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⒚铀⒔鹪懒亍⑿熘灸Α⒁Υ游岬热死赐Ｔ谥焓峡蠢矗庑┪目瞥錾淼闹斗肿樱皇堑烂舶度坏纳砭褪亲鄣赖纳窬。挥幸桓稣Ｈ耍蚨臁⒏刀怂浣阱氤撸慈绺籼煅模俅问チ讼嗉幕帷�
当朱家骅主持中山大学校务后，极富远见地预感到自己发迹的时代到来了，于是雄心大发，锐意整顿，大肆扩充院系规模，聘请有名望的教授到中大任教。为了充实即将改制的文学院师资，也顾不得以前对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偏见和恶感了，极欲物色一位“对新文学有创造力，并对治新史学负有时誉的学者”，“来主持国文系和史学系。”【49】正在朱家骅苦苦寻觅之时，忽闻赵元任等海外归来的好友，连同蒋梦麟等北大同事都提及傅斯年，并谓此人在欧洲几年学业大长，尤其是文史之学，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都修炼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绝妙境界。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傅氏即将归国一试身手，原想聘请的北大已经散板儿，傅氏去向不明。得知这一消息，朱家骅猛地想起当年沈尹默在北大校园对自己说过的话，认为傅氏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海外求学七载，如能刻苦攻读，修成正果是可能的。在感慨了一番世道无常，确有可造化之人杰后，便向中大校委会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二元老作了汇报，拟聘傅到中大主持国文、历史两系事务。顾孟余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任北大教务主任，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对傅有些了解，且大有好感，趁机在戴季陶面前帮朱家骅讲述了一通傅斯年才高过人之处。戴氏一听这位原大清王朝首位状元之后、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现已在海外成了比“海龟”还要厉害的巨无霸式的头号“大鳄”，于是深表赞同，嘱朱尽快与对方联系，以免延误时机，让其他学术机构捷足先登，使这一难得的“大鳄”落入别人的网中而不得。
第36节：中山大学的暗流（2）
朱家骅得令，立即着手与傅斯年联系，当得知傅正在驶往国内的轮船上时，越发密切地关注着傅斯年的动静。于是，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今非昔比的傅斯年刚刚在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就收到了朱家骅亲自派人送来的聘书，此举令他深为感动。
傅氏在回国前已有耳闻，此时的广州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不断变换。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
这一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放洋之初对北大新潮社同仁所界定的过30岁再服务于社会的年龄。
注释：
【1】据清华大学部第三级学生卞僧慧（字伯耕）回忆说：“往者先生讲史，言档案之用，尝谓：曾在湖南交涉使署工作。初至时，终日披阅档册。对外交涉，不能仅凭条文，自逞臆断。必熟于案例，事来方能举措得体，不致贻笑或偾事。”（见卞僧慧《怀念陈寅恪先生》（未刊稿），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载《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3】《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吴宓又有按语云：“陈君后专治梵文及波斯文、阿剌伯文，等，则购书只限于专门，少精。不同以前之办法矣。”
【4】《吴宓日记》，第一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5】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6】《洪业传》，陈毓贤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
【7、13、16、21】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8、】《自然〈以书为序〉》，载《傅斯年全集》，第一卷，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9】傅斯年《寄新潮社诸友》，载《新潮》，第二卷，第四号，1920年5月1日。白情，指傅斯年北大同窗康白情。
【10、12】傅斯年《留英纪行》，载北京《晨报》，1920年8月6、7日。该文由傅的北大同窗徐彦之推荐发表。
【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4】《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泛森、杜正胜编，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出版。
【15】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二七卷，第二期，1970年8月。
【17】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另，文中提到的曹谷冰（1895—1977），上海高行南镇人。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回国后在天津《大公报》社工作，历任《大公报》驻北京、南京特派员，天津、上海、汉口、重庆各分馆编辑主任、总经理等。民国二十年（1931）以《大公报》特派员身份赴苏联考察，发表《苏俄视察记》，后汇编成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文史馆馆员。红色中国建立初期，曹曾两次上书国家主席毛泽东，就财政经济问题陈述意见，毛两次亲笔复信并充分肯定其意见。此公到了80高龄时，仍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利用通晓德语之特长，全文校译《共产党宣言》。1977年2月4日在上海病逝，终年82岁。
【18】《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竺可桢著，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1954年1月28日条。
第37节：中山大学的暗流（3）
【19】《陈流求追记》（未刊稿），载《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蒋天枢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0】陈封雄《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载《战地》1980年5期。
【22】《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23】《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王泛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见附录《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24、40】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70年3月31日。
【25、29、30、39、41】罗久芳《傅斯年留学时期的九封信——纪念先父罗家伦与傅斯年先生的友谊》，载台北《当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1日。
【26】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7】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二期，1970年4月29日台北出版。
【28、31、32、33、35】《杂忆赵家》，杨步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34】罗家伦《忆志摩》，载《罗家伦与张维桢》，罗久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36】周作人《新潮的泡沫》，载《亦报》，1950年6月14日。
【37】罗久芳《傅斯年留学时期的九封信——纪念先父罗家伦与傅斯年先生的友谊》，载台北《当代》，第一二七期，1998年3月1日。以下引文同。
【38】《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罗久芳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42】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以下引文同。
【43】《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载《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44】《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散木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
【45】《新潮》，蒋梦麟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
【46】《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47】《致章廷谦》（1927年7月28日），载《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48、49】朱家骅《悼亡友傅孟真先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第38节：南北两校园（1）
第三章南北两校园
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就在傅斯年欲返国而不知身归何去，心绪如焚，处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曾致信已至清华园的陈寅恪求法问计，陈寅恪自是为之积极活动。1926年11月16日，当清华教务长梅贻琦主动到陈宅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时，陈寅恪感到机会来临了，他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因当时没有留下陈、梅此次谈话的详细记录，对梅的态度已不可知，但通过吴宓的日记可寻出一点线索。吴在当天的日记中云：“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吴屡荐之柳诒徵，陈寅恪的私塾老师）。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1】内中可见，当时的梅贻琦对傅斯年是颇感兴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则，吴宓不会满怀怨恨又无可奈何地为世局一哭。不过，无论此时梅贻琦做出何种决定，都已成为马后炮了。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岛之时，在南国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已经捷足先登，将傅氏这只学界大鳄紧紧地收入网中了。
自此，清华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与陈寅恪联袂登台的机缘，他们的相会与并肩协作，以及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创造划时代的辉煌，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来到中山大学的傅斯年，与朱家骅一见如故，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他过人的胆识、才气与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为铁杆兄弟，放开手脚让傅在中大校园内由着性子，尽情地翻着跟头折腾。用朱家骅的话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2】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的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令全国学界为之瞩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