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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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段落写成之后，想不到从一个最无可指责的地方得到了证实。下面这段文字搞译自1888年2月7日的《京报》：“云南巡抚说，该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有一个令人恐怖的做法：抓到在地里偷粮食或果子的人，都要活活烧死。他们同时强迫小偷的家属立个字据，同意这样做。然后，再强迫他们亲手点火，以防止他们以后去告官。有时实行这种可怕的惩罚，只是因为弄坏了一株庄稼，甚至为泄私愤而故意编造，来置人于死地。这种令人恐怖的做法，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在云南动乱期间确实存在；当局在不断竭力根除，但没有成功。”
福州附近某地有强迫寡妇殉夫的习俗，当地中国报纸几年前有过详细报道。寡妇被迫悬梁自尽，然后焚烧尸体，最后立一道贞节牌坊！官员们徒劳地制止这种残酷的习俗，但只在个别地区管用了一阵子。
中国有许许多多的需要。政治家们认为陆军、海军和军械库是必需的。为中国祝福的外国人清楚，中国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的指导。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个帝国的情况，不正说明中国最为深刻的需要，在于更多的人类同情心吗？中国需要同情儿童，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财富，而人们却并不知晓。中国需要同情妻子和母亲，这种同情18个世纪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深入。中国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明白仁慈的降临如同天降甘霖，既保佑祝福者也保佑被祝福者——神的感情，塞涅卡＇注＇称之为“心灵的缺陷”，但基督教的影响已经培育了它，直到它成为这世上不曾开过的美丽花木，而在表现同情心时，人类的美德极似上帝。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暴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无比稠密的国家，常常又都是一个大家庭一起挤在狭窄的住宅里，难免会有争吵。“你们家有几口人？”你问邻居。“一二十口。”他答道。“你们什么东西都大家公用吗？”你问。“对。”这是最常见的回答。这十五到二十个人，可能代表不是四代就是三代人，就这样依赖一个买卖或者一块田地维生，收入全部共有；所有家庭成员的需要，全都指望着这份共有财产。兄弟们为公共基金贡献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但妯娌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却很难和谐共处。她们年长一点的不免有点欺凌年轻一点的，而年轻一点的又妒忌年长一点的有特权。她们人人都拼命让各自的丈夫感到，他在这个财产集团中是最不合算的。
造成家庭不和的一个根源，便是他们的孩子。这样的条件，其所带来的压力，有哪个社会堪以忍受？西方安排得极好的家庭中，这种麻烦尚且屡见不鲜，因而在中国复杂而局促的生活中就更多了！产生不同意见的场合，与人们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一样，多得数不清。用的钱、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孩子、孩子间的争吵、一只狗、一只鸡，有事没事都会引发纠缠不清的争吵。
中国语言里有一个最为高深莫测的字，可以用来表示生气，可以委婉地翻译成“愤怒物质”，这个字就是“气”，它在中国各种哲学和实际生活中，最为重要。一个人发怒就是生气，中国人相信，已经产生的“愤怒物质”与人体之间有着某种致命的关系，因而盛怒常常被当做引起失明、心力衰退等各种病症的重要原因。一位中国医生最先要问病人的问题之一，便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动气？”在中国见多识广的外国医生准备相信，中国人的气，有能力产生中国人自己声称的一切。这里有个例子可以鲜明地说明这一点：有一个生活在山东中部山区的人，他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孩子还很小。1889年10月，他妻子死了。这使得这位丈夫十分恼怒，这并不像他回答别人时说的那样，是因为他特别依赖妻子，而是因为他根本不懂怎样侍弄孩子。他一怒之下，抓起一把剃刀，在自己肚子上深深地划了三刀。他的几位朋友后来雨绵纱线替他缝合了伤口。六天之后，这个人又生了一次气，把伤口撕开了。这两次生气之后，他自己都记不清自己干了些什么。然而，他已经从这些可怕的伤害中康复过来了，所以，六个月之后，他能够走上几百英里，去找一家外国医院接受治疗。他腹部的伤口已经部分愈合，只留下一个小瘘管，但肠子的正常功能受到了破坏。这是富有生命力的又一鲜明例证，我们前文业已论及。
大喊大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在中国人已经积习难改。用正常的语调去奉劝别人，并不时地停下来听对方的回答，这在中国人心理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喊叫，一定要打断别人，这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好比一只狗兴奋时就要吹叫一样。
中国人已经把骂人的技巧提高到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水平。一吵起来，污言秽语就如同一条肮脏的小溪那样源源不断。在这方面，英语实在无法望其项背。其恶毒和持久，令人想起比灵斯门＇注＇的卖鱼女人。相互之间稍有碰撞，就会骂个不停，就像碰在一起的两根电线冒出火花。这样的话，不分阶级，不分男女，统统都会说，并且一直如此，到处如此。经常有人抱怨说，女人骂得比男人更脏，时间也更长，这足以证明这样一句话是有道理的：中国女人因裹脚而失去的一切，似乎都已经由她们的伶牙利齿弥补了。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孩子，就从父母那儿学会骂人的土话，还经常用它来骂父母，而这被认为非常有趣。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不限社会阶层。文人和各级官员，哪怕最高级别的官员，一旦光火，也像苦力一样使用这些污目秽语。一般人在街头碰面，也用它作为调侃的招呼，对方也同样回应。
西方人的咒骂，有时声音不高但刻毒，但中国人的咒骂如果声音不高就起不到作用了。英文里骂人的话，是一颗带有翅膀的子弹，中文里骂人的话，则是一只肮脏的皮球。这种骂人的话，大多被当做一种咒语或者诅咒。一个人种的小米的穗头被拔掉了几个，他就会站在自己住的小路的路口，去骂那不知哪个使坏的人，尽管常常已经怀疑到是谁了。这个行为有双重意义：首先，向大家通报他的损失，宣布他发了火，这样心里好受一些；其次，作为一种惩戒，以阻止他别再来捣乱。而那个捣乱的人（理论上的）则是窝在一旁，敬畏地听着冲着他而来的诅咒，当然，他无法肯定自己没有被发觉，尽管常常不会那样。可能那个受损失的人完全知道是谁偷的，但当众骂一通也就心满意足了，作为给那个被发现或者被怀疑的罪犯一个正式的通知，让他不要再捣乱。如果受损失的人被过于激怒，这样做就是不言而喻地宣布他将报复。这就是中国人当众骂人的理论。他们也坦率地承认，这样做既不能阻止偷盗，又未必能够预防重犯，因为人太多，小偷或者其他罪犯未必就知道自己挨了骂。
妇女好“骂街”。她们会爬上房屋的平顶，一骂就是几个小时，或者骂到噪子哑了为止。一个体面的人家如果能阻止，是不会允许那样干的，但在中国，如同在任何地方，很难管住一个被激怒的女人。这样的骂法，一般说来很少或根本没有人注意，人们有时发现一个男人在街头大骂，或者一个女人在屋顶上大骂，自己骂得面红耳赤，眼前却没有一个人影。如果天气热，只要还能喘得过气来，他们就会骂个不停，然后扇几下扇子略事休息，再鼓其余勇接着骂。
如果中国人的争吵愈演愈烈，就几乎不可能不以人身攻击而告终了。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注意到拉了民族对他们在打斗时总是猛击肩膀的习惯深感奇怪。而中国人却与意大利人一样，很少学过拳击，即使学过，也不是科学的拳击。中国人扭打到极点时，首要办法是揪住对方的辫子，拼命拔头发。如果只有两方人员参加打斗，各自又都没带家伙，“打斗”十有八九会纯粹演变成一场拔头发的比赛。
中国人的争吵，也是一种骂人比赛，赛的全是糟践人的、怒气冲天的话。除了会因为不停地大骂而喊破嗓子之外，在中国人的争吵中，势单力薄的一方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伤。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人看见旁观者怂恿动武。我们看到并且总是希望看到，一个和事佬会马上自愿站出来打圆场。有时会有两三个和事佬。他们每人抓住怒气冲天的一方，好言相劝，让他息怒。争斗之中有利的一方，一旦发现自己被和事佬牢牢地看管着，就会加倍发火。他会故意不立刻收敛，直到另外有人来拉这个和事佬的手。但他表面上不时地一阵阵发火，这对他自己对别人无疑都已经无关痛痒。即使在怒火冲天的那一刻，中国人也是服“理”的。他们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都尊重理智。谁见过吵架的人被拉住后，会去跟爱管闲事的劝架人打起来呢——即使是在争斗的紧要关头。所以，即便发怒时，中国人也服从于和平的愿望——一种抽象的愿望——他只考虑到在他这一方和平是无法实现的。和事佬各作裁决，直到把好斗的叫骂一方拖走，但他总是一边走还一边骂骂咧咧。
中国人骂人一般有个奇怪的特点：他们认为，劈头盖脸地骂一个人的真实过错，并不是“好的形式”，还不如骂他最卑贱的出身和他的祖宗八代。用这样的话骂人，肯定被视为最为严重的侮辱和伤害，但污辱人的地方，不是当着别人的面挨骂，甚至主要也不是因为骂了他，而是这些话中的意思使他丢了“面子”。如果要对这种冒犯表示适当的歉意，也并不是骂人的人觉得这样做有失身分，感到内疚，觉得不够体面，而是感到自己选错了骂那个人的时机。
对中国人来说，所幸的是他们没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因为如果他们有左轮手枪，或者像日本过去的武士那样随身佩剑，真不知每天生气会造成多少荒唐事。
中国人如果认为自己很受委屈，这世上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足以抑制这种突发而又完全失控的气了，确切地说，不知他会气到什么程度。我们曾经听说，一个男人就曾要求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传教士为他作洗礼，但受到了委婉的拒绝。他立刻拿起一把刀子威胁这位传教士，试图用一场战斗来证明自己应该接受洗礼。所幸的是，大多数信教者对这种凭借武力进入天国的方法不感兴趣，但这个潜在的原则却始终为中国的各种社会生活所奉行。一个要求经济帮助的老妇人，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那她就会躺倒在你车夫的骡子跟前。如果被压着，那她就更有利了，她就会有理由让你永远供养。有个老泼妇，住在笔者所住的那个村庄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