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传 作者:勃罗德-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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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瞧你的记性，亲爱的马克斯！我记得清清楚楚。星期天夜在你的家门口，我摇摇头说：星期二我要到这里和那里去。你说：星期三来吧。我：我会很累的，再说我想到Pr那里去。你：那么星期四来。好的。星期四我到你这儿来了。而且就我的状态而言，即使是合情合理的责备也会使我感到太厉害。你的弗兰茨。

　　13．

　　亲爱的马克斯，你不在家里算你走运，于是你避开了你本来想惠予我的几件美事。算我走运，这样我可以更轻松、更坚决地请求你原谅我，并为我求得世界的宽恕，假如明天我九点左右才能到鲍姆那儿去的话。我们这儿来了一些什么亲戚。此外，星期一五点我到你那里走一会儿，假如会影响你的工作，你便拒绝吧。你的弗兰茨。

　　14．

　　亲爱的马克斯，你知道，我有个工作位置，而新的一年开始了，假设我的烦恼至今是用脚走路的，那么现在它相应地用手在走了。我很希望两点半在环城路的玛丽亚塑像那儿与你见面，准时来好吗，尽可能。你的弗兰茨·K。

　　15．

　　亲爱的马克斯，写在街上，我们现在将总是这么写，因

　　为路人的碰撞会赋予文字以活力。

　　面前是保拉·K的照片。昨天我几次看到活生生的她。

　　她同一个穿着打褶裥的裤子的年轻男人在一起，站了一会

　　儿，然后面色苍白地朝希伯纳街那边走了一会儿。仅为了

　　抓住点特征：她嘴里的牙齿处于混乱状态，只在右颊有个

　　酒窝，脸皮皱纹纵横，覆盖层是灰土，根本不是脂粉；这

　　皮肤白天显然在休息。——我星期四米。给我快乐，多多

　　工作。弗兰茨。

　　这是些书面的偶发性表达，而正是这偶发性具有天才的闪光，使之清晰地显示，若要以卡夫卡的口头表达来补充书面，那是漂在无边无涯的汪洋大海上了。——不过举起个例子却不妨，——当他一天下午到我家来时（我那时还同父母住在一处），他进来时惊醒了在沙发上睡觉的我父亲，他没有道歉，而是仿佛让人静静地举着胳膊，边轻轻地踏着脚尖穿过房间，边以极其温柔的语气说：“请您把我看成一个梦。”有一次他同我的女友一起去参观柏林水族馆。他对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鱼说（这是她后来深为震惊地告诉我的）：“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着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那时候是他成为严格的素食者的时候。——假如不是听卡夫卡亲口说这些话，很难设想这是那么脱口而出、毫无矫揉造作、毫无激情（激情对他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地说出来的。关于素食，我在我的笔记中还找到卡夫卡的另一句话。他把素食者与最早的基督教徒相提并论，到处受迫害、遭嘲笑，窝在肮脏的馆子里。“在底下的群众中扩散着。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属于最高贵最优秀的人们的东西。”在卡夫卡在世时我写下的这同一个记录中还有：“见神论仅仅是文学的替代品”（按照我们那时的说话习惯，这里的文学是指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这观点与福楼拜相合）。——“保险业相当于那些相信不祥可通过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的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卡尔·克劳斯把犹太作家们锁人他的地狱，严密监视，严加管制。只是他忘了，他也同样属于这个地狱。”他将他“最美的梦”讲给我听，他“坐在一叶小舟上飞过一条干涸的河床。”——关于他的头疼——太阳穴一种可怕的紧张，他说：“这种感觉像是有一块薄玻璃在那里碎裂。”——“一个冬日同我在什莱森散步时，他说到那微微挂着雪花的针叶树：它们头疼的时间还没有我长。”那时他黝黑的头发沿着太阳穴发白了——他写了个剧本——好像《守墓人》，我们很想听他朗诵，他却对之发表议论：“这个剧本唯一不浅薄的地方是，我不朗读它。”（摘自奥斯卡·鲍姆《回忆弗兰茨·卡夫卡》，载《维提柯》1929年第三期）；1911年初我记道：卡夫卡星期天爱进行寂寞的散步，没有目标，没有思想。他说：“我每天盼望着离开地球。”“我什么都不缺，只缺我自己。”他完全不进行工作。下午他或是睡觉，或是去工艺品博物馆看杂志。在社交场合他开朗、风趣，作为评论家，他的见解深刻，出类技萃，在谈话中同样如此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他的所有言论记录下来。当问到他的悲哀情绪根源何在以及他为什么不写时，他说：“我有千千万万错误的感觉，可怕的感觉——正确的感觉出不来——或者只是飘出一些碎片，微不足道。”我反驳道，写作时有时要经过开头那没有价值的思路，直至逼近那埋在下面的高尚的思想。他说：“这对你适用，对我不适用——这就等于让那些错误的感觉占上风。”1920年2月28日，我记下了另一次谈话。他说：“我们是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思想。”我相应地引证诺斯替教关于世界的恶创造者德米乌尔根关于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学说。“不对，”卡夫卡说，“我相信，我们不是上帝急剧的堕落，而是他的一次恶劣情绪，一个糟糕的日子。”“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他微笑着：“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于我们。”

　　卡夫卡并非仅仅在谈到这样的大题目时才显示出杰出的形象表达力，而是始终如此，从不中断——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他的格言中令我们感到奇特之处，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舍此它没有别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说话和写作。它是自然产物，甚至有时在他的妹妹们的表达方法中也有所表现。最具他的个性的是那些梦幻般诗意浓郁的、悖谬性风趣横生的措辞。他这样半誉半讥地说到他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他不能从长长的工作时间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说，“不过也许可以促使他这么做。”当我们滔滔不绝地又谈论了一个夜晚，天快亮时才回家去时，听到了苏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声（牛奶车等等），他倾听着说：“大城市的蟋蟀！”当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点时间，让我帮个忙时，他说：“原谅我，因为我不原谅自己。”他最后说的话中有一句也表示出这种悖谬的特征。当治疗他的克罗善斯托克大夫不愿给他注射吗啡时，他对他说：“请您杀死我吧，否则您就是杀人犯。”关于报告肺结核产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说的是（他把这个疾病说成是摆脱当时的困境——指计划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脑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尽管列举的这些事例把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却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实质。他周身散发出的最根本的素质不是其才智横溢，而是成为才智基础的深深的自信，是运动的安闲。我愿意再度求助于我的《戈尔塔》，摘录如下：“在他身边的人会直接感觉到，伟大的终将被证实为伟大，即使一切现象都在唱反调；会感觉到，世界高贵的核心将不会永远被所有弊病触犯，不会永远被人滥用。他没有说这话，很少说到类似的意思，而且也只是犹豫不决地通过一闪即逝的、听上去常是开玩笑似的形象来表达。然而他的所有举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动作，哪怕人们只是观察着他怎么梳理他的头发，一举一动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征着对一种正确的、巧妙的、纯洁的、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它存在着。困难的只是——找到它，到达它的身边。否认这种巨大的困难是他决不会干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迈出一步，都难免纠缠卷入，难免磕磕绊绊。然而他相信内在的优越素质会成熟起来。”


　　






卡夫卡传第三章　围绕职业和使命的斗争






第三章　围绕职业和使命的斗争

　　1906年6月18日，卡夫卡在布拉格卡尔·费迪南特皇家德语大学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然后他要按照惯例通过所谓的“法庭年”，亦即那些想要投身于律师职业的法学毕业生必须经过的无薪法律实习。卡夫卡从来没有当律师的念头——他只不过利用这一年作为紧张的考试后的喘息机会，并通过这个喘息机会寻找一个有工资的职位。因为他同父母达成了默契：一旦有可能，他不多一天依靠父母的钱包过日子。这连他父亲也完全没有明白，将他此举视为最不像话的无理取闹。我已经说到过：是否可以给这个才华出众的儿子（但是他的父母是否了解他的才华呢？这才华有没有显露出来都是问题）以一种特殊的自由，比如批准他到国外去学习几年。这个家庭的物质条件那时是充分的。但是要想获得这么一种待遇，弗兰茨必须有足够的甩开膀子闯路的精神。可是他最缺乏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他的能力仅仅是内向的，表现为执拗、消极的坚韧。从这里可以找到他悲剧性的咎由之所在。他受着罪，默不吭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才能的独特表现形式不仅仅在父母眼里、而且事实上也似乎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而实用性与弗兰茨在艺术中追求的纯洁性是从头到脚格格不久的，他在日记中称“写作是祈祷的形式”。在寻找挣钱的职业时，弗兰茨根出要求：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作为挣钱的职业在他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艺术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但他从不发表教义，而只是自己微笑着退缩，声称他自己“却不能这么做”。他的这种观点给我和我的职业选择也带来了旷日持久的影响。我（像他一样）出于对艺术的尊重，在最可厌的、远离艺术的、枯燥乏味的法律职业中翻来覆去地折磨自己，直至很久以后才走上了戏剧评论和音乐评论的道路。今天我认为卡夫卡在这一点上的严格态度是一种高尚的迷误，我后悔我自己像卡夫卡那样在办公室里任由成百上千个毫无乐趣的时辰在几乎是绝望的心情中流逝，从而亵渎了上帝崇高的造物——时间。

　　我们俩热烈追求的是一种“普通频率”的职业——也就是说从早晨到中午二或三点上班（我把这个“或”字写得这么轻松，其实照我们当时的想法，这一个小时决定着我们的整个内心幸福），下午空闲。私人行业的工作上午和下午上班，以致一天剩不下任何进行文学工作、散步、闲读、看戏等事项的时间。即使三点以后回家去，这才吃饭，略略恢复摧残神经的工作造成的疲劳，打算进入心中向往的自由状态——然而一天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渴望的到二点为止的频率只有在极少数工作单位存在，几乎都是国家机关，那时，在旧奥地利时期，这种机关已经是只接受由高层担保推荐的犹太人才能进入的了。我并不想在此陈述我们寻找合适的位置的希望经常遭到破灭的故事，这些故事那时每天都像幽灵般出没在我们的谈话中。好在卡夫卡经过在最紧张的私人机构（AssicuzioniGenerali）工作中的短暂序幕后，终于在1908年7月在一个半国立的公共机构找到了合乎愿望的职业，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