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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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中心的一家法国餐厅，我假装内行，点了一瓶波尔多红酒。侍者显然认识博鲁姆，毕恭毕敬，为他点上粗大的雪茄。他像蒸汽火车头一样开动了，环绕着我们的话题。他告诉我，我的很多诗都看不懂，但他喜欢。说起我们共同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及其他美国诗人，我才知道，他在美国住过很多年，参加过“垮掉一代”的活动。两杯酒下肚，博鲁姆先生变成鲍尔。仔细看，他长得慈眉善目，但有威严，像个庙里的方丈，这跟他传遍北欧的凶恶名声不相称。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误解中，只是有人不在乎这种误解罢了。他喝酒谨慎，每回只抿一小口。相形之下我喝得太快，有朋友说我酒胆比酒量大。我们又要了一瓶，我渐渐有些不支了，一阵晕眩，他的声音消失在吐出的烟雾中……
待我睁开眼，鲍尔正关切地盯着我。你没事吧？他说。
怎么，我睡着了？
你睡着了，睡了半个来钟头。
对不起。
这没关系，你累了。
我他妈居然在异国他乡在饭桌上当着主人面睡着了，这可真是种本事。我擦擦额头，把自己的杯子斟满。回去的路上，我又在出租车里睡着了。
再见到博鲁姆已是冬天。我们坐在哥本哈根市中心广场旁的一家酒吧里，看窗外风雪。他还约来他前妻英格尔·克里斯坦森和另一位女诗人。鲍尔向我保证，英格尔是丹麦最好的诗人。我愿意相信。英格尔一看就是那种绝顶聪明的女人，这种女人如今已经不多了。但得承认，我跟英格尔不太合得来，她对男人的顽劣有一种天生的戒备。鲍尔和英格尔依旧是好朋友，时不时交换眼色，那是多年共同生活练就的默契。吸取教训，我这回喝得很节制，只要了杯啤酒。
我宣布在电脑时代书很快就要消失，可并没吓倒谁。英格尔撇撇嘴，咕噜了几句，大意是这种危言耸听没什么意义。博鲁姆不吭声，在烟雾中宽厚地笑着。英格尔提醒我，我讲英文时“词”（word）跟“世界”（world）永远分不清。我还挺矫情，反驳说“词”跟“世界”本来就是一回事。
冬去春来，我和鲍尔见面越来越少。他约好要跟我和安娜一起好好聊一次，大概为了要把“词”跟“世界”的关系搞清楚，可惜时间总是凑不到一起。九二年秋天我搬到荷兰后，跟鲍尔失去了联系。后来从安娜那儿听说，他得了癌症。我几次想打电话给他，又放弃了。我能说些什么呢？“词”跟“世界”的确不是一回事。
今年春天安娜写信告诉我，鲍尔死了，他死前不久，朋友们给他过了六十五岁大寿。此刻，我想找出鲍尔的名片——他和我最后的联系。我在那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可连个影子也没有。他离我而去，不打招呼也不说再见。
第一辑 空山布莱顿·布莱顿巴赫（1）
一
“外面是黑暗。雨沙沙地落在屋顶的斜窗上。我可以看到那尘封的表面湿漉漉的痕迹。在这建筑物以外的黑暗空间里有亮着灯的窗户，若视力延长，你可以看到人们在窗帘后面移动，专注于他们每夜的工作和梦幻，每人活在他自己那幻想、欲望、仪式和爱好的小小的茧里。”
这是南非作家布莱顿·布莱顿巴赫（Breten Bretenbach）的回忆录《一个患白化症恐怖分子的真实自白》（The True Confessions of an Abino Terrorist，简称《自白》）第一章的开头。
他在南非蹲了七年多大狱，这本书记述了他的被捕和狱中的岁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一个持法国护照名叫格拉斯卡的男人，刚要登上回欧洲的班机时被捕。被捕前他冲进厕所，吞咽了张纸条。当他被带到机场的一个房间，南非安全局的斯纳克上校让他写份简历，他凭作家的想象力，编造了格拉斯卡先生的生平和社会关系。上校的助手从旅行袋里搜出个烟斗。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用南非语说，“算了吧，布莱顿，游戏该结束了，我们知道你是谁。是不是想让我们带你哥哥来见见？”后来才知道，与此同时，南非总理结束访问回国，达官显贵到机场迎候，其中有布莱顿的哥哥。
我最近在读《自白》。布莱顿在这本书扉页上写着：给我亲爱的朋友和歌伴北岛，致以最美好的祝愿，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里斯本。除了签名，还用拼音注明他的中文名字——卞延博。
九四年秋天，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理事会。一天晚上，我们结伴去里斯本市中心听“法度”（Fado），一种悲伤的葡萄牙民歌。如今连悲伤也能卖高价，那些有“法度”表演的饭馆酒吧贵得吓人，门口有人专拉外国游客。由布莱顿挑头，带着他的老朋友朱利安和我，悄悄脱离了大队人马。布莱顿不愧是搞地下工作的出身，他和别人聊着天，使眼色让我们溜进小胡同，再尾随过来。他根据事先画好的路线图，在小巷深处找到一家只有本地人才去的酒吧。那里烟雾弥漫，挤得满满的。歌手是个小伙子，非要唱尽人间苦难不可。“法度”让我想起山西梆子，凄厉高亢，让人抓心挠肺。去得太晚，不久就散场了。余兴未尽，我们留下来喝酒。
回旅馆路上，受了“法度”和酒精的刺激，我们三个哼起歌来，在暗夜倾诉各自的忧伤。不知怎地，不同国度的酸曲最后汇成《国际歌》。布莱顿用英文，朱利安用法文，我用中文，竟如此协调，好像我们一起排练了一辈子。在午夜，在里斯本繁华的大街上，我们昂首阔步，扯起嗓子，高唱这支正被全世界忘掉的歌。
什么时候认识布莱顿的，我记不太清了。十几年前我们肯定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见过。那时我刚出国，谁也记不住，人物与日子像扑克洗在一起。我们真正相识应该是八九年以后的事。一九九○年夏天在鹿特丹，布莱顿突然闪现出来，像个黑桃K。他有一种受难者的威严。皮肤黑黑的，络腮胡子花白，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睛，悲天悯人，既热又冷，且带钩，女人得特别小心才是。他长得有点儿像神职人员，但绝不是那种普通的牧师，更不是红衣主教，对了，他正像基督本人——非洲的基督。我管叫他“基督”，他愣了一下，“我？”然后呵呵笑了，反过来叫我“毛”。
他是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决策人之一，几乎年年都去，是个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听众随时乐于洗耳恭听。他话锋犀利，得理不让人；我本来嘴就笨，加上说英文，说得我理屈词穷。我属黄花鱼的——溜边，倒时不时能碰见布莱顿——在他厌倦公众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很放松，开开玩笑，一来二去，倒成了好朋友。
《自白》是他三卷回忆录的第二卷。第一卷《天堂一季》（A Senson in Paradise），是关于他在海外流亡三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旅行。那是七三年，他得到了三个月的签证。九一年曼德拉获得自由后，布莱顿再次回国三个月，完成了第三卷《回到天堂》（Return to Paradise）。这三卷回忆录可看作当代南非的个人编年史。我手头只有这第二卷，好像从紧急出口处进入他的生活，从“现在”的位置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但丁《神曲》中有三个阶段，从地狱、炼狱到天堂。《自白》肯定是炼狱，是布莱顿一生中最苦的日子。
那位斯纳克上校，早在《天堂一季》旅行快结束时出现过。一天晚上，由他当警官的哥哥出面，请来两位客人，其中一位就是斯纳克上校。那种谈话是一种炫耀，让他看看他们对他有多么了如指掌。两年后在机场，斯纳克上校让他握住烟斗，突然说，“游戏该结束了。”布莱顿抽烟斗是出了名的。化名进入南非后，他改抽香烟。有一天，他穿过开普敦的露天市场，经不住烤烟香味的诱惑，买了烟斗烟丝，回到旅馆偷偷抽起来。
布莱顿写道：“看看他们如何挖掘一个人的过去，设计他的未来，修改他的现在。我没有私人生活：一切都在他们手中；他们对我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他们有档案，有电脑。他们知道我的方式，我的嗜好，我的附属品，我小小的秘密——我的花园——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性的……”
和布莱顿相处久了，才知道他不是那种天生的革命家——他敏感有如琴弦。这琴弦被风暴狠命弹奏，未断，那真是奇迹。而奇迹又往往源于苦难，正如基督本人的遭遇。
二
今年五月，我从美国去南非德班参加诗歌节。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转机时，听见扩音器在广播：“布莱顿巴赫先生，请尽快到十八号登机门，飞机就要起飞了……”二十三年前，另一个布莱顿巴赫先生就在这儿，在登机前几分钟被捕。
到了德班，在旅馆放下行李，我被领到一家意大利饭馆。布莱顿迎上来，和我紧紧拥抱，说：“伙计，欢迎到非洲来。”我们在巴黎、墨西哥城、里斯本、斯特拉斯堡、香港等地见面，这回可终于到他家来做客了。布莱顿一定不同意我的说法。如今他四海为家，大部分时间住巴黎，夏天在西班牙，每年来南非三个月，在大学教写作，协助组织非洲诗歌节。这时间比例，我想也是南非在他心目中的比例。他没有祖国，属于他自己所界定的那种“中间地带”的人。
今晚是他的画展的开幕式，可惜我晚到了两个小时，刚好错过。作为画家的布莱顿和作为诗人的布莱顿的是两面镜子，而布莱顿本人正从中隐形。
我提到在约翰内斯堡机场的另一个布莱顿巴赫。他说，这个名字在南非极少，很可能是他的亲戚。最早的布莱顿巴赫家族来自德国，在非理性的迁徙途中，有荷兰人、黑人、马莱人的血液汇入，血缘关系复杂得像块调色板。他祖父是雇农，到父亲这辈日子好过些，按中国的阶级划分大概算得上中农，自己动手挖渠、耕种、采矿。布莱顿哥仨，还有个姐姐。大哥即他在机场被捕时正迎候南非总理的那位，是反游击队特种部队的准将指挥官；二哥是同情法西斯的新闻记者、秘密警察的同路人；布莱顿是个写诗的“恐怖分子”。我最好奇的是他和大哥的关系。“还行，只不过在一起从不谈政治。”他告诉我，在巴黎流亡时，大哥来出差，哥儿俩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一直喝到天亮。
在《自白》这本书中，布莱顿的倾诉对象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检查员先生”，有时又管叫他“眼睛先生”、“我先生”，语调充满了调侃挖苦。依我看，“检查员先生”是个双重角色，既是秘密警察的同谋，又是他身处绝境的内心独白的惟一倾听者。布莱顿若是基督的话，“检查员先生”就是上帝。“啊，检察员先生，你认为我有罪吗？是的，我有的是幸存者的罪。”他写道。
秘密警察头子汉廷顿是个病态的家伙。有一次布莱顿被召到监狱门外，汉廷顿把他正读师范的侄女介绍给他。那个女孩子是他的诗歌迷，发誓要用泪水帮他脱离苦海。汉廷顿还请他到家里做客，带他参观花园。后面就是山，周围似乎无人警戒。是暗示他逃跑？还是陷阱，在逃跑时把他击毙？两个小女儿请他签名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