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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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在亲自听取舍尔纳或他的参谋长冯·纳茨默尔中将的意见之前，违心地迁就了他们的意见，收回了撤退的命令。后来，我约请他们两位到普伦来见我。
另一个复杂的，也使我极为不安的问题是涉及尚被我们占领的一些地区的问题，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的一致意见是，坚决拒绝把占领区作为“抵押品”用以换取敌人让步的所有建议。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惨败国，敌人要得到被我们占领的其它国家的地区，完全不必要向我们回赠任何礼品作为代价。反正他们会很快得到这些地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设法制止在这些国家内由于人民的暴动和德国占领部队的反抗而引起的战斗和流血，力求找到一个能保证在投降时把它们平安无事地移交给对方的最佳方法。因此除了舍尔纳元帅外，我在5月1日还约请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驻荷兰的帝国特派员赛斯…英夸特、驻丹麦的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及驻挪威的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炮兵上将伯梅等一并前来见我。
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以东的战线及居民撤到西部，我们还需要8至10天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设法把我们向苏联的投降也延迟同样多的天数。
虽然我在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已经阐明了我的总意图，只要我在东线的目的尚未达到，我就不得不将继续在西线的战斗，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只有真正向英美投降，才能真正结束这场与英美的战争。但在“全面投降”的口号下局部投降能否成功，我并无把握。但至少我得尝试一下，而且要绝对不露声色，否则这种尝试肯定会因俄国人的干涉而倍受阻挠。
局部投降的第一步是结束在德国北部与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英军的战争。我与国防军统帅部一起确定了公布我方谈判代表的方法。
于是我准备在西部签订投降协定，在此我得提一下执行这些协定的德国国防军是如何效忠于我的事。
国防军军人都受效忠于德意志帝国领袖和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誓言的约束。由于希特勒的逝世，这个誓言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个军人可以不受其义务的约束而回家去。国防军必须继续完成它们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混乱和更多的牺牲。面对这几天德国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战线，要想使武装部队作出效忠于我的宣誓，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另一方面，使军人履行服从我的义务是有必要的，确切地说这不仅有利于执行其它由我决定的所有措施，如撤退军队的命令，而且对于我即将代表德国国防军签订停战协定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这个协定国防军必须执行。局势紧急，它要求我在缺少自愿和个人履行誓言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来解决誓言问题。因此，我在5月1日的命令中对德国军人们说：
“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灭亡。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或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以前对于领袖的效忠誓言，从现在起就得统统用在我——领袖指定的继承人——身上。”
随后到来的那些日子表明，德国国防军各首脑人物都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我叙述如何向当面地段的英军部队实施局部投降之前，我还想提一下发生在5月1日的另一件事。15时18分我在普伦接到帝国总理府14时46分发出的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电报：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只传达到军官。
“领袖昨日15时30分去世。4月29日的遗嘱委任您为帝国总统，帝国部长戈培尔任帝国总理，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任党务部长，帝国部长赛斯…英夸特任外交部长。按照领袖指示，为了公布这份遗嘱，特将遗嘱从柏林取出交给您和舍尔纳元帅。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争取今天到达您处，向您讲清当时情况。向部队和人民公布遗嘱的形式和具体时间由您自定。
收件证人：戈培尔，博尔曼。”
由此看来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以希特勒的遗嘱为基础的。但是遗嘱中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与我为结束战争而挑选的顾问和政府成员完全不一样，而且与我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相矛盾。从形式上看，这份电报与第一份授权于我“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的电报也是不尽一致的。因此，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不愿意按照这份新电报的旨意去做。我要走而且必须走我自己的路。于是我命令副官妥善地收藏好这份文件，防止任何内容被泄露。只有这样，我才能避免内部的骚动和混乱，否则大家一旦了解了这份电报的内容，骚乱现象必然会发生。在当前的局势下，保持安定是最重要的事。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下令，如果戈培尔和博尔曼真的来到普伦的话，那就立即逮捕他们，在我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局势下，我绝对不能容忍纠缠和干扰。
于是，多事的5月1日总算过去了，在那一天里我作出了许多决定。与此同时，从海上向西部运送伤员、难民和部队的工作正在进行，陆上的难民队伍正在向他们的目的地前进，波莫瑞、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地区的军队正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5月2日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英国人自4月26日起在易北河东岸的劳恩堡筑起了一个桥头堡，5月2日从那里发起进攻，一举攻破了德国不堪一击的防线，接着英国部队和坦克便迅速向卢卑克推进。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南翼也越过易北河，不费吹灰之力便到达了维斯马。于是，从那时开始，从波罗的海到易北河一带到处都有英美人员，在梅克伦堡至荷尔斯泰因的公路上则挤满了难民队伍和撤退的“魏克塞尔集团军”部队。通向西方的大门不再开放，那末能否把军人和难民在俄国人迫近之前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这要看英国人是否同意。我们所以还在易北河畔继续与西方作战仅仅是为了给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批难民保持一条通畅的道路，而现在，在英国人控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后，我们的抵抗也就失去意义了。因此我下令，按照预定计划立即进行投降谈判。为了表示德国西北地区军队的投降意愿，弗里德堡应先到蒙哥马利那里去一次，一旦这件事大功告成，便再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向他说明交出整个德国西部的问题。
我通知弗里德堡，要他作好准备，并到我这里来一次。瓦格纳海军少将和金策尔将军将陪同他前往。瓦格纳自1943年以来与我共事，对今年尤其是对最近几周作出的所有决定都十分清楚，因此，在谈判中他可以给弗里德堡提供宝贵的帮助。金策尔将军则可以在有关陆军的问题方面对弗里德堡提供帮助。
汉堡战斗指挥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指示，于5月3日8时派一名停战谈判代表到英国人那里去，负责同英方协商汉堡投降事宜和向英方说明弗里德堡的代表团组成情况。
我与弗里德堡5月2日的会面推迟了。荷尔斯泰因公路整天不断地处于英国歼击机的射击之下，道路无法通行。我得知英国人突破卢卑克后，就立即下令把我的指挥所从普伦迁到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我必须设法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的行动自由。我若是在普伦的简易营房里，很快就会被英国部队抓获。在普伦的营房周围敌机轰炸整天不断，因此那天我一直等到空袭减弱后才迫不及待地见到了弗里德堡，并把我的参谋部迁到了米尔维克。
在这段时间里，里特尔·冯·格赖姆元帅及其妻子汉纳·赖奇来到我处。格赖姆是他勇敢的妻子用飞机送到普伦来特意向我告别的。他的一只脚绑着绷带，只能用拐杖走路。在最后一次飞向柏林时他受了伤。
我满怀同情地与这位杰出的军人交谈起来。他辛酸地说，军人们满以为，忘我的献身精神有助于达到一个纯洁的目的，但现在在这场灾难中一切都完了。他准备了却此生。我们激动地相互告别。
傍晚时分，歼击机的轰炸逐渐停止。我约请弗里德堡经基尔附近的威廉皇帝运河在21点到莱文绍高桥来。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顺利地到达了那里。我要求弗里德堡向蒙哥马利说明德国北部地区实行纯军事的局部投降的意愿。要他特别强调在英占区东部边界上的难民的撤退问题。尤其是他应设法使陆上和海上的部队运输和撤退工作不因投降一事而受到影响。天黑时他带着我们的愿望离开了我们，我们祝愿他马到成功。
施威林·克罗西克、吕德·诺伊拉特和我继续前往米尔维克。英美人的空袭又开始了。歼击轰炸机用探照灯把公路照得通明，并不断袭击运输车辆。我们只得再次中断前进。夜晚2时左右我们总算到了米尔维克。稍睡片刻后，我开始对一些军事司令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些军事司令们处在介于和平与战争的中间状态，弄不清楚他们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情有可原的，
5月3日清晨，我特别忧虑。弗里德堡在这空袭不断的夜晚是否到达了汉堡和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蒙哥马利对他的要求会作出何种反应？而他的要求与盟军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相一致的。
在5月3日上午，歼击机和轰炸机最近几天的连续袭击停止了，我开始希望，但愿这是弗里德堡到了蒙哥马利那里后所起的作用。后来我得知，当蒙哥马利得知弗里德堡前来履行其使命的消息时，他立即命令已经准备起飞的飞机停止起飞。
那天我方控制区的民事领导人和军事司令陆续到达我处。中央集团军群来的不是舍尔纳，而是冯·纳茨默尔将军。他向我转告了舍尔纳的意见，如果他的集团军群放弃了修筑得很好的苏台德阵地，就会陷入崩溃的境地。因此他的观点和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认为尽快向美军战线撤退很有必要。撤回集团军群的一切准备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驻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对我说，如果由俄国人来解放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肯定会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内政感到担忧。他提议，由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向美国提出投降，并要求美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不相信这个建议会对盟国无疑早就确定的有关处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产生影响。但我还是同意他作相应的尝试。弗兰克重返捷克斯洛伐克，但一去便杳无音讯。5月6日布拉格发生暴动。按照弗兰克自己的看法，当时这个国家正处在革命的前夜，但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愿重返这个国家，以争取即使是最小的可能性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种精神使他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