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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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不过，情况常常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正如古代波斯人主要学会了两种技艺——拉长弓和讲真话，中国人很快就觉察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真诚的天性，对敌人、对朋友同样公正。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品质就像犹太人的习惯一样可以利用，他们每隔七天就停止一次军事活动，全然不顾战事紧张，也不管他们必须迎战提图斯＇注＇率领的罗马人。这些习惯有利于罗马人进攻，而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这种敌友不分的怪癖则有利于中国人。
1860年之前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对外交往仍在中国人误解天性的长期发挥之中。1860年之后，这种天性也根本没有耗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被完全误解的事情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这种先入之见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也有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例外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尽管也有些外国人，也有许多外国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这样两点，中国人就有了一个支点，藉以去动摇那个最顽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了。”“不，我没说。”“但我理解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你说过你会付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的实质，一百次这样的情况中有九十七次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的料想，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会有别的办法，其中两次是成功地拿到了钱。
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误解，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如同鱼儿那样成群结队地出现，简直可以称之为军团。叫一个苦力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留下即将萌芽的珍贵草皮，你仿佛看到了渴望已久的草坪。这个漫不经心的笨牛手拿一把锄头，铲掉了一切绿的东西，弄得寸草不生，还说这样才太平。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厨师走很长的路去当地唯一的菜场，叫他买一条鲤鱼、一只小鸡。他没有买回来鱼，却买来三只大鹅，还说是你让买的。他没有“理解”你。派一个送信人在收发室关门之前送封重要信件去法国领事馆，但他却跑回来说对方不收。原来他把信送到比利时领事馆去了，而这时收发室也关了。他不“理解”你。
不幸的外国人如何误解别人和被别人误解。可以用我一位朋友的经历来充分说明。他去一家中国的银行，老板他认识，银行附近前不久刚发生一场毁灭性火灾。这个外国人就向这位银行老板道贺说，幸好大火没有烧过来。听到这句话，老板马上一脸尴尬，然后生气地说：“这算什么话？不能这样说！”不久之后，这个外国人才明白，自己错在暗示火势太逼近，银行会烧掉。而这是最不吉利的，即使用庆幸的话来说，也是忌讳的。一位来北之稍作停留的外国人看到一个骆驼队，其中有一头小骆驼。他对他的车夫——一位曾受雇于外国人多年的车夫——说道：“你回家的时候，叫我的小儿子来看这头小骆驼，他会感到有趣的。”过了好一会儿，同刚才那个例子一样，经过了慢慢酝酿，这个车夫颇有见地地说：“如果你想买这头骆驼，你不懂得养它——它必死无疑！”
我有一次出席一次中国的礼拜仪式，布道者讲的是乃缦的故事。他描绘了这位亚兰元帅到达以利沙＇注＇的门口，重现乃馒的随从为他叫门的情形。这位布道者竭力使这个画面尽可能生动形象，便模仿那些随从的样子戏剧性地叫了起来：“看门的，开门，亚兰的元帅来了！”使他吃惊的是，一个坐在后排的人像一粒子弹一样穿了出去，后来才明白这个人产生了误解。他是教堂的看门人，没有注意听前面的内容，突然听到有人叫他，便用令人赞叹的速度去给乃馒开门！
中部某省的一位传教士，听众对他的理解也同样错误。他希望听众有一个深刻印象，便用一架幻灯机映出一只高度放大的寄生虫。当这个爬虫的巨大身躯，好比埃及鳄鱼似地横卧在帆布上时，有一位听众敬畏而小声地说出了他刚刚获得的新发现：“看，这就是外国大虱了！”
第八章 拐弯抹角
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引以为荣的思维习惯之一，是我们直接思考事物的实质，一旦想到本质是什么，就心口如一地说出来。在正式的社交或外交场合，无疑要对自己的这个习惯作一些大的改动。但是，直来直去的本性支配着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这一点大体如此，尽管各种特殊情况下有不少修正。然而，用不着与亚洲民族接触很长时间，就可以发现，他们的天性与我们截然不同——事实上处在相反的两极。我们不看重那些冗余的尊称，但亚洲有不少语言里的尊称在不同程度上比汉语更为详尽细致。我们不强调去使用迂回曲折或换而言之的方法来表达完全简单的意思，但中国人不这样。于是，汉语里有不少说法都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人的死亡，其中没有一个词语是粗鲁直白的。不管死者是皇帝还是苦力，都要使用这些委婉语，只是究竟用哪个委婉语，倒是大不相同的。这里，我们只是一般而言，不谈语言的准确性。如果人人同意“直截了当”，人人都明白别人也在这样做，那么，问题就不是准确性，而是方法了。
一个外国人无需大多亲身经历，就会得出结论：仅仅听一个中国人讲的话，是不可能明白他的意思的。不管一个人汉语口语讲得多么流利——甚至他也许能理解所有的短语，甚至还可能把听到的句子一字一句地写下来，他同样还是不能准确地明白说话人心里的意思。原因自然是说话人没有说出心中的意思，只说了一些多少有点类似的事情，他希望对方能从中明向他的意思，或者他的一部分意思。
在对汉语有了完备的知识之后，非凡的推论能力就成了能与中国人成功地打交道的基本条件，不管这个外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有多强，他也会时常误入歧途，因为他的这些能力总是捉襟见肘。为了说明中国人生活中的这个普遍现象，我们先来谈谈我们最早接触的人，他们并非不重要，对我们来说却是全民族的代表——这些人就是我们的仆人。一天上午，男仆带着一副没有表情的老面孔，只是来说他的“阿姨”病了，因此他不得不请几天假去看望看望。从他的请求中，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个男仆根本没有阿姨，也可以认为她并没有生病，还可以认为他根本不打算去看她。婉转地说：这个男仆很可能与厨师有了一些误会，而厨师的威信又恰恰比他高一些，因此，这个男仆只好远走高飞，拐弯抹角地暗示了自己承认甘拜下风。
一个人帮了你的忙，而你又不可能立刻付钱报答，事后你再送去，他会有礼貌地坚辞不受。他会说，为了这点不足挂齿的小事而要了你任何东西，会有损“五常”＇注＇，如果你坚持要送给他那是错看了他，硬要他接受那你就贬低了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么一点钱与他对你抱的希望相去甚远，像奥列佛·特维斯特＇注＇，“想要更多”。也可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种暗示，想让你现在或将来尽你的能力，给他更想要的什么，因此现在不能接受，他宁愿把这件事情放一放，留待以后他自己有了好主意时再说。
中国人谈及自己利益时都那么谨慎，谈及别人，尤其是可能会带来麻烦，会得罪人，就更加小心了。中国人虽然喜欢闲聊，但他们凭直觉就能分辨出哪些场合不宜说话过多。遇到这种场合，特别是有外国人在场，他们就会像坟墓一样守口如瓶。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周围不露声色的人会给我们一些“指点”，有了这些指点，我们待人接物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除非他们明显看出这样做有好处，而且不冒风险，否则，他们沉默寡言的本能就会占上风，我们的这些朋友会保持高深莫测的沉默。
观察一个中国人如何下决心找到一个最佳方式来把坏消息暗示给别人，是最有趣的事情。即使是这种情况，本来应该平直无误地表达，却离题甚远。更加经常发生的，是间接的暗示，转弯抹角地暗示这件事情不能言说，也不可言说。传信人紧张地环顾四周，仿佛埋伏着间谍。他把声音压低到神秘耳语状态，竖起三个手指头，暗示他没说出但用手势做出的人是家里的老三。他含混地开了个头，议论几句，表明事情很重要，但快说到紧要之处时，却突然停下，没有说出可供判断的谓语，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现在，你明白了，对不对？”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可怜而又迷迷糊糊的外国人什么都没弄懂。毫不奇怪，这时，你的这位“报信人”（这个叫法不对，他什么信都没报）又像刚开始那样，把你带到黑暗之中，他暗示说你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他是对的！
中国人与别的民族一样，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希望把坏消息尽可能长地隐瞒起来，并且加以伪装。但是，中国人采用的“好形式”需要太多的虚幻，在我们看来令人吃惊而又徒劳无益。、我们认识一位慈祥的祖母，无意之中看到两位朋友在低声耳语，他们是特地来通知她的那位离家在外的孙子的死讯的。但他们俩却反复向她强调，说他们只不过在聊天，尽管半个小时之后一切全都明白了。我们了解到一个离家数月的儿子在回家途中所经过的最后一个村庄，有朋友劝他在到家之前不要看戏，于是，他从中猜想他母亲死了，他猜对了！＇注＇我们曾经替人转送过一封信，给一个离家很远的人，信的内容是：在他外出期间，他老婆突然死了，于是，邻居发现没有人看管，就把他家的东西全都拿走了，而这些东西本应留给他这个凄凉人儿。不过，这封信的信封上却写着这样几个极不准确的大字：平安家信！
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还经常表现在该用数字的时候却弃之不用。于是，一本书的五卷便以“仁、义、礼、智、信”五常的不变顺序为标志。《康熙字典》的四十多卷，不是照着我们的料想按照能表示内容的部首排列，而是按照十二天干的顺序来排列的＇注＇。考试时，考生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