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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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心脏。
有的出租车司机目标很具体。有一回坐车，司机是从土耳其山沟来的中年农民，从后视镜能看见他忧郁的眼睛。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攒钱买辆好车，衣锦还乡。他仔细向我打听各种车的性能和价格，高不成低不就，好像我是车行老板。亏得我也爱车，趁机卖弄我那点儿知识。他暗自拨拉一遍小算盘，断定自己明年就能回国了。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
跟纽约出租车司机聊天要避免卷入政治宗教之类的话题。那一天头上包布满脸胡子的印度司机收工回家把我捎上。他马上要下班了，心情愉快，跟我东拉西扯。他来自孟买，在纽约开了十五年出租车，全家老少都搬到纽约。他说他的收入相当体面，都是现金，没有税务的问题。我提到塞蒙·拉什迪（Salman Rushdie），那个被伊朗追杀的印度小说家，以为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他一听这名字破口大骂，用尽所有的英文脏话。他准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及时闭嘴，否则非得被他赶下车去。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老纽约。有一回搭出租车去甘乃迪机场，随口问司机从哪儿来。司机一下火了，用浓重的外国口音说，从哪儿来从哪儿来，每回人都这么问，可等他说出自己国家，没一个知道。我的朋友说让我试试。司机说那好，我说出国名你说出首都，这趟算我的，否则加倍收费。成。司机说阿尔巴尼亚。他不仅说出首都地拉那，还提到阿尔巴尼亚一个男高音的名字，可把司机乐坏了，下车时怎么也不肯收费。
前两天我去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小剧场彩排，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白人，仪表堂堂，像即将离休的哈姆雷特。他叫罗维斯（Lovis），话剧演员，是六七十年代活跃在纽约的街头戏剧的骨干。他对中国一往情深。父亲是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队副，但不许他去中国旅行。说到大选，他骂布什是白痴，代表美国军火的利益；说到纽约房租，他骂市长是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由三种人组成：律师、银行家和房地产商。下车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最后告诉我，等他从革命大潮退下来，发现这社会已无他容身之地，只能开开出租车，偶尔客串一下。“你还没醒过来，这世道他妈的早就变了。”他说。
第四辑 他乡的天空纽约变奏（2）
五
田田不喜欢纽约。她前不久到纽约来看我，住了半个月。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在加州乡下小镇住了五年——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去年夏天又转回北京上高中，其内心困惑可想而知。住加州时想北京，真搬回北京她又失望了。这孩子念旧，她想念加州的同学，但并不喜欢美国，她将来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十六岁是一个苦闷的年龄，再加上跨国迁徙、文化位移、家庭震荡、青春躁动，要处处小心才是。
田田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大概由于时差或对纽约的拒绝，她每天上午昏睡不醒，一到晚上来了精神，上窜下跳满屋飞，让我眼晕。客厅的橱柜上有个老座钟，想必停摆了很多年，零件早就锈死。田田从来不戴手表，大概在北京和纽约之间获得某种参考时间，她没事儿就去鼓捣那座钟，拨动时针摇晃钟摆，可走不了几下就停了。
在我看来，到纽约就要登高。我要带她去帝国大厦。她反问：“为什么帝国大厦？”“那儿高。”“还能比山高吗？”这下把我噎住了。好吧，那就去中央公园。“为什么中央公园？”“那儿大。”“到底有多大？”我比划半天，最后找出纽约地图。“才这么丁点儿。”她蔑视地吐了气说，“算了吧。”最后我只能陪她逛苏活（Soho）。一进那种青少年的服装店，嫌我丢人现眼，她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几句话把我打发走。
我们带田田到Q大姐家去做客。Q大姐的丈夫彼特（Peter）是德国犹太人，全家死在纳粹集中营里，只有他逃出来。他在纽约做了多年的心理医生，可每周还要自己花钱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住中城东边的一座现代公寓楼。一进门，大理石光可鉴人，门房穿戴如将军，很容易迷失在那些镜子中。他们家一尘不染，雪白的沙发雪白的地毯，聚光灯投射在墙上一幅幅抽象画上。
“简直像个五星级宾馆。”田田吐吐舌头说。
Q大姐做了一桌地道的上海菜。彼特的脑门奇大，像个老寿星。他会怪腔怪调地说几个中文短语，比如“拉关系”，嘲笑自己“搭错了筋”。我们带来两瓶法国红酒，喝得提心吊胆，生怕滴在脚下的白色地毯上。晚饭后，彼特取出他们最近在中国的照片。他事先警告田田，他是有毛病的人，必须戴上橡胶手套才能看相册。我正给田田照相，她伸出一双手，同时捏着橡胶手套装成另一双手，向我挥动。
英雄所见略同：彼特提议带田田登高去看纽约的夜景。她后来告诉我，楼顶中央有个露天游泳池，天气冷，上面盖着帆布。她想走过去看看，“搭错筋的！”老彼特突然在背后大喝道：“不许动！你、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
六
G有个普通的汉族姓氏，因祖上满族正黄旗，为维护正统，他想改回去姓皇族的姓——那拉氏。据说上两代，他家某某曾是京城的卫戍区司令，可信。若再往上多数几代，我猜则多半是攻城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要不他怎么当年能从北京直奔荷兰，又从荷兰杀到美国，南征北战，其中必有血液的召唤。
他是“星星画会”最年轻的成员。他那时年仅十八岁，眼睛明亮，一脸憨笑。记得“星星画会”在北海公园办画展，他帮大家挂画，话不多，忙上忙下。当年那个明朗的北京小伙儿，待八八年秋天在纽约重逢，一晃变成了阴郁的纽约人。他俨然以东道主的身份，开车陪我们到康州的海边去玩，逛哈雷姆区，在中国城请客吃饭。
我九三年搬到美国，G的故事有点儿离谱了。在画画搞试验电影的同时，他投身华尔街，摇身变成了生意人。更邪乎的是，据说他同时有两个老婆，不久又生了两个闺女，年龄相差没几天。我打电话去问，他一乐，不置可否。依我看这也没什么，古已有之，再说那不正是多数男人的梦想嘛。让我奇怪的倒是，怎么以前从未觉察到他的疯狂。
自打我搬到纽约，我们周末常在一起喝酒。他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不兑水不加冰块，干喝。微醺时他总要挑起一些形而上的话题，且用英文，直到先把自己说糊涂了为止。他笑起来挺费劲儿，多半是未完成的，支离破碎。
他性格中有很多对立的东西。他既疯狂又自我压抑，厌倦名利又渴望成功，待人诚恳又过于苛刻，既暴烈又脆弱。他在西方受教育，但骨子里是地道的中国人。他无疑是个怪人，怪人只能住在纽约那林立的高楼之中。前两年他搬到与曼哈顿隔岸相望的新泽西州。这一回可搬坏了，其纽约人的内心受到了重创。这多少在他的一组画中反映出来：形同废墟的建筑物梦幻般地呈现在平涂的单色背景中，无限寂寞。他开始在家里养鱼，而且专找那些丑陋古怪的热带鱼，养在自己心头，韬光养晦。
他最近画风大变，画了一批疯马，横眉立目，鬃毛倒卷，犹如他本人的自画像。我很喜欢，从中选了一张做我英文诗集《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的封面。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他在性格等诸多方面南辕北辙，但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内心的疯狂。在某种意义上，疯马的对应物就是天涯。这么说来，我们在纽约相逢不是没有缘由的。
七
星期六上午，G开车到曼哈顿捎上我，过桥进入皇后区，上四九五号高速公路。不少纽约人去长岛度周末，车多，走走停停，到水磨房镇（Qater Mill）已中午一点。我用手机先通风报信，S站在路的尽头，那头灰白头发像信号旗在飘扬。
我们是在一本国际刊物的发布会上认识的。我早到了一个钟头，孤魂般在大厅转悠。终于有人出现，斜插过来跟我握手，他就是S，以前从未谋面。我请他帮我朗诵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会后我们应邀共进晚餐。分手时互留地址，他约我到他的乡下别墅做客。对纽约人的这类承诺不必认真。一个月后他打电话来：“还记得吗？对，是我。”
窗外海天一色，鸥鸟齐飞。他的夫人詹（Jane）随和善谈，是退了休的社会学家。S七十多岁，诗人兼出版商，但靠的是艺术收藏和交易。他专门经营意大利、西班牙的古典名画，和各个博物馆打交道。我问他是否靠家族遗产。他摇头说，他是从零开始的，最初的知识得自于以前的女友，她是个意大利画家。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客厅，夕阳平射在他脸上，他眯起眼睛，满面倦容。长时间的沉默，直到阳光悠然滑走，他陷入昏暗中。
第二天上午我下楼时他在画房。他说他五点起床，正在看一本昆虫学的画。
一周后又接到S的电话，这回是在他家设宴。他住河谷镇（Riverdale），离曼哈顿仅十几英里，是有钱人躲避都市喧嚣的好去处。他的豪宅坐落在哈德逊河边，视野开阔。从阳台望去，在变化微妙的光线中，天空河水丘陵层次分明。他家是个小型博物馆，几乎都是文艺复兴的名画，包括伯尼尼和戈雅的重要作品。
今晚的主要客人是美国桂冠诗人库尼兹（Stanley Kunitz）及夫人，分别坐在长桌两头。S雇了几个人打下手，由他亲自掌勺。坐在库尼兹旁边的是个患艾滋病的女诗人，眼神扑朔迷离，但有一种正视死亡的坚定。我和S坐在库尼兹夫人两侧。她九十五岁，说起话来像个孩子，天真不连贯。她请人在她的红酒里兑点儿水。“这回好多了，”她呷了一口，对我说，“我看这儿的客人都很模糊，只有声音是熟悉的。”
S今天很健谈，从意大利人的性格讲到昆虫的生活。他认为昆虫有自己的世界，做爱做到昏天黑地的地步，那是一种幸福，人类不能理解的幸福。他有一天醒来，发现两只蝙蝠正在他胸口上做爱。“我怕蝙蝠。”老夫人说。S又讲到蛇的爱情，老人扮了个鬼脸说：“我怕蛇。”
八
去迈阿密晒了半年太阳的老夫妇马上要回来了，我们得从他们的单元搬出，临时住到朋友家去。要说这单元还算宽敞，但惨不忍睹。棕黑色家具丑陋笨重，好像跟随老夫妇多年后决心长在那里；两个并排面对电视的单人沙发，加上那停摆的座钟，代表了退休者的生活格局；墙上挂满廉价的商品油画和旅游明信片，如窥视浮华世界的大小窗口。我们不得不用色调明亮的布和地毯，以及从画家朋友那儿借来的画尽可能地覆盖一切。
这个单元在上城中央公园西侧的一栋三十二层公寓楼里。住在里边的都是穷人，若无政府的住房补贴，谁也不可能留在这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我们的邻居多半是黑人。在电梯那狭小的空间和短短的升降时间里，打声招呼，最多三言两语，说说狗、天气和孩子，然后目光错开。别瞧纽约人直眉瞪眼，其实什么都没耽误，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