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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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的人，屋漏瓦破，缺钱短粮，病危而不得治。1958年“三？一八”我被开除出党收入锐减后，我立即变卖了派克笔，给我生肺病的姐姐寄去了最后几盒进口的链霉素和雷米封，她用完了这些药品而再无后继的药品，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年方34岁。我的一个正在小学执教的年方20岁的侄儿，患了心尖瓣狭窄症，公家只要出200元给他动了手术，就可以挽救这条年轻的生命，但有人说他是我这个“大右派”的侄儿，他本人又尚未被转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
这些令人极为哀伤的消息不断传来，我能怎样想？如果他们都已七老八十，难免一死；或已成绝症，难以救治；或因意外事故，不幸丧生，我虽哀痛但尚能宽释，然而他们并非如此。仅仅因为没有钱和家中出了个所谓的“大右派”，只得坐视其毙！
我知道，这远非我的独家之哀。几年来举国皆困，饥寒无以慰、疾患无以救者，何止千万家！每当冥思及此，“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意念是十分强烈的。
可以说，我回北京后的心境是复杂而多变的。这也正如托尔斯泰在其《复活》中，把人心境的复杂多变比作一条曲折漫长的河流那样，有时清，有时浊，有时平缓如镜，有时汹涌澎湃，有时弯弯曲曲，有时一泻千里……①但在相当多的时候，我又是平静爽朗、达观愉快的。工作之余，常常集中精力于读书学习，观察生活，整理素材以备写作。我不愿做个庸碌无为之徒，让无尽的烦恼与俗念吞噬自己的年华。
①托尔斯泰的原句是：“天下的水都是二样的，可是每一条河都有窄的地方，有宽的地方，有的地方水流得急，有的地方水流得慢，河水有时澄清，有时混浊，冬天凉，夏天暖。人也是一样。”
26 甄别梦
一
1962年三月，我们的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党县委书记以上各级负责干部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面对前几年的“大跃进”、“反右倾”等“运动”的惨痛教训，毛主席发表了那篇应该被载入史册的讲话，说我们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并说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家讲话，总有一天会来个“霸王别姬”。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重新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大家帮助党总结经验教训，以图未来。彭德怀等少数同志之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彻底平反；党内部分纯粹为了党和国家生活、工作问题提出不同观点与意见的“右派”，也将被甄别平反……
在政治的滚滚寒流中暂时出现的这股暖流，使新华社死寂的空气也逐渐活跃了起来。一些老党员轮流去“学习班”发牢骚，提意见，诉说各自这些年看到的、听到的许多令人揪心的现象。国内部党组织的一些支部委员和支部书记，还分别到办公室或我的宿舍里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动员我写出争取甄别平反的材料，并把我作为对新华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对此，我自己当然十分受鼓舞，很多好心的同志也为我高兴。我白天工作，深夜“笔耕”，用委婉的口气，检讨的方式，以《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简称《回顾》为题，侃侃而“耕”了大约十万言，相当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汇报了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种种遭遇与思考，也道出了回北京后的心情和对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以此请党审察我这样的人，究竟是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关于反对“神化与特权”思想的来龙去脉以及在北大荒的种种遭遇与思考，这里无须再说。这里值得一说的，是“回北京以后对若干问题的看法”这一部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问题：关于国内问题，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关于“反右”运动以及个人的生活态度与日常表现，等等，重点是关于国内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是使我的命运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的最重要因素。
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写的：
近几年来，我们的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
同时，我们也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发生了严重的缺点与错误，使
我们在各方面都遇到了重大困难，这也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就缺点和错
误来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愚以为：头脑发热，可
以在别人的谏劝下冷却清醒；没有经验，可以从别人的意见中得到启发；
不易接触实际，可以运用群众的力量诚这下情；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发
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和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至少是
做得很不够。我们只相信自己，只相信与自己的调子相同的干部。对一般
人，对广大群众，尤其对持有异议的人，不分党内党外，一律予以疏远的
疏远，打击的打击，弄得大家消沉苦闷，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再说真心话，
谁也提不起“跃进”的劲头来。于是，缺点一直存在，错误在全国泛滥，
抗击“自然灾害”的力量与效果也就相对地减弱了。
我们不能说，这也是由于没有经验。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一贯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至少在遵义会议以后是如此。它使我们能够紧密团
结最广泛的阶层和最广大的群众，并充分地发挥其智慧，为克服缺点、纠
正错误、战胜敌人和困难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这几年来，我们把它给削弱
了，破坏了，丢弃了！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之后才形成的。早在
这前几年，就有人觉察到我们的生活中有几股危险的黑流，在悄悄地泛滥
和冲刷着我们的土地。他们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地大声疾呼：如果不作有
效的阻塞和疏导，我们的事业将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害。但是，我们对此没
有引起应有的警惕与重视，反而认为这些同志是夸大错误、歪曲现实，把
他们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施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尽管其中的某些意见是正确的或值得参考的，也一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在“下放劳动”与“改造思想”的名义下，把他们“流放”到
边疆，过着劳役与体罚的日子，使得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们以
为这就可以“划清界限”，使全国的人心为之一统。实际上，这只能吓得
大家不敢再说话，至少是不敢再说真心话，不敢再说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
的话。因为谁也不能担保，自己的意见就一定是正确的；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的挚友以至于丈夫或妻子就不会去“揭发”自己。稍有不慎，触怒了
领导，不管这位领导位高位低，是好是坏，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冠以“抽象
拥护、具体反对”的帽子，同时还要加一道“动机效果统一论”的紧箍咒，
弄得别人跳下黄河洗不清，不是敌人也是“敌人'呵。
此风未息，接着又来了一个“反右倾”的大浪，把许多纯粹就事论事，
对某一项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或时间步骤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也一律
冠之以“反党分子”，甚至也等同于“敌人”。（我记得当时的《红旗》
社论与曾希圣等负责同志的文章都是这样说的。）稍有良心与理智者，对
此无不怵目惊心！勇于讲话者，就此绝灭了。上帝赐给每个人的一张嘴，
只能吃饭、谈情说爱和喊“万岁”了。它们的最最重要的任务——讨论、
研究、劝告、进谏、反映真实情况等等——无形中被解除了。
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十分“统一”的局面，一连延续了好几年，凡事都
是从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一切都是顺领导者昌，逆领导者亡。对的
固然是对的，错的也依然是对的，大小领导，均犯颜不得，事无巨细，均
不准有异议。领导上要让完成的事，任何人均不得不完成。即使不能真完
成，也得来个假完成，上下相庇，循环不已。尽管有人发现，某一项措施
是错误的，或某一个领导人是投机分子、蜕化分子、甚至是钻进党内的大
坏蛋，但是在上级党发觉与承认之前，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而且要
老老实实地照干不误，照样驯从。据说这就是相信党、依靠党和服从党，
这就是党性的纯洁。
俗话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我
们的那种表面上的和谐与机械统一，只能使整个社会走向死板、停滞、衰
退与崩溃。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少减弱；相反，它却会越来越深刻、越来
越复杂、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不可收拾。
“流水难阻，阻则横流”，其寓意之真切，被我们这几年来的现实又
一次证明了。大家心里有话不能当面说就只好背后说，而且说得更多更难
听。现在我们到处可以听到儿童们在唱这样的歌谣：“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太上茅房。”这是对我们物价飞涨、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哀怨。还
有：“报告司令员，外面有人找，脚穿高跟鞋，手戴小金表，问你搞不搞，
不搞就拉倒。”这是对我们的高级干部严重脱离群众、作风腐败搞特殊化
的愤懑。
解放初期的那几年，人民连喊“万岁”还来不及。应该说，那时候的
敌对分子与暗藏特务比现在多得多，而我们并没有听到过小孩们若无其事
地唱起这种歌谣。但是今天，真正的敌人越来越少了，而人民欢呼“万岁”
的激情反而减弱了，忿怨、不满甚至“反动”的童谣反而普遍地流传开了。
更为严重的是，家长们对此不闻不问，这就很值得我们警惕并反躬自问。
沉默和消极，是最可怕的抵抗。整个社会会因此无声无息地受到毁灭
性打击。去年（1961年）年底，当我也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我深感我们
的政治空气是窒息的，大家左盼右顾，言不由衷。我们这样的新闻机关—
—历史最久、老同志最多、政治上原本最为开明的机关，情势尚且士。此，
其他部门、全国各地的情况如何，可想而知矣！我不能不提出，“大家为
什么不敢讲话？”并且在多次发言中，均指出了我们的民主生活不活跃，
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若干现象。
我知道，有人会认为我这是思想“僵化”，是“花岗岩脑袋”，也有
人公开言明我这是危险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有何危险。如果说有
危险，也只能是因为我说出了一些使某些人觉得不舒服的话，给我个人的
命运造成重大的危险。也可能，在这些觉得不舒服的人看来，我给他们的
“威信”和“面子”造成了“危险”。除此而外，对国家、对人民、对党
的事业，我的这些话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相反只会有好处。“不成功，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