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_2-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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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说“人岂乐死而忘其生”，对一些人迫不得已的绝望之念似乎可以理解。但对一个还想为革命为社会做点儿事的人来说，绝望是不可原谅的，哪怕只是一闪之念。于是我重新恢复了人生的信念，坚信千锤百炼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就此溃灭，党内健在的千百万同志会逐渐觉醒，千百万烈士的英魂也不会答应革命大业就此衰颓！我要坚持活下去，继续磨砺自己，寄希望于未来。
当然，在这个云山畜牧场，再也谈不上什么“积极争取”了。因为这个狭小天地，似乎是与我们理想的社会制度不相协调的世界。这儿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人道。这里的一些掌权人，将来即便受不到历史的惩罚，一旦他们自身多少恢复了一点儿人的血性，他们也会受到他们自己良心的谴责的。那痛苦，将比身外的惩罚更深痛。
二
6月上旬，又一阵冷风拂拂，下起了连阴雨。
一天，刘恩叫我到云山场部派出所去。我问什么事？他不怀好意地冷笑着说：“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我心想：怎么？真要把我抓起来么？可是这又不像，不然怎会让我独自前往？
我打着一把破油纸伞，赤着脚，独自滑滑溜溜地到了云山场部，进了路南一座门口挂着“八五○农场云山畜牧场派出所”牌子的两头趴红瓦房。书生模样的派出所刘所长，让我看了一份盖有河北省保定法院公章的《离婚调解书》，原来是我那妻子又在保定提出与我离婚……
前面在《家庭》一章中已说过，在1958年3月18日我被开除出党的第三天，她就要我去北京市西单区政府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那里的办事人员不同意，这件事就被暂时搁置。当年秋天“大跃进”，“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她与新华社的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去帮助河北省保定地区徐水县大搞“共产主义”。“疯狂加吹牛”地搞了几个月，‘损失惨重，彻底失败，县委书记被扣上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罪名逮捕法办。我那妻子没有随新华社的大批人马“凯旋”北京，而坚决要求留在保定工作，并把我们的大女孩戴青青从新华社幼儿园接到了保定。她看到1959年冬天第一批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中没有我，就决心与我藕断丝也不连了……
“你打算怎么办？”刘所长问我。
“在北京就办过一次了。”我说，“尽管西单区政府不同意，新华社党委也不同意，但我至今仍然坚持原来的态度：决不拖累任何人！”
“很好！那么财产和孩子怎么办？”
“我和她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的，素来就谈不上有什么财产。我的意见是：她已带走的一切东西，均归她所有；留在新华社库房里的完全是我的书稿、素材、笔记本以及只有我才能穿的衣服，就归我。至于孩子们的归属，那是早就协商好了的：大女儿青青归我，小女儿贝贝归她。由于目前我是这样的处境，青青暂时仍请她帮忙抚养。小贝贝将来是否真地送给她的姐姐、姐夫，那是她的事。”
“好爽气！那就这么办吧！你把这些想法，都填在应该由你填的这张空白表上。”
我填好了表，签了字，心想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但是过了十多天，刘恩又叫我们到云山场部去。但这次不是去派出所，而是去紧挨着派出所的场部政治处组织股。我说我早已被开除了党籍，与党的组织毫无关系，组织股叫我去干什么？刘恩还是那句阴冷的话：“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到了场部组织股，组织股一位脸儿瘦长、带有几分病态模样的助理员接待了我，原来还是离婚的事。据他说，新华社党委接到了保定法院征求意见的信，对这件事相当关心，特地给畜牧场党委来函，要他们转告我，要我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我原来的考虑就是很慎重的。”我说，“尽管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我仍然很难过，但我决不牵连任何人，没有再重新考虑的必要。”
“很好！”这位助理员说，“你很有自知之明。我看也应该这样。政治上不一致，在一起生活也不会幸福。好，你回去吧，我们负责把你的态度转告新华社党委。”
“政治上不一致”？哪来的“政治上不一致”？无非是对党内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些分歧罢了！不过这样，我也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虽然这肯定会给两个孩子的心灵留下不可修复的创伤，但等到她们长大成人时，她们一定会理解酿成这个家庭悲剧的原因，她们的生身父母都是无罪的。
三
1960年7月15日，我们这个排又从小云山转回云山场部，给畜牧一队而不是畜牧二队打草。
这两个畜牧队分工不同，一队的任务是养猪，二队的任务是养牛。
这时我又患起了痢疾，还拉血，但我不能歇，因为全排只有少数几个人是前两年夏秋两季打过草的老手，其中又数我的刀法比较好，要我给全排的新手起示范作用。可是，由于我的体力今非昔比，劳动成果远不如前了。前两年，平平常常，一天也能打三四千平方米，突击时可打五六千平方米；而现在，不论怎么鼓足劲，也不过两千平方米左右。就这样，全排也没有人能赶得上我。
然而，我仍然受到了排长和副班长的刁难，说我没拿出过去的干劲，虽然他们连1500平方米也打不到。等我把他们都带会了，我要求治病，他们也不让治。云山场部卫生所的女医生宋立君给我开了病假条，他们又说没有指导员刘恩的签字不算数，仍逼着我上工。
宋立君医生闻此言，也很为我难过。宋立君医生是一位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女性。她原是部队中的一位中尉军医，随她的丈夫一道转业到云山畜牧场。开始，她就在“五间房”的五一水库工地做我们的大夫。当她得知了我过去的身世，我的妻子又已决定与我离异，而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却很达观，干起活来又那么冲，她曾几次要帮我缝洗衣服和拆洗被褥，都被我婉言辞谢。这次我们又在云山场部相见，她见我已判若两人，不禁大吃一惊。魁伟壮实的大汉成了一根细长杆儿，神色也蔫巴了，体重由196斤锐减到92斤，比原来的零头还少4斤！她明白，按照一般的医学常识，一个人的体重如果在短时间内下降了一多半，那肯定会活不成的。而我不但还活着，而且还能坚持干打草这类的重劳动，她以为那是由于原来的体质过得硬且具有相当强的意志力所致。
不过她更明白，既然体重已下降了一半还要多，原来的体质即便再佳，毅力再超常，若再不予以抢救，也不会支撑多久了。所以她主动给我开了转院证，再三叮嘱我尽快凭证去场部供销组领取外出粮票，争取去密山医院检查治疗。
“千万别再耽误了！”她把我送出她的诊室时再一次叮咛着。
可是，排长盛桂林和副班长王开泽得知此事，立刻向指导员刘恩汇报予以阻挠。我去找刘恩，问他为什么不准我去治病。他冷冷地说了四个字：
“去就去吧！”
这下我满以为治病有望，立即去场部供销组领粮票。万没想到，他们竟半两粮票也不给。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刘恩已有话，必须有他的文字批准。我随即转身又找到了刘恩，刘恩竟又要我去找供销组。就这样，他们推来推去地踢皮球，我终于没去成。
过去在党内生活了十几年直到“反右”，我从未见到如此阴险冷酷的人。可是在云山畜牧场，竟和这种人天天相见！宋立君医生也毫无办法，只能报以几声长叹，以示对我的同情与抚慰。
像宋立君这样好的医生还有一位，名叫苏宝珠，他是南京人，中等身材，20来岁，肤色白皙，有点络腮胡子，长相很英俊。他毕业于一个军医学校，对我们这些落难者的遭遇颇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同情心。在第三生产队的“三间房”时，一天夜晚，宋立君医生临时回云山场部的家中去了，“五间房”的一位“老右”得了上吐下泻的急症。苏宝珠医生闻讯，从“三间房”打着手电，手里拿根打草驱蛇的小木棍，走过了“三间房”到“五间房”之间的二里多地的沼泽地，给那位“老右”服了急救药，使其恢复了平静。这在“老右”们中间广为传颂，第三生产队队部的墙报也不得不予以赞扬。
只可惜，像这样富有良知和为人厚道的干才，在云山畜牧场的干部群中并不占多数。
不久，我的背部也被晒烂了。前两年打草，我的全身被晒得油光黑亮，神态爽朗。而现在，由于抵抗力的大幅度下降，再也经不起日光紫外线的强辐射和一群群大中小牛虹“祖孙三辈”的叮咬。裸露的双肩和脊背先起泡蜕皮，继而就烂得血肉斑斑，伤口边缘露出了黄油。每天清晨起床，薄薄的被单都粘在脊背上剥不下来，有时不得不请他人一片片地洒上水，慢慢地把被单揭下来。那痛苦，只有身遭此难的人才深知其味。
四
这时，我们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七两带皮的原粮了，到了见吃如命的地步，人人饿得不是浮肿就是皮包骨。
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不但饿得皮包骨，门牙也几乎都掉光了。一天，他和军医李定国一起上山扛柳条，在半途中歇脚时，他对李定国说：“小李，想当初我在（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扮演牛科长时吃的那只猪蹄膀，要是留到现在吃那该多好啊！当时是一只真的红烧猪蹄膀，只当道具用，装样子啃了几下就丢掉了，现在想来真可惜、真可惜！”说着说着不禁流下了口水。
出收工也拄着拐杖的学者风度的谢和赓，有一次拜托李定国从云山场部给他抢购回来一斤小人酥，高兴得像个小孩似地连声说：“感谢李医官，感谢李医官！”他过去做党的地下工作时在白崇禧等人身边当过多年的秘书，称军医为“医官”已经说惯了口。
1958年中秋节发月饼，漫画家丁聪一次就吃了五块月饼，当时对人说“饱的难受比饿的难受还厉害”。可是后来大家就再也没有机会体验一下这种“饱的难受”的滋味了，因为后来的中秋节再也没有月饼可吃了。大伙儿只能对着圆月在心眼儿里哼哼：“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照着我们‘右派犯'，更是愁上又加愁！”
经廖承志提名，原《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被调往刚刚成立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英语。临离开北大荒时，他到虎林县城洗澡堂去洗澡，里里外外的衣服刚脱得一丝不挂，就引起澡堂内所有的洗澡客与服务人员的一致注目。他觉得好生奇怪：“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看的？”他也只好跟着睽睽众目往自己身上瞅了瞅，这才大吃一惊：原来自己的全身上下不仅有着一层厚厚的黑灰，而且瘦骨嶙峋，胸前皮下的两排肋骨根根可数，如果不比死人多口气，则完全成了一具木乃伊。几个月不洗澡，到了这时他才看到了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怪不得澡堂子里的人们把他当成了“西洋景”。
到了这地步，大家还不能喊饿。当着农场领导和队长、指导员们的面，如果饥肠辘辘，大伙只能相互间心领神会地悄悄说：“‘常委们'（肠胃们）粮草不足，又猛提意见了！”
有一次，这被一位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