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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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了一位中国教书先生来撰写并且评论中国的格言，他写下古人的一条精辟意见之后，作了一条注释，大意是人们永远不能粗鲁地拒绝别人的请求，相反应该表面上接受，哪怕你根本不打算那样做。“推迟到明天，再明天。这样，”他在注解中写道，“你安慰了他的心灵！”据我们所知，此处公开承认的原则，有债要还的中国人一般都照此行事。谁也不会指望一去讨债就拿到钱，他不会失望；但是他会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还了，下次，还有下次。
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最能说明他们天生虚伪。他们教会孩子虚情假意，而大人、孩子却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在孩子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在孩子刚刚开始有点朦胧地听懂人们说话的时候，就被告知，除非他听大人的话，否则，藏在大人袖口的某个可怕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而外国人时常被说成是不知名的怪物；单单这个事实，就足以解释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我们的一切坏话了。这些孩子小时候受过这种朦胧而可怕的恐吓，而等到长大之后、明白其实并不危险，只是荒唐可笑时，他们怎么会不在大街上叫嚣要驱逐我们呢？
马车夫拉着外国乘客，车后跟着不少调皮的孩子在边追边叫，马车夫被惹恼了，大声嚷嚷着要抓几个孩子绑起来带走。船夫碰到这种情况，就骂骂咧咧地说，浇点开水在他们身上，就算完事儿了。“我揍你”、“我宰了你”这种表达，在一个有点懂事的中国孩子理解来，简直就是“别那样做”。
谁想成为一个“有礼”的人，汉语词汇中的一系列词语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非常卑贱；而凡是指对方的，都非常尊贵。“懂礼”的中国人，如果不得不谈及自己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另外几个类似的文雅的谦称。而那些粗野的乡下人，也抓住了礼的本质。尽管不懂这些文绉绉的说法，却或许会称与自己休戚与共的伴侣为“臭婆娘”。中国有一个故事恰当地体现了中国的礼这个特点：一个客人身穿一套出客才穿的最好的衣服，坐在客厅等着主人。房梁上本来有一只老鼠，正在嬉戏，把鼻子伸进一只为了安全起见而放在房梁上的油罐里，客人的突然到来，把它吓得逃开了。但它逃的时候带翻了油罐，不巧翻落在客人身上，弄得礼服上全是油迹。正当他被这场飞来之祸气得满脸发紫时，主人进来了。他们互相进行了得体的寒暄之后，客人解释道：“鄙人进到贵厅坐在贵梁之下，无意中惊动了尊鼠。尊鼠带翻了贵油罐，落在鄙人的寒衣上，这就是您进来时鄙人这副鄙相的原因。”
自不待言，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按中国方式招待中国人。请客时，要长时间地对宴席上的中国人诚恳地鞠躬，口中还得和气地招呼“请诸位入席”，或者把一杯茶举到唇边，在面前划个半圆，郑重其事地向大家说“请用茶”。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还有在各种合适的场合高呼“磕头，磕头”，意思是“我能够，可以，必须，可能，也许，或许，或者应该（视情况选择一种）向您拜倒”；或者，有时还得加上一句“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礼节不周；或者，骑马骑到一半，碰到一个熟人，便建议他“我下来，您来骑”，不管走的方向对不对，也不管合不合常理。而最无知最没有教养的中国人，也会时常用这副神情发出这种邀请。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神情让最冷漠的西方人都不得不开口赞赏，不由得对能够如此待人的中国人表示尊敬。这种小小的尊重，可见于时时处处，它是个人被迫对全社会作的贡献，人与人的摩擦可能会因此而减少，而拒绝贡献的人则会受到半真半假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是间接的。所以，假如一个车夫忘记把辫子从头上拿下来就下车问路的话，别人就很可能故意给他指错路，还要在背后骂他。
东方人来送礼物，你如何恰当处理，这是一门学问，或许在中国是这样，在别的国家也一样。有的东西根本不能要，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能全部拒绝，其中一般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一个外国人自作决断，则肯定要出错。一般地说，对送来的礼物要考虑一下，尤其是那些在某个方面特别不同寻常的礼物，生儿子时收到的礼物就属此类。有句经典的格言可资参考：“我害怕希腊人，即使他们带着礼物。”这句格言，时时处处都适用。送礼背后总有事情，正如一句朴实的中国格言所云：“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或者，换言之，（实际上）要求回报比付出多得多。
关于这种送礼的虚伪性，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曾有过经历。我们曾有机会熟悉了其中的全部细节。有一次，一个中国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请他们看一台戏，当然，暗含的意思是外国人要设宴答谢。我们断然拒绝看戏，他们又提出让我们捐款，确切地说数目很小，来建一所公共的房子。建房这件事情后来在第一个村庄办成了。而当我们刚应承下来，就有十一个村庄也派人跑来说他们深深地感动于我们的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也说要请我们看戏，他们这样做时，完全明白会被拒绝，肯定拒绝。每个村庄的代表听到拒绝看戏的消息时，都同样悲哀而又吃惊，但他们都转而提到上文谈及的为那所公共建筑捐款的问题，每个人又都是点到为止，没有一个人进一步表示什么！
受到这种包围的，不仅仅是外国人。有钱的中国人，如果不幸有喜事，有时邻居们会来拜访，手提微不足道的贺礼，比如为刚出生的男孩子买一些玩具，但主人要设宴感谢——设宴是中国人不可避免的、经常而适当的回报方式。在这样的场合下，哪怕对中国事务最外行的人，也会赞美这样一句中国格言说得准：“吃自个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这种情况下，主人还经常要不得不强作欢颜，表示至诚地欢迎，尽管心中十分不悦，但不便表露，否则就会失去面子，那比失去点吃的东西要严重多了。
这令人想到，许多表达方式都是由讲面子而来的。受雇的中国人对外国主人大多数表面上的礼节，尤其在大城市里，只不过是外表上的虚饰。这一点，只要把某个人的公开行为与私底下的行为比较一下，就很容易看出来。据说，一位在外国人家里的教书先生，讲求礼节一向无可挑剔，但如果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这位外国主人，他极有可能会装作素不相识，因为否则就会让众人知道：这位博学的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靠外国人混口饭吃——这个情况尽管别人知晓，但表面上不能承认，特别不能当众承认。这样的事情极为常见：几个中国人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外国人，他们会逐一向房间里的中国人致礼，却全然当做没看见这个外国人。一位中国教书先生表扬一名外国小学生听觉敏锐，发音几近完美，在语言学习方面不久就会超过他的同辈人，但与此同时，这名学生一些奇怪的错误却被这位教书先生和他同事所取笑。一般而言，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雇来教学汉语的教书先生，完全决定汉语的发音标准。
中国人的礼貌流于表面，流于虚伪，这还表现在主动开口去帮助别人，而这件事情又是别人不能做成的或者不会去做的。如果这种主动帮忙最后是一场空，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本来就很清楚这个忙是不能帮的，但开这样的口的这位朋友的面子却保住了。相似的情形是，如果付给客店的钱在数目上有争议，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裁决说由他来垫上这个差额，而实际上他是从你的钱包里拿出所需的这笔钱。或者他会用他自己的钱付帐，但过后这笔钱他会从你那儿要去，如果提醒他，他是主动垫上去的，他会回答说：“你想让参加葬礼的人也一起埋在棺材里吗？”
中国人表里不一，无论男女，他们的自谦都是装出来的。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谈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完全不能提，完全没法说，而此时各方都完全明白，这只不过是表明人们不愿直说。就是这样一些谈吐文雅的人，一旦被惹急，就会口不择言，骂出最难听的话来。
与虚假的谦虚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虚假的同情是由空话构成的，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材料让他们产生对别人的同情。然而，最倒人胃口的，并非空洞的同情，而是做作的同情，以及眼看着别人死去却故作放肆的嬉闹。贝德禄先生曾经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只野狗狼吞虎咽地撕咬一具死尸时，开怀大笑。密迪乐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中文老师直笑一位经常在一起的朋友死得滑稽。这些奇异的表现，不足以解释我们经常看到的死了心爱孩子的父母，由于长时间的悲痛而表面呆滞，因为默默的悲伤与对自然流露的情感的粗暴嘲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后者有违人类的天性。
如前所述，外国人开始与中国人有商业往来，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无数次的打交道，已经证明这些与我们保持商业往来的人的信誉。泛泛而谈有可能站不住脚，但这种验证必须有事实依据才有把握。我们不妨引用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注＇先生的话，来作为这种验证的例子。他在告别上海时说：“我已经提到过外国团体很高的商业素质。中国人在这方面一点儿都不比我们落后；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更快地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凡是规则都有例外，但我有十足的理由说这样绝对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汇丰银行与在上海的中国人做过很大的生意，总额高达几亿两白银，我们还没碰到过一个违约的中国人。”对这番陈辞的最好评论，或许就是援引这番陈辞三年之后的事实，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个中国买办，给银行造成了严重损失，银行实力大为削弱，而对于这一损失，却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肯定银行该年的年度利润会减少一百万元。
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做生意上有没有根本区别，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但是，用不着去贬低前文所述的证据的价值，仍然存在这样一个公允的问题：前文提及的大部分成果，是不是因为中国人令人赞叹的相互负责的制度？这个制度前文已作描述，它是西方各国非常愿意效仿的制度。很自然，外国人与中国人做生意时，要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业保护，而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要让中国人有资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尽管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无数证人广泛而又持久的观察却证明，中国人的商业实在是他们全民族缺信少义的极大例证。
一个颇知内情的人，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谈到两个中国人之间做生意，就是成功的互相欺骗。这两人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就是雅各与拉班＇注＇的关系，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的俗话所言：铜盆撞子铁扫帚。有一句俗话说：送孩子去学生意，就是害他一辈子。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