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你我一样呼吸-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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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过度早熟的牛顿从小就有开放的性观念，从不认为它是罪恶或肮脏的东西，唯一一次感到愧疚的是6岁的时候偷了哥哥一本成人杂志，被母亲当场抓住。真正教给他性经验的是一个叫伊娜的女孩，这是个小美人胚子，两人在游泳班里结识。伊娜在外面与其他男孩子一起，回来后把学到的性知识教给牛顿。
母亲对牛顿的性早熟感到忧心，她想，与其强硬压制，不如理性疏导。牛顿第一次与伊娜偷尝禁果后回到家，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下达了硬性规定：每周只可以有一次性行为，不能影响学业；此外，她还同意增加他每月的零花钱，要求他必须买避孕套。
牛顿买下第一台相机是在12岁，并第一次为女人拍照——让女友穿着母亲的衣服在镜头前摆各种姿势。到了15岁，他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人生三大目标：照相、女孩和游泳。父亲为此没少训斥他。16岁，他辍学拜在柏林著名的时装、人像和人体女摄影师伊娃（Yva；1900…1942）的门下学习摄影，伊娃是牛顿最早的启蒙老师，传授了他许多摄影技能，但牛顿只当了两年学徒，战争就爆发了，也是犹太人的伊娃后来不幸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胜利大逃亡
牛顿在二战前夕的柏林生活自由而快乐，不过幸福的时光并没有维持太久，二战前纳粹已经不断收紧对犹太人的限制。母亲坚持把现金拿在手上，因为她知道如果把钱存到银行，迟早会被纳粹没收。正是这笔钱最后救了全家人的性命，用它买了船票逃出生天。
1938年，德国国内政治气氛越来越不对头，因为意识到希特勒可能要对犹太人不利，牛顿一家人决定逃亡。牛顿一家兵分两路逃出德国，父母坐船到南美（父亲刚从集中营放出来，身体虚弱不宜远行），而把18岁的牛顿送上开往遥远中国的汽船上（因为时值1938年，美国及英国的移民名额早已报满，唯一开放的只剩下中国）。离开德国时，行李箱里装着他的相机和漂亮衣服，身上却只有区区5美元，这是纳粹允许出国的犹太人携带的最高现金额度。但命运总是阴差阳错，牛顿很快就与同船的女人们混熟了，行程大半的时候，他与其中一个女孩在新加坡中途下了船。
上了岸以后，他在新加坡《海峡时报》找到一份摄影师的工作，但很快就被解雇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去码头坐着，看着欧洲过来的船哭到天黑。生活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现了一线生机，年轻时的牛顿长得很帅气，一个34岁的法国女商人找到了他，两人发展了一段姐弟恋（那时侯牛顿19岁）。虽然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后来牛顿逐渐厌烦了这个女人，并试图逃离她。二战期间，新加坡政局变动，留在新加坡的犹太人要被送到澳大利亚的集中营，牛顿头也不回地加入了这支队伍。
刚到澳大利亚，牛顿作为“无国籍人”在俘虏收容所呆了两年，随后参军加入澳大利亚军队。二战结束后，牛顿在墨尔本开了一家小小的摄影工作室，并在那里遇上了后来的妻子——爱丽丝斯宾斯。
“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可以和模特儿偷腥，也可以和她们一起工作，但同时进行则绝无可能。”
牛顿一生被无数美女包围，模特儿是和他打交道最多的人群，爱丽丝就是其中之一。爱丽丝原名茱恩，1923年出生于墨尔本，在认识牛顿前是专职演员，也是一名画家，后来在偶然机会下做了几次牛顿的模特儿，她在镜头前出色的表现力让牛顿为之着迷，为她拍下了不少照片。两人在1948年结婚。
婚后爱丽丝继续演艺事业，她开始接触相机非常偶然，有一年她为牛顿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一台摄像机，谁知牛顿拒绝使用（他只用相机），爱丽丝只好拿来自己用，并试着拍来玩玩。她也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是在牛顿生病之后的事。1971年牛顿心脏病发作，无法拿起相机拍照，于是茱恩接过丈夫的相机开始了摄影生涯，并改名为爱丽丝斯宾斯。她开玩笑说，相机正式交接的那一天，丈夫给她上了3个小时的摄影课，这就算入门了。
爱丽丝决定专攻肖像摄影，她最初的作品许多以生活圈子内的朋友为素材，爱丽丝拍照喜欢越简单越好，她宁愿拍日常家居生活中的姐妹们，并且尽量采取自然光，从不以合成的布幕作背景，与她丈夫喜欢虚构世界的风格截然相反。
许多人认为，爱丽丝充满温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牛顿荒凉、冷漠而性感的画风。牛顿夫妇只办过唯一一次的共同摄影展，展览名为“我们和他们”，前一部分“我们”是夫妇俩轮流替对方拍照，后一部分“他们”则是两人镜头下的别人。
尽管两人都是摄影师，但风格迥然不同，而且影响不了对方。牛顿说：“我们在摄影上有各自的目标，她的作品写实而且朴素，而我喜欢人为痕迹浓重的照片。”
丈夫经常与女模特一起裸体相对，爱丽丝曾经为此吃过醋么？她说：“从来没有过，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作为一个摄影师，你可以和模特儿偷腥，也可以和她们一起工作，但同时进行则绝不可能。’”
牛顿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几年，加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但远离西方文化中心的澳大利亚似乎不能满足他的事业野心，于是牛顿在1950年代后期来到欧洲闯天下。他说：“一到巴黎，我就意识到这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无论生活还是摄影。人们生活在街道、咖啡馆和饭店。漂亮女人到处都是。”
一个惊世骇俗的色盲
牛顿第一次在时装界崭露头角，是1961年他的作品在法国版《Vogue》上发表引起社会轰动，他首次向外界展示其赤裸裸表现“性”的摄影风格，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牛顿的名字开始窜红。尽管也惹来争议和责难，但同时这种革命性的摄影手法使他声名鹊起，成为时装摄影的弄潮人。从1961年起的25年里，牛顿开始成为法国版《Vogue》杂志的专用摄影师，并且同时受邀为美国版、意大利版、德国版、英国版的《Vogue》拍摄时装照片，独特的影像风格使他马上成为《Marie…Claire》《Elle》《JardindesModes》《LineaItal…iana》《Queen》《Nova》等诸多时尚圈顶尖杂志的宠儿。1968年的时代风潮，更使他得到了一个趁势而起名震天下的良机。他那揭示了西方社会性的现状与幻想的时装图像在一个松动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时代的欲望消费的表征。
1971年是牛顿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牛顿在纽约拍摄时突发心脏病，虽然在精心护理下，他保住了性命，但却永远改变他的生活。他重新看待他的事业，从那时起，他决定再不拍摄千篇一律的时装照片，而只拍他真正想拍的照片。他拍的照片更色情，更大胆，甚至带有残酷的风格。他变得毫无顾忌了。
黑白照片、赤裸女人是牛顿作品的标志。或许有人感到很困惑，为什么牛顿的作品绝大部分是黑白照片，极少见彩照——因为他是个色盲，但牛顿从不避讳承认这一点。他分不清黄绿和蓝绿，所以他拍的彩照中多是鲜艳夺目的红色。
牛顿１９７５年首次在巴黎尼康画廊举办沙龙摄影展，１９７６年获东京艺术指导俱乐部的年度最佳作品奖，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他的第一本书《白种女人》获美国图像艺术协会的奖励，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获德国艺术指导俱乐部最佳新闻摄影作品金奖，1989年法国文化部长授给他艺术骑士称号，1992年德国和摩纳哥也授给他奖项。1999年《生活》杂志以其在杂志摄影中的长期贡献授给他生活传奇人物奖。他曾出版有多部摄影专集，１９９９年出版的面积为５０ｃｍ７０ｃｍ，重量为３０公斤的摄影集，售价１０００英镑，成为２０世纪最昂贵的单行本书籍。
同时，好莱坞也对牛顿产生兴趣。1978年的电影《劳拉马斯的眼睛》的主角所用的照片就是模仿牛顿的照片。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牛顿想为电影拍照片的企图以失败告终，因为制片想要的是血淋淋和尸横遍野的暴力照片，牛顿恰恰对此不感兴趣。他说他的照片宁可是色情的，也不要暴力。
“她（萨切尔夫人）看上去就像一条鲨鱼”
除了惊世骇俗的时装照片外，牛顿也拍风景照和肖像照，他曾拍过的名人有毕加索、皮尔卡丹、超模坎贝尔、让…玛丽勒庞（法国极右翼领导人）、超模克劳迪娅、摩纳哥卡罗琳公主、范思哲等。不过当然，他最喜欢拍的还是不穿衣服的女人。
他对异性纯粹抱着男人角度的审视目光，但只有一个女人让他存有敬畏之心，那就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因为他喜欢看上去充满力量的人，即使是撒切尔夫人，也能让牛顿兴奋起来。他曾为撒切尔夫人拍过一张面无笑容、凶相毕露的照片，现在挂在伦敦的国家肖像画廊里，是撒切尔夫人平生最讨厌的一张照片，但牛顿却非常喜欢，“她看上去就像一条鲨鱼”，他说。
2000年，牛顿迎来80岁生日之际，德国摄影中心邀请他在柏林举办一场摄影回顾展，正在外界普遍狐疑牛顿怎么会重新踏入这个当年让他家破人亡的国度时，牛顿夫妇却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牛顿重新踏上了德国的领土，访问64年前与父母告别的火车站。自当年一别，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一面。
晚年的故乡行让牛顿感慨颇多，他决定把柏林作为收藏他一生作品的最后归宿地。2003年10月，他把自己所拍的1000多幅作品赠送给柏林的一家博物馆，把所有作品都留给了出生地城市。德国总理施罗德为此专门发表公开信，感谢牛顿的馈赠。施罗德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举动称之为“和解的标志”。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你可以将他驱逐出家园，但是无法把家赶出他的灵魂。
2003年1月23日，牛顿驾着他的凯迪拉克行驶在洛杉矶日落大道上时，汽车突然失去控制，撞在一家饭店的墙上，汽车严重受损，牛顿随后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不治身亡。牛顿83载的传奇人生因为车祸而画上了句号。
贝蒂娜·莱姆斯的人类动物园（1）
她在人类身上寻找动物的余绪，而在动物身上发现人性的微光。
法国女摄影家贝蒂娜·莱姆斯（BettinaRheims；1952…）的女性肖像摄影因为提示了一种充满了官能芳香与生命尊严的性格复杂的新型女性形象，展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受到西方摄影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传统的肖像摄影作为一种人的社会身份地位的视觉呈现，其方式往往根据对象的性别、社会身份与职业等外在标志而有一定的表现模式。而人的服装则往往起到了重要的身份提示作用。因此，除了一些特殊的创作目的，完全脱离自己身份标志的，单纯呈示一个人裸体形象的肖像往往会被认为没有意义。
然而，莱姆斯肖像摄影中的女人们却大多是以裸体状态出现。她们的形象没有诸如服装等外在符号可以据以判断其身份地位，结果，她们成为一群失去了社会身份标志的、平均化了的女人。但是，就是这种身份信息微弱、极其本色的女性形象，却成为了解当代西方女性新形象的依据，为人们了解当代女性与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