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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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爆发，而是这种骚乱很少会波及外国人的生命安全。
中国人有个看法，认为上苍是受人类行为和精神的影响的。我们谈孝心时的那种为父母而自虐的做法，便由此而来。我们不打算认为这个理论正确，但某些支持这个理论的事实却值得注意。中国十八个省份的地理位置和面积，与落基山脉以东的美国极其相似。美国的气候反复无常，如同年幼的玛乔里·弗莱明说乘法口诀表“超过了人的忍受范围”。霍桑＇注＇评论新英格兰“没有气候，只有各种天气的样本”。我们不妨把波士顿、纽约、芝加哥的天气，与中国同一纬度地区的天气作一下对比。与地理学所确定的美国气候一样，“遭受炎热与酷寒”，因为在北京这个纬度上，其温度也在华氏一百度范围内，各种温度就足够人们受的了。
但是，在中国，冷热交替不像我们的合众国所见到的那样无法预测、毫无规律、而是平稳有序，符合一个古老的家长制度。帝国的历书，是天、地、人三才和谐的权威解释。这个帝国的历书是否在其广袤疆域里处处行得通，我们无从知晓，但在我们碰巧熟悉的诸多地区，它确实是一种报信服务。在“立春”那一刻，春天来临。我们注意到，好几年“立秋”那天，人们都可以感到天气有所变化，之后就不再有夏天的酷热了。霜冻不会毫无规律地突然降临到一年的每一个月份——各个民主国家里这种情况过于频繁——中国的日历在二十四“节气”中定下一个“霜降”。几年前，这个节气是10月23日。这天之前，一点轻微的霜都见不到。而这天早晨，地面盖上了白霜，之后天天如此。我们注意观察了几年，发现其准确程度总在三天之内。
在中国，不仅没有灵性的现象合情合法，有灵性的动物也是如此。好几年，我们都注意到早春的某一特定日子窗框上有几只苍蝇，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苍蝇了，每次，我们都极有把握地翻开这个帝国的历书，证实这一天的确是“惊蛰”。
人们已经注意到，在讲英语的民族的体内，流淌着一些不安分的血液，它使我们不堪忍受法律的制约，在管束之下躁动不安。“我们强健的英国祖先，”布莱克斯顿＇注＇说，“认为身为自由人，却只能在特定时间里露面行事，这是无法忍受的。”多亏了我们勇敢的祖先的这个特点，要不然，个性自由和天赋人权的学说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立下来。
但是，既然现在这些权力已经很好地确立下来，我们为何不去明智地多少强调一下个人意志必须服从公众利益的重要性，为何不能强调法律的尊严呢？在这些方面，我们难道不能向中国人学点东西吗？
第二十四章 互相猜疑
没有一定的相互信任，人类就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此复杂的社会之中，这更是不容置疑。假定这是一条公理，我们去注意一系列的现象，是毫不过分的，尽管这些现象可能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但对于那些熟悉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将要谈到的关于中国人互相猜疑的许多情况，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并不少见，相反，这是他们与所有东方人所共有的特点。毫无疑问，中国各种制度的本质使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章与业已讨论过的中国人相互信任密切相关。一个人碰巧知道一些与他本人全然无关的事情，其结果可能十分严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危险性更能引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各民族的猜疑。
在猜疑滋生盛行的中国，这种互相猜疑的第一个见证，便是吸引人注意的、高耸于这个帝国各地的城墙。“城”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市。这与拉丁文里“军队”一词就意味着训练或操练一样，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帝国的律法，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按照规定把城区围起来。同其他法律一样，这并没有形诸文字，因为在不少城市，人们听凭城墙坍塌损毁，也不见任何保护措施。我们得知，有一座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并占领好几个月的城市，尽管城墙完全遭到摧毁，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都没有再修起来。不少城市只有薄薄的泥墙，老百姓的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爬上爬下。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事情总是从完美状态趋于衰败，这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贫弱。一旦事态危急，第一个措施就是修城墙。实施维修时，可以方便地对官员们以及其他暴发户进行罚款。
政府对人民的不信任，这是中国所有城墙赖以建筑的坚实基础。尽管皇帝在理论上是其臣民之父，而他的下属又称作“父母官”，但每一方都清楚，这些都是纯粹的专业术语，就像“加”和“减”一样。而人民同其统治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孩子同一个继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中，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举事，只要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就可以避免。或许是政府有为难之处，政府并没有及时行动；或许是政府不想那样做。与此同时，老百姓慢慢地起事，正如政府所知道的那样，而官员们却迅速撤入准备好的防御区里，像缩到硬壳里的乌龟，或者躲在刺球里的刺猬，却把这场骚乱留待军队去慢慢收拾。
同别的东方人的城镇一样，中国人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围墙，这又是猜疑的例证。让一个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谈时谈到类似伦敦或者纽约这些地方，就要故意把它们说成是“有围墙的城市”，如果这一点让外国人感到困窘的话，那么，那些对西方有兴趣的中国人也会困惑不解：这些国家的人民何以能够生活在毫无围墙遮拦的地方。尽管缺乏足够依据，中国人也会立刻加以推断：这样的国家肯定没有什么坏人。
中国各地乡村，几乎都是人口密集，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城市。这一点，又一次证明了相互猜疑。防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他们自己人。据我们所知，唯一不这样聚居的一个例外便是山区，那里土地非常贫瘠，只能养活一二户人家，而那里的人又是如此贫穷，穷得以致不怕贼偷。比如贝德禄先生提到的四川省：“农民及其雇工，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住在田边的农舍里，他们往往是相互分隔，而不是挤作一堆。”如果像李希霍芬男爵＇注＇所言，这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这个偏僻省份的人比别的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那就证明了贝德禄先生的评论，这种希望历经许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尽管在此之前有过长期的和平——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些岁月。
中国人——也是东方人——的猜疑，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例证，就是口头上与实际上对妇女的态度。这些说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整整一章都谈不清楚。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众所周知地成为一种“危如私盐”的商品。一旦她们订了婚，她们外出走动的时间就比从前更少了，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恶毒的闲言碎语。有一条社会公理，说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中国妇女的自由比她们在土耳其或印度的姐妹要多得无法比较＇注＇，但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还是不够。妇女普遍不能接受教育，处于从属地位，存在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度——所有这一切做法都不尊重妇女，而尊重妇女正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引用一些通俗的说法，来说明中国人对妇女的一般的看法，这些说法可以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她被说成生性见识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嫉妒的化身，有道是，妇人善妒。这里，“妒”让人想起，或者故意让人想起它的同音词：“毒”。有一首中国古诗，充分表达了这个理论：
青竹蛇儿口，
黄蜂尾上针。
两般尤为可，
最毒妇人心。中国语言结构恰当而无意的公正性，随带地例证了这些观点，其构成方式值得注意。一位汉语方面的杰出学者，为回答笔者的请教，仔细考查了一百三十五个部首从女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的，如“好”、“妙”等等，其余的则是三十五个贬义，八十六个中性。但那些贬义的字，却包含了整个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女字旁结合声旁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三个女字在一起，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
据说，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不信任，是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其二，因为他们互相了解。中国人觉得，任一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他们也就相应地见机行事了。尽管中国人生来就有联合在一起的能力，这时常令人想起化学上原子的结合，然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途径，就可以很容易地确知，中国人并不想相互信任，哪怕是做点表面工作来表示相互间的信任。同一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时常会成为互相猜疑的牺牲品。这些猜疑是由儿媳们煽起，为了分得共同劳动的收益，妯娌们经常使她们的丈夫之间互相嫉妒。
关于家庭生活，此处不作展开，那会占去整整一章。我们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种同样普遍的情况，这些人与家庭生活没有复杂的关系。家里的一群仆人，如果他们不是由同一个负责他们所有人的人介绍来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武装的中立”。如果有什么不利于某个仆人的事情传出来，他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即使这个仆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恶昭彰，他的第一个念头仍然认为其他仆人怀恨于他。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妇女听到院子里有人大声说话，脸色立刻变了，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间。因为她以为一定是在争论与她有关的事，但实际上只是在谈购买稻草的事，而卖主的要价太高了。
如果一个仆人遭到突然解雇，这种猜疑一定会煽起战火。他会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断定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要知道自己为何遭到解雇，尽管他明知理由十足，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释得通。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发挥。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在中国家庭，以及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但程度不同，因为一个中国仆人知道能把外国人的好脾气利用到什么程度，但他知道中国主人是不会那么好摆弄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至今还雇用着那些早就该解雇的中国仆人，因为他们不敢解雇。他们知道，只要一提解雇，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也就是惹恼了那位受到指责的“不光彩”的仆人，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唯恐失败之后情况更糟。
有一个关于奥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纪时，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围攻，而且马上就要被攻占了。关键时刻，一个奥地利姑娘想起自己有许多蜂箱，于是就立刻搬来倒翻在城墙上；城墙外的土耳其人已经快爬到墙顶了。结果，由于蜜蜂的作用，上耳其人一方迅速败退，城市保住了。。中国人的计谋经常是如同这位奥地利姑娘，而中国人的成功时常只是一种标志，因为这种骚扰正如一位拉丁语教授所说的暴风雨，人们宁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