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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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知道与会代表都很关心中美关系，于是提出几个中国本可以向会议提出的问题：“本 来，对于 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如同苏联所提出的召 开国际会议谋求解 决的议案，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地位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 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 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周恩来耐心地解释说，所谓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害怕中国进行“颠覆活动”，担心中国 的“共产 主义威胁”等等，都是不存在的，他极有力地说：“中国革命是依靠中国人民的努 力取得胜利的，决 不是从外面输入的，这一点连不喜欢中国革命胜利的人也不能否认。中国 古语说：‘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 ？有人说，中国在国外有一千多万华侨 ，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颠覆活动。但是，华侨 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 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 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 的双重国籍问题。”
周恩来在讲话中热情地邀请各国代表到中国作客，欢迎他们做中国人民的朋友：
“中国人民选择和拥护自己的政府，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 相反的， 中国正在受着美国政府公言不讳地进行颠覆活动的害处。大家如果不信，可亲自或 派人到中国去看看 。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 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 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铁幕，倒是别 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详见《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20～125页，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周恩来总理这番坦然诚恳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亚非国家代表的心，纷纷报以暴风雨般的掌 声。周恩 来的讲话，驱散了笼罩在亚非会议 上空的阴霾，拨正了亚非会议的航向。
万隆亚非会议为与会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相互了解和接触的机会，像埃及的纳赛尔、柬埔 寨的西哈 努克亲王等有影响的人物，周恩来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同他们第一次会面并结识的。 因此，会外的交往 和接触就极为重要。乔冠华陪同周恩来，与各国代表广泛交流。乔冠华跟 随周恩来不断地参加一系列 的午宴、晚宴和会外交谈。周恩来见缝插针，尽一切可能去做工 作，给乔冠华留下难忘的印象。
为了使这次万隆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周恩来殚精竭虑。经过紧张的磋商，会议形成了包含 十项原则 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这就是以周恩来的发言为基调的《亚非会议最 后公报》。它体现 了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要求亚非各国友好、团结、 合作以及维护和平而进行斗 争的精神，史称“万隆精神”。
对此，乔冠华回忆道：“总理促使这次会议达成协议是靠什么呢？是靠中国支持所有亚非 国家的正义要 求，但并不以要求他们支持中国的要求为条件。总理讲：我们的态度是我们支 持人家，不要求人家支 持我们；但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是非必须说清楚。后来我们参加多 次会议都是这样，使许多人放了 心。”乔冠华1981年6月22日的谈话记录，据《周恩 来传》下卷，第11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
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一直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还是在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 东和中央决 定的精神，在万隆郑重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 要同美国打仗。中国 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 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 题。”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4月6日只得表示，美国不排斥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 。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中美之间积极斡旋，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美国政府不得不 于7月13日通过 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向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递交委托书的时候， 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 口信。美国的口信说，为了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 所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如果 你们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 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互相同意 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 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议。
1955年7月25日，为更顺利地推进中美会谈，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 ，由周恩来 直接领导，组长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乔冠华出任副组长，组内还有董 越千、龚澎、浦山、 王保流等，这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随时出谋划策，摒挡一切。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代表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为驻捷克 斯洛伐克 大使乌？阿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后，双方的会谈移至波兰首都华沙。
这一会谈持续了多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然而，周恩来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过 ：“中美 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 设性的接触，我们 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转引自王俊彦：《中美两国是如何开始接触的？》，载1999年11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
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3）
胡风是乔冠华的老朋友，建国后，乔冠华一直忙于外交和国际新闻宣传事务，与文艺界的接 触少了一 些，但他还是与胡风保持了交往，并关心胡风的工作情况。
1950年国庆节后，乔冠华与胡风、冯雪峰、胡乔木等应邵荃麟之邀，一起赴邵寓聚谈，吃了 一顿螃蟹 。席间，乔冠华提出要胡风不再回上海，留在北京工作。乔冠华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时候，他们还一起 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过一次文艺晚会，是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
新编历史 剧《梁祝哀史》。
胡风是一位充满悲剧的人物，他忠诚地继承鲁迅的批判战斗精神，对党肝胆相照，然而建国 后处处碰 壁，受到误解、批判乃至身陷囹圄。从胡风的思想渊源和文艺实践来看，他是三 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中诞生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抗战 以来的“五四”新文艺战斗传 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在鲁迅先生逝 世以后，他自觉发扬鲁迅先生所开创的 现实战斗精神的实践道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指导 和影响文 艺创作实践。但胡风的所有文学活动都 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为出发点的，他强调知识分 子应该带着“五四”的战斗传统进入抗战，在接 近大众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 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 并在抗战中逐步提高自己。这些鲜 明体现了“五四”启蒙传统特征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要 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 农兵服务和为政 治服务的思想，实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四十年代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生活环境 不一 样，这些差异还不明显，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全国文艺的总方针时，这些差异就 不能 不尖锐地表现出来。但胡风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的严重性，他把它看成是 来自解放区的 一些文艺理论家在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发生的理论偏差，为了让毛泽东直接 理解他的理论观点，他 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理论主 张 ，并逐条反驳何其芳、林默涵 等人对他的批判。
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史教程》，第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这就是胡风1954年7月上书中 共中央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作为“三十万言 书”），报告共分四 部分：1几年来的经过简况；2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3事实举例和关 于党性；4 作为参考的建议。结果适得其反，胡风并没有因此获得信任，反而堕入了磨难的 深渊。
胡风递送三十万言书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李希凡、蓝翎这两位“小人物”联名合写了 一篇文章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先是送交北京《文艺报》希望发表的，却遭到 了编 辑部的冷遇，不 得已，才转到母校山东大学去发表。母校老师很支持，所以才在1954年第9 期《文史哲》上首先发表。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但当江青 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该文时，竟没有得到《人民 日报》的允许，只在《文艺报》上转载了 ，还加了一段编者按。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 红楼梦研 究问题的信》中，抱怨某些“大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阻拦‘小人 物’的很有生气的 文章”。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见《毛泽东选 集》第五卷，第134～135页，人民出版社1977 年4月第1版。
由此，毛泽东又亲自揭 开了一场政治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从这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 就《红楼梦 》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 讨论。胡风每会必到 ，第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扬跑来动员他发言，他未为所动。
第二次开会前，胡风打电话给乔冠华，告诉乔冠华，他不想发言。乔冠华听了，在电话中对 胡风说： “为什么不发言？发言愈尖锐愈好！”胡风又打电话给陈家康，陈说，应该发言，但 要稳。但是，这时 胡风还在犹豫究竟要不要在会上发言。
不过，胡风最终还是感情激动地发了言，指责《文艺报》和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后来有研究 者认为， 当时胡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如果以为胡风当时不在会上 发言，这场批判就 不会发生，这只是书生的皮相之见。当时对《红楼梦研究》以及对《文艺报》的批评，也不过是开展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突破 口。在12 月8日下午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