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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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的几天里，他反复思考，不敢说自己无罪，可又置身在“牛鬼蛇神”队伍里，能说自己没罪吗？有罪，有什么罪？怎样改造？他越想越茫然了。他感到他的眼前是深渊，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向深渊走去。临别的晚上，他对妻子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讲了很多过去从来没对妻子讲过的事。他说：“李威啊李威，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你大体了解我，也不完全了解我。我的母亲十六岁来到我家，生了我们六个孩子。我三岁时，父亲死了，我是由奶妈带大的。后来家里破产了，我出去当学徒，学电工。抗战爆发，我参加了革命。我没有做过坏事，可是我总挨整，还叫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我和老家划清了界线，我只记得养我成人的王妈，她死了，我曾到她坟头去悼念，以后，怕再也去不了啦。你记下我老家的地址，记下王妈老家的地址。她家是在湖州芦墟。你将来有机会去南方，一定到了妈——我叫她生妈，到她墓前代我凭吊，感谢她的养育之恩。这些年，我倒霉，也给你带来麻烦，我对不起你。你有机会去阜平抬头弯，去你老家，也代我问候乡亲们。”李威感到突然，有些反感，说：“小武，你怎么啦，讲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萧也牧沉痛地说：“这次下去，我怕回不来了。我一直想努力改造，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看来，这个希望怕要落空了。我的身体伯等不到这一天。对你，我得说真话，不早点说了，将来会遗憾的。”
在南行的火车上，萧也牧向我和几个坐在一起的人念了两句诗，是把郭沫若的《归国杂咏》改装后的诗句：“五十一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他转过脸来，又悄悄地对我说，“我小时，家里给我算过命，说我能活到五十三岁。我可能还有两年阳寿。”我不由得心一跳，忙说：“信这个干什么，自己对自己应该有信心。”看来，他那时已多次想到了死。他意识到前途莫测，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虽长期生活在农村，但对这次南方之行，一开始就失去了信心。
4月18日，大队人马开到了黄湖农场。第一个晚上，数十名“牛鬼蛇神”挤在一个里外三大间的简陋房子里。我和萧也牧等八个人被分配到里间从南到北由六张单人床拼在一起的通铺上。自右至左排列的次序是：顾均正、张羽、罩必陶、唐锡光、陈斯庸、王康、吴小武（萧也牧）、吴家刚。吴家刚是萧也牧的三儿子。因李威看到萧也牧临别时的颓丧情景，很不放心，特地派了他同父亲做伴，顺便照料父亲的生活。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跟上挨整的父亲，开始饱尝人间的冷暖和白眼。
刚到黄湖时，大家都有一种新鲜感。换了个农村环境，给受审查的人创造了一种除旧布新、从头做起的气氛。有段时间，萧也牧的情绪也很昂奋、乐观。虽然他担任的“牛鬼蛇神”队伍领班这个并不值得羡慕的角色，这个时候因大家都分散到各班排劳动而无形中被取消了，但是他还是希望自己在劳动改造中表现得好一些，尽快结束这一段苦难生涯。4月的大别山下，春回大地。干校的水田里，开始了犁田、平地、育秧。几套水牛由农工赶下水田，萧也牧也挽起裤脚，跟着跳下水田，想学习赶牛耕田。他虽然生在南方鱼米之乡，但从未干过水田作业，两手又没力气，摔了好几跤，滚了一身泥巴。他没有泄气，干活固然外行，那股劲头还是很感人的。
不久，我们的劳动做了一次分工：我和陈斯庸等人是强劳力，分到大田班；萧也牧、叶至善、罩必陶等人作为弱劳力，被分到牛组放牛。少数人已被“宽大处理”，分散住到“革命群众”的宿舍，萧也牧、陈斯庸、严绍端、李庚、马振、杨永青和我等十多人仍集中住在“牛棚”里。白天，各到各的岗位去劳动，不常见面，晚上才得到各自的消息。不断听人说，萧也牧因身体虚弱，步履蹒跚，连放牛也难胜任。放群牛时，牛撒欢奔驰，他跟不上，常被落下半里之遥，望牛兴叹；放独牛时，因两手无力，拉不住缰绳，只能接上一条绳拴在自己的腰上，让牛围着自己转圈吃草，由于活动范围限制，牛吃不饱，肚子经常是瘪的。为此，萧也牧经常受批评。年终评审时，说他劳动表现不好，原先答应过给他的探亲假也被取消了。这年，“牛棚”里没有一个人能回北京探亲。萧也牧曾想早点“回到人民怀抱”（对“牛鬼蛇神”来说，就是可以回到家人身旁）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
进入1970年，团中央“五七”干校“阶级斗争”更加激烈。当时，一切完全军事化。团中央各部以及中央团校、团报（《中国青年报》）、团刊（《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印刷厂、亚洲学生疗养院均按连队编制。中国青年出版社为第七连。由于这个单位清理出的“牛鬼蛇神”最多，武斗最凶狠，镇压最残酷，被封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四好连队”。尤其是在军代表炮制了一个“某某企图谋杀军代表案件”之后，武斗之风更加狂炽。大人小孩见到“牛鬼蛇神”，都可随意毒打。萧也牧由于手脚不灵、行动不便，挨打最多，走路时被打倒在水坑里，打饭时饭碗被打翻在地上。
8月9日的评审会上，对萧也牧进行了重点批判。一发发“炮弹”落在萧也牧头上。原来同一部门的一个人说：“吴小武，你过去装神弄鬼，跟我们争夺青年，劲头多大啊！现在却在装死，混日子。你空口说改造、改造，是在骗我们！”另一个接着说：“你这个人孽根就是懒、馋、怕累、怕死，现在连走路都不像样子。有一阵在马池口，你不是也很神气吗？衣服一脱，躺在地上晒太阳。现在像打了霜的叶子，全蔫了。给你路，你不走，还有什么希望？你完全是对抗态度。”
说萧也牧抗拒改造，说萧也牧装死、欺骗，既是对他加重新的压力，也是要进一步整他的讯号。他知道自己手脚慢，上工时总比别人先走一步。有天早上，赶着上工，走到半路才发现自己两只脚上穿的都是右脚鞋，可是再回去换鞋已经来不及了，只得穿着这一边倒的鞋子去放牛，跟在牛屁股后边一颠一破地跑着。待到下工回来，左脚被扭得几乎走不动路了。
9月4日，萧也牧放牛回来，昏昏沉沉，两眼发花。好容易看到自己住的那排房，挨屋走去，却错进了门，对着墙角那张以为是自己的床，一头扎下去，就糊糊涂涂地睡着了。谁知这竟是我们隔壁的某某的床位。那人一进门，看到满身牛粪的萧也收竟然躺在他的床上，就连踢带打，把萧也牧从床上拖下来，轰出房间。萧也牧仓皇后退，被门槛一磕，仰面倒在地上。某某赶上去，一脚猛踢萧也牧的下部。萧惨叫了一声，吃力地翻过身来，弓着腰，按着肚子，边躲闪，边后退，慌忙中又晃过了自己的门口，闯进了东隔壁农工关正明的家。善良的老关夫妇，扶着他送回他的床位。为此，后来还给萧也牧加了一条罪状：“老右派吴小武无故闯进农工家中。”
这天，萧也牧从下午五点躺到第二天七点，一直没有下床。旁人喊他吃晚饭，他不吭，也不动弹。连喊几声，他才无力地回答：“我不吃，我一点也不饿。”次日早饭时，牛组的老谢（郁彦）在窗外对他说：“你不吃早饭，一会儿怎去放牛啊！”他只好挣扎着爬起来，端着碗去打饭，因为神情呆滞，还遭旁人的辱骂：“好狗不挡路！”
从被毒打这天起，萧也牧的小便严重失禁了，裤裆经常是湿漉漉的。他被带到由原亚非学生疗养院成员组成的连队诊所去检查。大夫一看是“四好连队”的病号，也奉行“医疗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用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给萧也牧检查。他要患者立即取尿。萧也收出去了一会儿，带了半瓶尿进来。年轻医生眼睛看也不看一下瓶子，就断言萧也牧“肯定不是失禁”。他的“诊断”是：所谓失禁，也就是失控，现在要尿立即有尿，当然不是失禁。消息传回七连，连长认为萧也牧“极不老实”，“要加重劳动，以示惩戒”，把萧也牧从牛组调到劳动量较大的菜组去种菜。萧也牧腰背发僵，四肢乏力，间苗薅草只得跪在菜地里爬行，把拔下的草和苗放在一堆，准备下工时带走。不料一阵风吹来，把草和苗吹得散落各处，监工的人认为他有意捣鬼，又把他狠打一顿，打得他在地上直翻滚。
在萧也牧被摧残得愈来愈衰弱的时候，致命的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更猛烈地袭来了。9月17日，团中央“五七干校”校部召开广播大会，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接着，揭发各种“政治案件”和各类问题的大字报在连部周围的墙壁上张贴出来。一年前闹了一阵的《红岩》事件、《红岩战报》事件又作为现行反革命“五一六”案件被重新提了出来。有人把它上纲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十大政治案件中的第一号反革命案件，甚至是全团中央系统最大的反革命案件。说它是“矛头指向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重庆54军”、“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解放军”、“反军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涉及全国的反革命案件”。大字报指名道姓要追查张羽、萧也牧、黄伊等人在“红岩事件”中的“罪行”。张羽和黄伊同时被揪到会场批斗。在沉疴折磨和新的政治压力下，萧也牧境况日趋凄惨。他的床头浸透着汗水、尿水，未加洗涤的衣服有十多件，床上的被子、床单以至狗皮褥子都湿透了；掀起被褥可以看到床板上印出一片一片白色的尿渍，连垫在屁股底下的棉袄棉裤也是湿漉漉的。夜间，他想撒尿来不及出门时，就撒到身边的热水袋里，拧上塞子，第二天再倒掉。他的身上、床上以至他的床周围，散发着刺鼻的臊味。
10月1日，林彪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大会上发表“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把革命新高潮推向前进”的讲话以后，“五七干校”的火药味更加浓烈了。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积极分子”们，像赶集似的有的代表这个班，有的代表那个排，有的代表专案组，走进“牛棚”来，把一个个题目交给萧也牧及其他点了名的人，要他们限期写出材料。萧也牧连喘口气的时间也没有了。
10月3日，萧也收拿着写好的材料交到一个专案人员手里，那位专案人员跷起腿、抽着烟，看了一遍，又临时出了个新题目，命令萧也牧站在门口的大太阳下写完材料才能走。萧也牧双胯乏力，靠在一棵槐树下，颤颤巍巍地写完材料，往回走不多远，肛门失控，一泡屎拉在裤裆里。连长听到汇报后，怒气冲冲地说：“吴小武在向党和人民玩屎尿战术！”立即下令开大会批斗。会上，“群众专政”小组的人对萧也牧推推搡搡，拳打脚踢，会后又罚他去挑粪，由“群众专政”小组组长监督执行。萧也牧站在塘边，已无力用钩担把泡在池里的粪桶挑上来，只能哆哆嗦嗦地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