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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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不了总要出点事：
一次上电锯分剖旧枕木。当我和一位师傅抬着一根枕木往电锯台的厚钢板上搁置时，一只手没有从枕木头下快速抽出，被压伤了一节小指骨。虽然没有流血，也没有肿大，但也“伤筋动骨一百天”，隐隐作痛了好几个月，却没有停止工作。
一次修理一排旧平房的门窗。有一个窗户的窗扇老是关不严。经研究，原来是两个窗扇都因多年的风吹雨打和太阳的曝晒，中间对关的一侧都鼓突不平了。为了削去这鼓突的部分，必须动用歪嘴刨。当我一手扶稳一个窗扇的下端。一手拿着歪嘴刨上下快拉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拉到扶着窗扇下端的右手大姆指根下手掌里侧的肌肉上，拉出来的口子足有一寸长，鲜血直流。连忙跑去医务室消了毒，缝了五六针，也照常该干啥还干啥，一天没歇。
一次拆楼房模型。当拆到一块楼板下横梁模型上的大方木时，对方那一头的钉子已完全起掉了，而我这一头的一根长铁钉还连着方木头，于是，那一边的方木头突然，往下一落，我这一边的方木头往上猛地一翘，把我的右手狠狠地挤夹在方木头与横梁模型板之间。当我连忙撬脱了这边的方木头，脱下右手的棉手套一看，右手食指第一节肌肉已被挤裂，半块肉只被边上的一层皮连着，手套里都是血。和我一起拆模型的伙伴连忙让我左手托举着右手腕，搀扶着我去附近的一家医院急救室，请医生打了破伤风预防针，清洗了污血，打了麻药，缝了四针，还给我开了三天的工伤假条。
三
我进入漫长的隧道之后多次负伤，而这是第一次正式得到工伤假条。实际上我们远未能获得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和权利，而只能在黑魆魆的似无尽头的隧道中磕磕绊绊地向前摸。
然而，客观地说，这条黑魆魆漫长隧道的那一头，也曾豁然闪亮过涌入新鲜空气的大出口。那是1975年深秋，邓小平代替病危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时候。尽管那时天际已经涌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乌云，邓小平仍争分夺秒地争来了一道这样的紧急令：让全国所有在押的数以万计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立刻宽释出狱或脱离劳改就业场所，去社会安排工作或回故里养老。当时，我也身在其中的这个太原建筑工程队的一些四周围着电网铁丝网的场子里和大院里，立刻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背起了行李卷，提着内装餐具洗脸盆等杂物的旧网兜或破纸箱，迅速离开这些并不叫人留恋的场院扬长而去。据说他们后来还分乘多辆大轿车浏览了太原市容，并参观了大寨大队。
这一度给我带来了莫大希冀：既然我们党的最高司令部，对原本与我们誓不两立的营垒中县团级以上人员，都施以如此“礼遇”，那么对同样在押的我们自己队伍中县团级以上人员的宽厚，肯定为时不远了！
但是，我错了！在人们眼看着阵阵风云的迅速变幻中，邓小平再度下台了，周总理也辞世了。人们挤满了天安门广场，发出“扬眉剑出鞘”的怒吼，悲愤地悼念周总理并为邓小平鸣不平。这怒吼震撼了全中国，全国各地处处响应。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也人头攒动，白花如潮。为了自己，也为了全国人民尽快走出这黑暗的隧道，我再次臂戴黑纱，避开队长、指导员和一些“积极分子”的耳目，来到了“五一”广场，并在广场的一角发表了演说，鼓动人们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正义、民主与自由……
不久，太原建筑工程队各队人员进行大调整。或许为了避免我这个人在城中“惹是生非”，把我也调到了位于太原东南郊唐代名相狄仁杰老家附近东太堡的工程一队。在那儿，我主要还是当木工，有时候也帮助拉土烧砖。
不日，毛泽东主席辞世。紧接着，那横行霸道连公带母的四只螃蟹被烤上了铁鏊子。虽然华国锋同志仍然坚持“抓纲治国”和“两个凡是”，但翌年邓小平就再度出山。我感到我们从小就跟着党闹革命，后来只因不愿味着良心讲话而被关押了十几年的共产党县团级以上干部，走出这漫长隧道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向工程一队的负责人提出：
“国民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都释放了，共产党的县团级以上人员为什么还要继续被关押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吗？”
这个队的负责人倒还比较开明，他们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但不生气，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还对我说：
“你写申诉材料吧，我们一定给你层层转达。”
可是，通过劳改系统上转的申诉材料均石沉大海。我本人直接寄给新华社一些老熟人如穆青、戴邦等同志的材料，也都沓无回音。也许这些同志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有口难开吧！
但这也使我想到，同是新华社的人，人与人是大不一样的。
1975年秋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新华社总编室负责人解力夫同志也选为新的常委。我立即给他写了信。因为1956年秋天到1957年夏天，我们同在外交学院学英文时，我觉得他为人忠厚老诚，在我被打成“右派”时，他也只在迫不得已时轻描淡写地说几句，从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鉴于此，我要求他尽可能设法帮我走出这漫长的隧道，重回新华社。他接信后，果真向社长转达了我的要求。
“你真糊涂啊！”社长对他说，“戴煌反对‘神化与特权'，矛头是指向毛主席的，你怎么能够把他弄回来？再说，现在机关还有几百位同志在五七干校劳动着，他们的工作安排还都没有着落，能让戴煌回来吗？”
这样，解力夫真诚地为我所作的努力，才付之东流。
而在这之前，我给新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新华社另一负责人打电话，要求他协助解决我的问题时，那冷冷的答复是令人寒心的。他推托说，过去他在摄影部，而我在国内部和国际部，对我的问题不甚了然，等等。
四
1978年元旦后不久，我在快速推土烧砖时，又是左边的车轮突然停止转动，而右边的车轮继续向前滚了半个弧圈，我的左肋又被小车把猛击了一下。1969年在清河农场582分场在同样情况下打成的旧伤上又加了新伤。那一次，582分场医务室的医生只给了我一些止痛片，连一天的假条也不开，这一次我说什么也不能再这样将就了。我通过政治干事邢凤舞同志，争来了医务室的工伤假条，休息了好几天。尽管如此，到即将最后改定这部书稿时，已时隔20载，阴雨变天时我的左肋还隐隐作痛。去医院透视拍片，片子上竟看不出有明显伤痕。富有经验的骨科专家对我说：
“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工伤事故，肋骨被打断是肯定无疑的。但如果断的是肋骨梢上的软骨，则透视和拍片不易发现明显的伤痕……”
原来如此：断了骨头也是可以不被承认的。
我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断，春节也快到了。这时接到北京家中孩子的来信，说他母亲病倒了，得的是精神分裂症。我立即向队部请假，恨不能插翅飞回北京。我深知这十几年来，潘雪媛带着孩子经受了人间罕见的磨难……
31 贫贱夫妻百事哀（Ⅰ）
一
1964年4月23日下午，潘雪媛带着青青到监狱给我送行李并悲戚地会面之后，当天晚上回到家仍然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她只给青青把中午的汤热了热，烤了一个馒头，坐在一旁看着青青吃。她的魂似乎还留在那布满了电网铁丝网的两道高墙之间的平场子上，脑际浮现着我提着脸盆餐具小网兜闪进里院大铁门的背影。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将如何熬度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的又一个“两年”——而且是加重惩罚的两年。
晚饭后，她回到文昌胡同老外婆的身边，一句话也说不出，哭了，哭得很伤心。外婆问：“怎么啦？”她说：“戴煌被抓去了！”外婆一听也木了，两人默默地坐着。坐了一会儿，雪媛觉得不舒服，就蹲在地上。外婆终于说：
“那生孩子就到这边来吧，我来照顾你，青青也到这边吃饭。”
得了外婆的这句话，雪媛当晚就和青青把家中积存下来准备她坐月于用的大米、面粉、豆油、蜂窝煤等等，都搬到了外婆和姨父姨母家。
哀苦劳顿了一整天，当晚临睡觉时她觉得肚子疼，连忙把青青安顿好，自己去了医院。在医院住了一宿，又不疼了。她自己对自己说：“离产期还有一个多月，住这儿干嘛？”医生虽觉得产床紧张，但看她的脸色不放心，想挽留她多住几天，“观察观察”。
“谢谢您的好心。”潘雪媛说，“一天的床位几块钱，我交不起，我还是回去吧……”她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回来第二天的一大早，国内部资料组的那位同仁，就带着社机关行政处行政科房管组的同仁焦女士来下逐客令。
“戴煌已被单位开除了，不是新华社的人了！”焦女士坐在椅子上说，“他就是被解除劳教，也不能再回新华社了。新华社是个大机关，保密性很强，像你这样的人不能住在这儿。你应该住到你们自己的单位去！”
潘雪媛说：“我们是街道小工厂，根本没有宿舍；如果有宿舍，我会主动搬到那儿去的，就不要你们劳神了。”
焦女士与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面面相觑，无话可说，只得走了。可是过了一夜，他们又来找潘雪媛。
“我们已找过你们的单位了。”还是焦女士先开口，“你自己也找找。”
“你们的房子多，”潘雪媛说，“只要找一个小房间，把戴煌的这些书籍资料堆在一个地方，再搁下一张小床，我们就满足了。”
“我们也没有请你来，干嘛要给你一个小房间？”
“你们虽然没有请我来，但我已经与戴煌结了婚住到这儿来了，当时你们为什么不阻止？”
“反正当初我们没有请你来！”
潘雪媛没有立即反驳。她脑子里急速闪过当时许多影院正在上映的外国电影《房客》的一些镜头：房租特贵；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租价很便宜的地方，没走几步，楼梯就坍塌了；一拉门，门扇掉下来了；一推窗户，窗扇也脱落了；最后一家人只好把所有的行李和大包小包都堆在马路边上，住在露天下……
“那你们就像电影《房客》那样，把我们的东西随便扔到哪一处大街上，我和孩子就住在大街上好了。”潘雪媛说。
这一下，焦女士和资料组的那位同仁都愣住了。愣了好一会，焦女士说：“你自己再好好想想吧！”说完，就和那位同仁走出了房间。
过了两天，资料组的那位同仁一个人转了回来，对潘雪媛说：
“我们领导说了，关于房子的事，等你生完孩子再说。”
这样，潘雪媛和青青才暂时没有去做社会主义中国的“房客”。
二
1964年4月28日下午，是我被关进监狱的第五天，潘雪媛觉得肚子老疼，老去上茅房。每次去，都要用一把手纸擦掉不少血。老外婆明白，经过这一番打击与折磨，她这个外孙女儿可能要早产了！她立即给她的小女儿——潘雪媛的姨娘——打电话，要她赶快回来送雪媛去医院。
姨娘从机关回到家时，雪媛已经走不了路，只得叫了一部出租车，直开阜成门外的产科医院。一到了医院，医院的几位护士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