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道家-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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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土与历史政治的关系
讲到历史政治与隐士的关系，这在我们整个的历史系统里，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问题，只是大家都相沿因袭惯了，谈到历史，不是用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来读，便抱着疑信参半的态度来研究；可是无论属于哪种方式，对于历史政治上幕后隐士们的价值，都被忽略过去了。我在前面曾经强调说，隐士思想与隐士们，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但是自古以来，真正彻底的隐士，已经无法确实得知他们的事迹，只有被道家的人们，搜罗一部分，假托一部分，归入若隐若现的神仙传记里去了。我们现在提出与历史政治有关的人物，也只能算是“半隐士”的一样。所谓“半隐士”，就是说他们的生平，或者在前，或者在后，过的是隐士的生活，其余半截的生活，就出山人世，参与现实社会，和实际的政治有了牵连。关于“半隐士”与“隐士”，我们引用宋代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做为恰当的说明、放翁的诗说：“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他认为真正的隐士，入山唯恐不深，避世唯恐不远；而被人知道出了名的隐士，已经辜负了自己当初逃隐的动机了，姑且不说别有用意的严子陵们，就是许由、巢父他们，被人发现了踪迹，有了“高尚其志”的“隐士”声名，也早就错到底了。这虽是陆放翁有所感而发的话，然而也足以代表“半隐士”们的一般感叹！至于历史政治有关的“半隐士”，例如伊尹、傅说、姜尚，以及间接有关的，鬼谷子、黄石公，与秦、汉以后的“半隐土”如张良、司马德操与诸葛亮。南北朝以后，列入道家人物的，如王猛、陶弘景，唐代的魏征，宋代的陈抟，元代的刘秉忠，明代的刘基、周颠，清代的范文程等等，都是其中的荦荦大者，为一般比较容易熟悉的人物。这便形成中国历史政治上特有的情形：凡在拨乱反正的阶段，或建国创业的时期，身为中国文化幕后的“隐士”们道家的人物，就见危受命，挺身而出，代表一般山林在野的志士们的精神，辅翼命世之主而创造新的时代和历史。到了治平的时期，便又默默无闻，把成果与责任，付之自命为儒生们的手里了。因此，我们要了解，中国历史的演变，及其兴衰成败，成学术思想的关键，几乎有一共通不易的定例：那便是凡当拨乱反正的时期，大多是道家人物与道家学术思想的功劳；到了天下太平，坐而论道，讲究修齐治平之学的时期，就成了儒家的天下了。“隐士”的道家人物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政治具有这样举足轻重之势，除了“通古今之变”，如司马迁等少数人以外，一般人几乎不明实况，所以把真正道家的人物，与真正道家的学术思想，就一直蒙在冤枉的档卷中了。我们姑且举出正反面一、二种历史资料，以便有一新的认识，恕限于时间与篇幅，不能具体地详细讲明。
1．历史上畏惧“隐士”思想的反面
周代：“太公望（姜尚，字子牙，因功被周室尊称为太公），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族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这一历史故事，便是说明姜太公得封为齐君以后，要杀齐国的“半隐士”华士。他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请他三次又不出山，这便使“半隐士”出身的姜太公动了杀心了。因为姜太公是行家，他懂得“半隐士”的利害，又加上他初到齐国，旧有的地方势力，还没有投诚，他决不容许这种不合作的作风养成。所以周公吃惊地问他，你何以随便就要处决一个“高士”呢？他就说出他的意见，认为假使像华土这种人，还要褒扬他，那么，我还要做齐国什么人的君王呢？这真是痛痛快快地说明统治者的苦经，同时，也由此可以了解上古对“隐士”思想的重要性。
其次：在战国末期，齐国派使臣到赵国去，赵国的女主赵威后，在接见齐国大使的时候，还没有谈到正题，赵威后便问了几个有关齐国政治的问题，最后，便说：“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个外交史上的故事，正和姜太公要杀华士的说法，是同样的观念，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权者对于“半隐士”的畏惧，和惧怕侠义道的情形，是同样的心理。其实，齐国的“半隐士”于陵子仲，已经大非姜太公时代的华士可比，赵威后挑拨齐国大使，也许正是惧怕这个“半隐士”于陵子仲的才能，对于齐国与赵国之间的外交政治上，是一个有暗中左右力量的可怕人物，所以他在急于去掉故国贤人的心理意识上，便冲口说出这种政治心理作战的话来了。
2．历史上尊重“隐士”思想的正面
帝尧想要让位于许由，周初用姜太公的建议，尊重伯夷、叔齐的志节，这些都是大家所熟悉知道的事件。秦始皇一怒而坑不听命、不合作的儒生，因此又大失人心，汉高祖要想换立太子，结果日后用了张良的建议，把那高隐在商山的四皓，素来不理汉高祖的四个“半隐士”，死拉活扯地拖下山来，做了太子的老师。这样，便使汉高祖不能不屈服，只好变更计划，也就不敢再谈换立太子的事了。此外，如历代帝王向山中的“隐士”，动问国家大计的，也例不胜举，有名的如陶弘景，称为山中宰相。因此，在历史文化的著作上，便有上古的“隐士”，秦、汉以后的“神仙”，唐、宋时代的“高士”与“处士”等无位而得高名的称号产生。尤其在宋代，有一类的“处士”，以“半隐士”的姿态而得到一举成名的光荣，致使后人笑他们有“功名捷径在烟霞”的讥刺。以及后来两宋理学家们，讲学不仕的作风，都是由这种传统文化幕后主角的“隐士”流风所造成的。清兵入关以后，英明的康熙，屡开博学鸿辞科来网罗不称臣、不投降的汉族知识分子，也便是对付“隐士”的一个政策。
我们为了说明道家学术思想的渊源，稍微多加牵扯了有关于隐士的问题，暂且到此为止。至于“隐士”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利弊，一时很难详细来说明，总之，姑且拿老、庄做代表的道家“隐士”思想，与孔、孟做代表的儒家思想来说，他们最高的目的，和最基本的动机，所谓救世治平的宗旨，其实并无两样。所不同的，就是采用的方法与态度，各自别有主张。儒家的孔、孟，他们的作法是积极的强行人世，冀图挽救世道人心；道家“隐士”们的主张，是因势利导，处之于无形。所以道家的方法是用“弱”、用“柔”，结果往往被用错，而致于柔弱不堪，这是它有害的一面。但在好的，有利的一面来讲，它正是《易经》乾卦上。用九”的精神，所谓“见群龙无首，吉”。“龙德而隐者也”。因为它不在任何的那一个交位上，所以它能够绝对的冷静，绝对的客观，在幕后领导九五的变化。倘使它也人了交位，当然便被变道所构，自身难免不受其变，而无补于时艰了。我们研究道家的应用，必须先要了解这个精神，才能谈道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利弊和价值。
三、方士的学术与道家
在这个时代来讲道家，正当一切的学术思想，都被沉埋在科学的浪潮中旋转，所以一提到“方士”，便使我们有无限的感慨。首先我要为历史上的“方士”们提出申辩，所谓真正的“方士”，也就是我们古代真正的科学家。后来由于受传统文化另一观念所影响，历来自命为儒家的学者，根据有关对“方士”们不利的资料，而将它变成是一个轻薄鄙视的名辞。因此我们历史上的“方士”，与“方术之士”、“方技之士”等的称号，一直被读书的知识分子。视为江湖末技，与跑马卖解（做把戏、变魔术）、走江湖、混饭吃的观念，混合在一起了。其实，退一步说，假使“方士”便是走江湖、混饭吃的一流人物，虽然多少含有混骗的成分，但也不过是“众庶凭生”，为了生活，与那些欺世盗名者相比较，也无什么惭德之处。但最不幸的，正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过去对于“方士”有了这种偏见，就使我们上古发现的原始科学研究，在这种轻视的观点之下，永远被沉埋在“方外”的角落里了。
关于“方士”名称的来源，比较可靠的资料，首先见于战国时代的学者们，特别提出这个名称，但在那个时候，这个头衔，并不含有轻视的意思，只是做为学术技能的特称而已，庄子曾经提出“方术”的名称，也正是说明“方士”是一种有特长学术的人士。秦、汉以后，“方士”之名，渐已通用，尤其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写到秦始皇的迷信“方士”而求神仙，汉武帝受到“方士”们的欺骗而到海上求仙，《封禅书》中，用微言大义的笔法描述汉武帝的愚痴与迷信，以及“方士”们诈欺的丑态，于是后世对于丑陋可鄙的“方士”，就因袭观念，不屑一顾了。其实，在司马迁的笔下，对于具有价值的“方士”，只要他的学说与方术技能，足以影响人心，有利于社会的，他并不轻视，更不放过，都分别地为他们一一列传。如属于阴阳家的驺衍，属于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