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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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这政治暖流劲涌的大背景下，新华社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也骤然加快。早在烟台会议前后，我就给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同志写过一封信，要求对我落实党的政策。杜导正同志立即批示国内部复查办公室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并给我回了信。复查办公室负责人徐文同志迅速与我见了面，在慰勉之余嘱我耐心等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全国铺开后，新华社的落实政策工作更大大地放开了手脚。1978年9月17日中央发布了民族饭店会议的“55号”文件，当月月底，徐文同志就通知我过了国庆节就先回国内部上班。
1978年10月4日，在阔别了14年又5个月之后，我再次跨进了新华社大门。
这时候，改正结论尚未作出，党籍尚未恢复，国内部负责人就放手让我重操旧业，以党员的名义和其他一些同志走访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并中组部干审局，为“六十一人大案”的平反广泛搜集材料，准备写文章。同时把我身在其内的所谓“反党右派小集团”四个成员以及原国内部副主任庄重同志的档案材料，分别交给政治组、文教组、《内参》组、资料组和解放军分社的党支部研究整理，写出复查改正的意见。我的复查改正意见，由《内参》组党支部负责撰写。
1978年12月上旬，国内部这些编辑组对我们这几个人的档案材料复查完毕，并写出了复查改正意见。按照当时的规定，编辑部门的这些意见和改正结论，必须经过新华社政治部复查办公室讨论通过，才能报请社党组《当时还叫“新华社党的核心小组”》批准。可是对于我的问题，在政治部那儿又卡了壳。他们还是那句老话：“戴煌是反对毛主席的。如果戴煌都不是右派，全中国就没有一个右派了！”
徐文和国内部的有关同志果敢而灵活。他们越过了新华社政治部这道“文昭关”，把国内部作出的改正结论直接送给社党组。新华社党组书记曾涛立即批示“同意”，我和我的大小家庭长达21年的苦难才画上了句号。
12月15日，我重新踏进新华社大门两个月零十二天，我们党又一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正式揭幕，新华社国内部就为所谓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全体成员和庄重同志，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全新华社各部门都派了代表与会。在这个大会上，每读完一个同志的复查材料和改正结论，全场都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与1957年所谓“揭发批判”我们的大会的气氛，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所以我要说：
感谢胡耀邦争回了历史的公正！
五
关于我的复查意见，是由《内参》组副组长尤璐同志在大会上宣读的，全文如下：
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
（一）
（这一节关于我个人简历，故略）
（二）
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作了如下几条政治结论：（前
文已有，此处故略）
（三）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及中共中央一九五七
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
查。我们认为，戴煌同志是属于错划问题，应予改正。理由是：
第一，一九五八年三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把戴煌同志主动检查交
代出来的东西和讨论新闻业务所写的文章作为写政治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不
恰当的。
当时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所作政治结论的材料主要引自戴煌主
动交出来的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称为反党万言书）、戴
煌一九五七年十月写的《自我检查》、戴煌一九五七年在新闻业务（活页
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此外，还有鸣放中的一些
问题和反党小集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又可归结为一个问
题，即“反党万言书”问题。政治结论中的第六条说：戴煌依据上述观点
（按：指前五条政治结论，其要点是：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
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党的新闻
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曾于一九五六年冬写了
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
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
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卢、，向党展开了
恶毒的进攻。
据了解，戴煌之所以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发
生后，忧心忡忡，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
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以免在我国引起类似匈牙利
事件。他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份开始写信，信还未写完，一九五七年初，
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觉得这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
席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这封信没有再写下
去的必要，就此搁笔。整风开始后，戴煌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
在两次鸣放座谈会上，把他在城乡看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下，实际上是重
复了他准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上的一些问题。一九五七年六月后，
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击右派。当时人们认为戴煌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
向党进攻，开始对戴煌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戴煌为了让组织上
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状况，主动地将他未完成的“万言书”交出来。
戴煌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戴在信的开头说：“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
生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即写信），否
则我觉得自己于人民有愧和有罪。”在这封信的另一处，戴煌在列举了他
的家乡沟墩的区委对于一系列由于农民对现实不满陷于悲观失望而造成的
自杀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事实之后，说：“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
之普遍及其罪行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使得
这种直接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乌烟瘴气未能得到及时清除，并让其无止境
地扩展下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写一
报告。”由此可见，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
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攻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
合适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戴煌根据组织上和群众的要求，写了一份“自
我检查”，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中引用这个材料也是
不对的。他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
新闻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不上是反动文章。总之，一个普通工
作人员、党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或者是主
动检查思想，因而说了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是完全符合党章
规定的，据此定罪，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错误的。
第二，1958年的政治结论对戴煌同志的言行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科
学的分析，而是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他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
以不同形式表达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意见的整个精神，摘其尖锐的，加
以拼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一）关于“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1）关于对待毛主席的问题。
戴煌确实讲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意见。如在“万言书”中有：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
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
亦会说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当然，这也许是应当的，是真理。可是，
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
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有听说过，
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有看到过。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
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
有责任。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
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修正（错误）中领导大家前进的，
因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
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明吧。
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
样，才能使人民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对他们说真心话的人。”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份的“自我检查”中，戴煌也作了类似的“交代”。
他讲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不同
意“把主席神化”，他认为“对主席的颂扬太过”。他反对把毛主席宣传
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的领袖。他认为这
样宣传。称颂和教导是“唯心的、反科学的”。
从戴煌整个讲话的精神来看，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席和党的领
导。他的本意是要从苏联的这面镜子中吸取教训。他对主席的一些意见是
在肯定“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的前提下讲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
他在一九六二年在《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说毛主席
是万能的，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
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坚决反对”。他搞引了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
段话：“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所必需，
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了历史
性的贡献。”戴煌同志引证这段话，用以说明我们中国称颂毛主席“是革
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这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的
感情。他只是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他还说：“我反对这
种主观专断的说法：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他认为，“在党的高层
中，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在某一时某一地，也有想错。做错的可能。因
此，反对某领导人或不同意某一个领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党'、
‘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显然是荒谬的。”这说明戴煌所
反对的仅仅是不能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毛主席的真实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