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做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已。他们表示对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刺汪案告破后，虽说蒋介石脱了关系，但陈璧君感到蒋介石其人心狠手毒，大权独揽，国难又如此严重，所以劝汪趁机辞掉一切职务，到国外去，以免寄人篱下，让老蒋一个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五届一中全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此举正中蒋介石的下怀，遂了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宿愿。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汪精卫乃于1936年2月19日，偕曾仲鸣、汤良礼、诺尔医生等人悄悄乘德国格兰新年轮赴欧。陈璧君因病未来送行，留在国内充当汪精卫的耳目和谋士。陈璧君召集汪的亲信王懋功、谷正纲、沈次高等人积极策划，暗中监视蒋介石的活动，并及时向汪精卫报告。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后，大家团拜。此前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逃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11刺汪案与“江淮大侠”王亚樵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全国轰动。蒋介石也大为恼火，限期戴笠破案。在侦破过程中，戴笠等知道孙凤鸣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其次才是汪精卫，只因蒋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了汪精卫。同时，又发现晨光通讯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戴笠一方面派人追捕晨光通讯社的其他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手下的人。结果，在香港与此案毫无关系的王亚樵的人余立奄、胡大海、周世平被捕。
沈醉在他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劲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去干绑票、暗杀工作。”“戴感到此人不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威胁，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之患。”沈醉认为：六中全会的行刺案，是王亚樵组织的规模最大、部署最周密的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实际上戴笠和沈醉都搞错了，此案是华克之一手部署、策划的，王亚樵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那么，蒋的军统特务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亚樵，并于1936年11月将其置于死地呢？王究竟是何许人也？
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是帝国主义插手我国政治，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又是流氓、青帮互相争斗、残杀的舞台，还是蒋介石等各种政派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地方。王亚樵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上海滩上拥有千人以上的号称“斧头党”的帮会暗杀集团的首领，是一个神秘的帮会人物。王亚樵就是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他曾组织党羽，先后暗杀过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参与谋杀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等，曾轰动一时，名噪上海滩。就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大流氓杜月笙，对王亚樵也不无三分畏惧。
王亚樵以其一步十计、擅长诡辩的特点，由一个亡命徒逐渐挤入中上层社会中，为旅沪皖人所重视。后来，王在上海组织安徽劳工总会，纠集在沪做工皖人为会员，逐步形成了帮会小集团。不少人拜在王的名下为学生。亡命之徒也多出入其堂坳间，形成一种颇有势力的特殊组织。王成为众人推戴的惟一头目。
王亚樵向往荆轲刺嬴政，以侠义自诩。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为军阀齐燮元之鹰犬，民愤极大。更主要的是军阀卢永祥、齐燮元矛盾很大，争权夺利，不可调和。因此，卢拟寻找适当人选，设计杀徐，而找到了王，王同意承担暗杀任务。
1923年11月4日派其党羽，在英租界云南路转角处将徐击毙。卢永祥通过王亚樵轻而易举地除掉了政敌；而王由此得到二万元活动经费及拥有四百人枪的“浙江游击司令”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齐燮元决心报复，导致了苏、浙战争的爆发。
1930年7月，王亚樵受上海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李鸿章的侄孙）的指使，派其党羽刺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所说刺赵的原因有二：一是王亚樵事成可以获得一万五千元巨款和一条大轮船所得的净利；二是为王乐平报仇。
王亚樵与失意军人常恒芳和王乐平等对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专横跋扈不满，于1929年在上海秘密组成了暗杀蒋介石的组织，地点设在王乐平家中。事情为赵铁桥侦悉，于是秘密前往南京报告给蒋介石。蒋立即派特务于1930年将王乐平杀害于家中。因此，王亚樵对赵恨之入骨，早存杀赵报仇之念。
当时，李国杰托其叔祖李鸿章的余荫，成为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他大肆攫取钱财为己有，招商局被弄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赵铁桥因有功于蒋，又走了CC系二陈兄弟的门路，被委为招商局总办。他上任后采取了许多措施，都严重地触犯了李国杰的利益。“到了1929年，赵发觉李不但把持产业，更有利用局产营私的企图”，于是便不再犹豫，断然下令将公司接收过来，改由总管理处管辖，另设产业科管理。至此，赵、李的矛盾愈加尖锐。李国杰密叫其弟李少川转请王亚樵杀赵。王早有此心，一拍即合。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乘车至招商局下车，被早已埋伏那里的王亚樵党羽连击十枪，血流如注，当场死去。
1931年，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在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下，被迫下台。孙科气愤异常，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予刺杀宋子文，并给巨资以供各项布置暗杀费用。这是杀宋原因其一。其二，胡汉民被蒋介石骗到南京囚禁，被释后，报复之心甚切。闻上海王亚樵能杀人，乃以重金结纳。晤谈之下，胡汉民誉王为“江淮大侠”，王亦感恩知己，愿为效力。第一炮就是上海北站刺宋子文案。
王亚樵承诺孙、胡二人之后，在京、沪各设一个刺宋小组。住南京小组不断与国民党财政部进行暗线联系，侦察宋的行动，新婚不久的唐腴胪被误刺身亡。
但始终无下手的机会。1931年7月23日，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即电告王亚樵：“康叔（暗号）
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急命党羽八人立即到北火车站等候下手；又派十余人把守站外各处，做监视和抵抗路警围捕之用。24日上午8时许，宋专车到站，在随员卫士等簇拥下下车。宋的秘书唐腴胪走在前面，因唐的身材、衣着与宋相似，刺客一拥而上，集中对唐射击；唐中弹多发，当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宋子文乘势躲在石柱后面幸免。这时刺客认为目的达到，掷出两颗劣质炸弹，顿时黄烟笼罩，刺宋八人和在外把守的十余人均混入乱窜的旅客中安全退走。
刺宋案发生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令戴笠侦破，一时风声很紧，王闭门不出。戴笠虽对王尤加注意，却难获得实据，也就不了了之。
1932年，王由香港重返上海。但因军统特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