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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

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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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幌喑频摹K岢钟队舸锓蛭募妨腥肷绲氖旯婊校⒆愿娣苡碌爻械K谋喽┤挝瘛�1959年底,他即全力以赴地从事这一工作。他认真地阅读原作,反复比较,决定取舍;几乎不参考别人的选本,以免干扰了自己的编辑思路。为了准备发稿,他将自己的藏书拆开粘贴,无可粘贴或舍不得拆书的就亲自抄写,如日记部分就是他亲自抄写的。本来,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已全部编好,出版说明及所附资料也都写就,“文革”中却散失了,至今未能问世。另一项工程更为浩大的工作是编选《新文学三十年集》的短篇小说集。为此,他阅读了1919…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说,基本上编就了三四百万字的选本。在这一工作中,同样表现了他那敢于坚持真理和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
  冯雪峰虽是“戴罪”之人,但周围的人都没有这种感觉。他的工作是最积极的,劳动是最卖力的,照样关心时事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发言最为踊跃,不担心别人抓他的辫子。他照样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做人,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业余时间,他虽然已“不宜”写评论文章、从事学术研究了,但却孜孜不倦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就看过两遍,以便从更高更广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一些政治和文艺理论问题。本来,他想完成反映红军长征的《卢代之死》,1961年奉命不能写,便将原稿毁了。经请示领导批准,便着手从事反映太平天国革命的长篇小说《小天堂》。为此搜集阅读了大量资料,并经周扬同意,去广西等地作了实地调查。为了写作的需要,他还练习写旧诗。
  由于他各方面的表现不错,社内同志不仅没有把他看做“敌人”,反而十分尊敬他,爱护他。1961年春,出版社党组织为他上报了有关材料,1961年11月,《人民日报》通报全国,摘去他右派分子帽子。
  他高兴,社内群众也高兴,个别对他曾保持距离的人也亲近了。他第一件事是去找组织要求重新入党,这为领导出了一道难题,大家傻了眼,但为了不伤害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再等一等,以后再慢慢想办法解决吧。”(韦君宜:《纪念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也许是太单纯了,没有想到他虽然摘了右派帽子,可在某些人那里,仍属于“另册”中的人,这事没少为难基层领导。他不断地提出重新人党的要求,却不断地使受理人伤心。
  1965年,他又使基层领导为难了一次。这年,社里派干部去河南安阳“四清”。冯雪峰已是六十二岁的人了,而且有胃病,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是不应去的,但他一定坚持要去,带队的韦君宜无奈,只好让他化名冯诚之跟着大家去了。由于他的工作表现特别好,地方干部一定要评选他为“四清工作团模范干部”。韦君直反复做工作,但又不能告诉他们底细,不管怎么说,还是将他选上了。为此,韦君宜在“文革”中被加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罪名。
  1976年贝月30日,冯雪峰由于肺癌晚期,又患肺炎并发症,导致心力衰竭,经抢救无效,于31日(农历丙辰年正月初一)上午十一点逝世。弥留之际,他的家属代他又一次表示了要回到党内来的愿望。2月7日下午,他的亲属和不足十人的生前友好,默默地向他的遗体告别。楼适夷偷偷地在他遗体前放了一束鲜花。2月16日,在姚文元下令“不见报,不致悼词,一百至二百人规模”的情况下,草草地、默默地开了一个追悼会。好在上面没派人来监督,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参加追悼仪式的超过二百人,其中有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沈兹九、楚图南、杨东药、曹靖华、冯乃超、李一氓、陈其通等。出版社的同志,由于受上级控制“规模”的限制,要去的不少人都被劝阻了。
  1979年2月,在冯雪峰逝世后三年,由于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国家出版局党委联合上报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上报之前,社内召开过会议,会上念了1957年划他为右派的结论,以及为改正所作的调查核实报告。与冯雪峰共事过的人,其高兴心情自不要说了,都说这个错案早就应该平反。一些不曾与冯雪峰共事过的新来的年轻人,当听到原右派定案材料时,不少人哈哈大笑,笑当时作协那些笔杆子的拙劣,“怎么编造得那样漏洞百出!”
  这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他生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二十多年的错案得到了改正。特别是他回到了党内,尽管这时他已作古,只能欣慰于九泉了。
  由于社内同志和社会各界的要求,1979年门月17日为他补开了正式的追悼会,因为第一次不准有声音、又限制规模的追悼会,实在不像样,人们无法寄托哀思,这次补开的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操办。追悼会原定1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因为第四次文代会的不少外地代表提出,他们必须在会议结束时参加这个会;至于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开,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一时间、这一地点,都被中国作协占住了,他们要为周立波等补开追悼会,冯雪峰的追悼会不得不让路,改在文代会散会后第三天开,在一个不能开追悼会的西苑饭店礼堂开。为此,主持人和社内的职工都很担心,一是怕会议代表走光了,冷清;一是怕饭店礼堂起坐出进,弄得椅了乱响,影响了气氛。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好。外地的不少代表留下了,有的说:“他们想赶我们走,我们就是不走!”还有不少外地人也自费赶来,北京文艺界、教育界。科研单位、政界、军界、民主党派、群众团体都来了,礼堂里坐得满满当当,过厅里也站满了人。据新华社记者统计,到会的有党政领导和知名人士一千多人。这是很少有过的。挽联。挽诗、唁电(有长达千多宇的)在大过厅里挂满了二层。会前,不少人含泪在看,还有不少人泪流满面在写。这时,萧三打来电话,叫追悼会一定要给他代书一副挽联,字好坏不管。他以老年颤抖的声音口授这副挽联:“尊敬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据不完全统计,追悼会收到来自全国的挽联、挽诗四十副(首),唁电七十七封,唁函二十一封。中央领导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宋庆龄、邓颖超、周建人、王震、胡耀邦、宋任穷、王首道、茅盾、胡愈之等送了花圈。中央有关部委、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总政文化部以及浙江省、上海市等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也送来了花圈。王震、胡耀邦、宋任穷、周扬。邓力群、巴金、叶圣陶、丁玲、欧阳山、谢冰心、艾青、贺敬之等出席了追悼会。大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胡愈之主持,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会开得肃穆庄严,全体离座肃立时,除了有人呜咽之外,没有一点磕碰椅子的杂音。
  从大家步人会场到走出会场,不少人在呜咽、流泪,特别是他那些上饶集中营的难友们,悲痛更甚。这些人的悲痛和眼泪,有的是因死者的遗爱、遗德而发,有的却由于悲愤而发。冯雪峰的为人,诚如《悼词》所说,他“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忘我。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人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至于他的事迹,《悼词》虽然由于个别人的反对,在某些提法上,作了让步和妥协,但仍然洗刷掉了某些人泼在他身上的污秽,肯定了他是“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20年代,就“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30年代,“他作为‘左联'的负责人之一,团结大批进步作家和革命作家,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既是鲁迅的忠诚学生,又是他的战友”,由于他的工作,“使鲁迅加深了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敬仰和依赖”,“在维护并捍卫……鲁迅的光辉旗帜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苏区和长征中,“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白区工作中,“在党的路线斗争和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他在敌人的监狱中,“坚贞不屈,团结难友,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质”……至于他一生如何正确坚持马列主义原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英勇地反对机械论、教条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以维护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创作健康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在那时是不便提的。
  这一《悼词》是并非完全的盖棺论定,并非像夏衍所说,是“人死了,说几句好话可以”的例行套话或溢美之词。当时远处外地、尚未完全获得自由的胡风,花了三天时间,站在文学史的高度,以理论家深途的眼光,在拍来的唁电中,对冯雪峰的一生作出了类似《悼词》的评价。他称“冯雪峰是20年代初报春的、纯真的人民诗人;20年代末鲁迅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实践道路的学习者和力所能及的保卫者,并继李大创、陈独秀之后成为党和鲁迅之间多年的诚实的联系者;左联时期鲁迅战斗实践的协力者——与群众和战友同艰共险的无私的组织者、启蒙的诚实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者、苏联文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努力介绍者、对敌友我界限慎重区别的共产党员战斗者,鲁迅和霍秋白的战斗友谊的结合者及其联合斗争的参加者;在艰险卓绝的红军长征路上党内路线斗争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景仰者、学习者,确立毛泽东思想领导优势的参加者、坚持者,在鲁迅逝世前使鲁迅精神汇合到毛泽东思想中的必然道路的开辟者,在民族危机和组织危机的内外复杂条件下对政治上的毛泽东道路和文化、文学上的鲁迅方向的力所能及的坚持者;抗战前期对国民党招贤礼遇的鄙弃者,在反动派集中营的残酷压迫和艰苦生活中不畏不屈不苟的共产主义模范革命者;抗战后期到解放前的沉闷处境中对社会文化的日常性斗争形态的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劳动者,中国现代寓言的呕心沥血的创作者;解放后在文艺领域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复杂斗争和严重压迫下,还为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勉力探求的苦斗者和牺牲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文艺战线特殊条件下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战士……”
  胡风的唁电曾两易其稿,分两次寄达,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成的,也许同样难为某些人所接受。但对一个人的逝世,各界著名人物如此伤心、落泪、愤激抒怀、深沉思索,却是历史将对他作出公正评价的先兆。
  (选自《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2期) 

  盛世的灾难
  ——忆我的父亲陈企霞
  作者:陈恭怀

  一、可怕的一幕 
  建国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经过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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