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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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西班牙以西海区却可直接进行空潜协同作战，因为这一海区离比斯开湾海岸我方飞机场较近。这一海区是多数来自直布罗陀和少数来自西非的护航运输队驶往英国的必经之地。但这种与空军的直接协同作战在1941年春只得向后推延，因为FW…200型飞机的数量太少，必须等到第40轰炸机联队有较多数量的飞机可供使用时才能实施。
在这期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研究出了一种能使飞机在报告目标位置时避免差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飞机发现护航运输队时先不报告位置，而是先用短波发出“我将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的短密码信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立即把该信号转发给潜艇，使潜艇作好用长波接收飞机信号的准备。然后，在护航运输队附近上空的飞机再用长波给潜艇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再用短波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报告它们根据罗盘测得的目标方位和它们自身的位置。我就立即在指挥所的海图上用定向线标绘出各个潜艇的方位，根据这些定向线的交叉点，可以相当准确地知道敌护航运输队和我方飞机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把用这个简单办法找到的目标位置转告各潜艇，以便它们向目标遂行作战行动。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采用这种方法测出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是可靠的。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初看起来有些费时，但是很有必要。因为飞机发送的关于护航运输队位置的无线电报告经常有很大的误差，如果没有上述措施，仅根据飞机报告的位置去作战，必定会遭到失败。
1941年7月，我们用这种方法在西班牙以西海域再次与空军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协同作战。被攻击的是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这些护航运输队的船只同来自西大西洋海区的护航运输队的船只相比，船体较小，因而造价也较低。尽管如此，但由于第40轰炸机联队不断地、往往是连续数日将潜艇引向目标，再加上FW…200飞机对商船的轰炸攻击，这次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大战果。
在西班牙以西的同一海域。我们还进行过一次有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参加的协同作战。在这次作战中，它们轮番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现将这次有其自己特色的协同作战行动简述如下：
单独驶往大西洋中部海区的U…37号潜艇，在驶到西班牙海岸的文森茨角以西海区时，发现了一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因在该海区没有其它潜艇，所以无法组织其它潜艇实施协同作战。但这支护航运输队正好位于波尔多机场的德国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因此我命令U…37号潜艇采取攻击行动，与敌保持接触，并用长波把敌护航运输队的方位告知空军。飞机在150海里的距离上就收到了潜艇发出的信号，于是它们继续飞行，一直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飞机找到了护航运输队，用炸弹进行了袭击，空袭取得了成功。U…37号艇自己也击沉了4艘商船，这时，“希佩尔”号巡洋舰正好从布雷斯特港又译布勒斯特港突入大西洋到达护航运输队附近。U…37号艇接到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在攻击之后继续留在护航运输队附近，给“希佩尔”号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希佩尔”号根据潜艇发送的信号击沉了护航运输队中一艘掉队的商船。
这就是空军、潜艇和水面舰只在大西洋实施的唯一的一次协同作战。
从上述与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可以看出，在我们发现协同作战方面的缺陷以及找到克服的办法之前，我们曾在战争中错过了多少良机，付出了多少代价。
如果我们在和平时期就通过统一指挥和统一训练来认识协同作战的必要性和发现不足之处，及时设法补救，并装备重要的远程飞机的话，我们将少走很多弯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直到1941年夏，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如何在北大西洋这一主要作战海区搜索护航运输队这一重要课题。为了搜索护航运输队，我们把潜艇的作战区西移到格陵兰以南海区，北移到冰岛以南海区，东移到爱尔兰西北海区。但这样做仍不能解决问题，潜艇除了偶尔几次与护航运输队交锋外，经常无效地停留在海上，找不到敌人。当然这就降低了潜艇击沉敌舰船的效率。如何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反复地进行了研究。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在辽阔的大西洋缺少众多的“耳目”——潜艇。但是，潜艇部队难以发现护航运输队的踪迹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例如，敌人有没有可能在发现我方潜艇之后绕道航行呢？
战前，我们开始进行狼群战术训练时就考虑过敌人可能会利用潜艇的无线电通信而测出潜艇位置的问题。因此，开战以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十分注意在我方进行无线电通信时敌方发出的每一个测向信号和敌方采取的相应的防御措施。战争的头几个月，从我们所掌握的敌人测向准确程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使我们感到特别忧虑的事情。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在掌握了检查的方法后我们发现，测向的误差与离敌海岸的距离有关。例如，在离敌岸300海里的距离上，误差平均为60…80海里，有时还要更大些。据我们所知，测向误差最小的是30海里，其位置在法国西部海岸附近。在600海里的距离上测向的最大误差为320海里……”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月23日战争日志。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定会扩建测向网，以期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设得兰群岛到兰兹角的英国西南角的测向基地在位置和长度上已为他们向西测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随着冰岛、格陵兰和纽芬兰的新测向站的启用，英国就有可能设立一个覆盖整个北大西洋的测向网。因此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将会截获和测出潜艇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然后根据这个信号确定潜艇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潜艇每发送一次无线电信号就是一次不祥的征兆。所以在发送信号之前必须考虑它能给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再作出相应的决定，是发还是不发。当然要潜艇完全不发送无线电信号是不可能的，但应尽量地加以限制。在敌护航运输队比较集中，潜艇的袭击有较大的成功把握时，使用无线电通信是潜艇部队获胜的一个重要条件。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试图通过训练和下达命令的方式来使潜艇艇长能对无线电通信的利和弊作出最佳的判断。在通信命令中，规定了潜艇艇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攻击海区：只在有重要的战术情况需要报告时，或者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潜艇要报告情况时，或者潜艇的位置反正已被敌发现时，潜艇才能发送无线电报。
在往返途中：按上一条原则行事。偶尔可发送不重要的电报，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发报而暴露已在发报海区或将驶往该海区的其它潜艇。
在技术方面：经常变换波段（频道）；增加通信网络，严守发报纪律，以增加敌人测向的困难。”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6月9日第243号作战命令。
敌方对潜艇的无线电通信是否作出了反应，作出了多大的反应？对此，虽然经过周密的分析，但仍没有把握判定。从敌人对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作过几次重大改变的情况来看，似乎有所反应。但有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潜艇在某一海区发送无线电报，甚至击沉过商船，并与护航运输队直接发生战斗，但敌人仍让单艘船只或护航运输队再次驶入同一海区。
根据上述经验，我不赞同下述建议：故意让潜艇发送无线电报，使敌舰船避开这些海区，而驶往表面上看来平安无事，实际上却潜伏着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潜艇的海区去。对此，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用无线电通信真真假假地诱骗敌人的方法在理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很复杂。在深入而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并从中作出结论时，应结合敌人的情况加以考虑（如敌方是怎么想的，我方是怎么想的，因此我认为应该……），事实上我们很难得出符合客观的判断。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敌方测位的差错还会使我方的无线电欺骗恰好起到弄巧成拙的作用……”
不过，有时我也尝试进行无线电欺骗。例如，1941年6月29日，一批正在返航的潜艇按我的命令在爱尔兰西南部海区发送无线电报，企图阻止在爱尔兰以西300海里处发现的一支护航运输队南进。但此计未见成效。
在研究解决为什么难以捕捉敌护航运输队这个问题时，我还得再次重申增加“耳目”的要求。不言而喻，敌人可以在从亚速尔群岛到格陵兰和冰岛的广阔的北大西洋海面上任意选择护航运输队的航线。由于占领了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海空基地，以及美国对从北大西洋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见第11章。提供了日益有效的援助，这就为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增加潜艇的数量才能解决。因此我想在此说明一下，在1941年，哪些措施和事件导致了我方在北大西洋海区潜艇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1940年7月24日，意大利海军提议派遣大批潜艇在德国的指挥下参加大西洋战役。鉴于我方潜艇数量欠缺，经请示海战指挥部后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7月25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给意大利海军指挥部回电，对此建议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帕罗纳海军上将光临我处。他那机灵而富有特色的性格很快就赢得了我的好感。他表示愿意竭诚地与我合作。我们之间很快就建立了信任感。我们商定如下：
1。 总的作战指挥、整个行动的控制，战区的划分和协同作战样式的确定均由德国潜艇部队司令负责。
2。 在这个统一的高级指挥部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职权。意大利潜艇部队不应只有受意大利人指挥的这种感觉，而且事实上也应如此。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1月5日战争日志。
此外，我们还商定了另外一些措施，如让意大利潜艇艇长乘德国潜艇去远航，在我们的波罗的海潜艇训练支队受训等，以便意大利人熟悉和了解大西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潜艇机动战术。
意大利把波尔多港作为大西洋沿岸的潜艇基地。为便于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帕罗纳海军上将把意大利海军军官塞斯蒂尼派到我的参谋部，除了这位优秀、能干的军官外，帕罗纳上将没有更理想的人选了。我把曾当过艇长和支队长的勒辛海军少校派往帕罗纳的参谋部。
为了熟悉大西洋的情况，意大利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即驶往亚速尔群岛海区。尔后有27艘潜艇从亚速尔群岛海区出发，先后到达它们的新基地——波尔多港。当时我到基地看望了他们。这些官兵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也象德国的潜艇艇员一样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但我很快发觉，他们要参加大西洋战争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我和帕罗纳上将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弥补训练上的这种缺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在君士坦丁堡曾亲眼见到德国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尔·戈尔茨男爵是如何受到土耳其士兵和人民无限尊敬和信赖的。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东西，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