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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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手忙脚乱，喝了点凉水，吹了会儿空调，半躺着假眠了一阵儿，徐静蕾的声音就到了：“我来啦！”仿佛战地医院的女护士。见面先递上保心丸，这要是搁电影里，大概属于较差的桥段。
我相当业余地充任记者，听她回答也许已经回答过上百遍的问题，琢磨着从她直接干脆的谈话中发现一点线索，在编剧王朔和导演“老徐”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对电影的理解也许有赖于此。这个相当老练的演员，由多年前那个稚嫩的学生演化而来，成为一个“理性”的导演，同时能在商业电影中——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如地出任花瓶，比如她前天还在香港拍摄的《伤城》中的角色。
她的坦率、明晰，以及于瞬间投入工作的敏感——套用一句套话——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在细微事物上的热情，使她有能力在现实中捕捉并保持住准确的焦点。
“多年前”，摘一段我的“流水”：“在北京，时事公司投资排《我爱XXX》，跟王朔一起去看剧组排练……那个寒夜，从亚运村的韩国馆子出来，去青艺，穿过一组复杂的楼梯，仿佛在一阁楼上，剧组在联排。而我——毫不夸张地说，在一旁的椅子上笑得差点岔过气去。遗憾的是没见这戏公演。快十年了吧？今日的明星，那时候还是个没长开的丫头。”
那“丫头”，就是今日的老徐。依我有点模糊的记忆，她是那群被孟京辉扇乎得乐癫儿的演员中，唯一有点游离、恍惚着的。
他们使劲拍打着椅子，摆弄着防风打火机，手电筒，一字排开，忽然又挤作一团，在巨大的投影前，贫嘴、饶舌、打闹、抓挠，一边演着，一边被自己的表演逗得乐不可支。坦白地说，我笑得有点失态，唾沫被倒吸进喉管里，嗓子哑了；王朔在一旁淡笑，间或跑到楼下的小剧场，去看一眼正在演出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
而“老徐”则微微像是一个局外人，并非全然因为是个新手，而好似永远保有着新手的迟疑。
在她看来，她从来就是个边表演边审视自己的演员——即便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样全然体验派的理论来看，也要求演员保持适度的“理性”。
她是若有所思的，不论是作为演员还是作为一个人，不论是剧中还是在生活里，在她乐呵呵的表情之下，似乎有一个不那么乐呵的人在置疑什么。鬼才知道那是什么，没准儿就是置疑的天性。
也许我是错的，这个“老徐”和她所塑造的人物，彼此映照，来回渗透，互为表里。“她”成为一个镜中的影像，一种投射，或如刘苇在《蜡像》一文中写到的：“既是对原型的恭维，又是一个赠品。”
她并不把《梦想照进现实》看作是一个例外，那只是她所愿意尝试的任何样式的影片中的一种。你也许可以在影史或者同时代人的尝试中搜寻依据，但是这部影片确实发端于一个特殊的头脑，一个由北京滋养，既令其骄傲也令其难堪的头脑。它的含义、可能性，只有到催生这种语言方式的土壤中去寻找，而它的衍生物，你终将发现，那是无处不在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这往往在成为艺术作品的源泉的同时，也成了另一代人与之产生精神歧见的源泉。我们在分歧中长大成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并不在乎，这正是令人心碎之处。在影片中，被推远了的动荡背景、看似源自创作者的真实经历，实际上，那正是他们的冲动、反抗和美学。”
当年，姜文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拍摄的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后，我给报纸写过如上评述；我想，这应该也适用于《梦想照进现实》。
捎带说一句，姜文带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来上海试映时，设宴招待朋友，虽然喝至微醺，依然节制谦逊，不似日后传说的那么令人匪夷所思。是的，时间会使世间的事物发生偏移，一如光线的移动改变结晶体的反射，即便如此，坊间的传闻，依然使我难以接近事物的真相，也许公众更需要一些淘气乖戾的形象供他们消遣。谁知道呢？
支着录音笔，扯了近两小时，中间找水、抽烟、接电话诸般杂事，彼此觉得把话说干了，一致同意歇了。
天色渐晚，一干人去城市酒店左近的饭馆晚餐，这边正泊车，那边徐静蕾一人沿着街边直直往前走。素面朝天，如放学的女生。那安静的姿态，表示她知道北京是她的，她是北京的一部分。
阿城牙疼，说嘴肿得跟海豚似的，无法“侍宴”，众人想象了一番海豚的模样。在陈丹青、查建英、张锐等赶到之前，我们已将前菜扫荡了一遍。谈话真是叫人容易饿。
此行受《收获》之托，为“一个人的电影”栏目做访问，近四个小时的谈话录音之外，捎带和王朔、刘奋斗看了一宿电影。王朔挺欣赏自己的投影设备，放什么都有一种特殊的暗调子，能使任何影片的影调获得提升。刘奋斗的影片则从头至尾打着“样片”二字，似乎永远处于未完成。
原载2006/8/9《上海壹周》
《时光流转》
孙甘露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我盲目而偶然读到的杜拉斯，大致是：《情人》、《琴声如诉》、《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印度之歌》、《塔基尼亚的小马》、《副领事》、《广场》、《艾米莉·L》、《L·V·斯泰因的迷狂》、（译文版王东亮先生译为《劳儿之劫》）《卡车》，以及稍后的《痛苦》。译文主要出自王道乾先生之手。其中的若干篇目是节选。
我隐约还能记得阅读《情人》时的沉醉，《琴声如诉》带来的怅惘，《痛苦》的复杂诚挚，《昂代斯马先生的午后》所引发的午后小憩似的迷思。我也记得那个阅读的愉悦年代和各种小圈子的谐谑氛围及伴随周遭的相关无名事物。
那仿佛是一个阅读的黄金时代，对书本的迷恋在经历了漫长的禁锢压抑之后，表现为近乎圣迹的社会性痴迷，那似乎也间接奠定了日后阅读的衰败。从这个角度看，也许彼时的阅读自始至终只是一种代偿行为，只是一种对缺失的反应，而没有被确认为真正的缺失和超越现实原则的审美活动——也许这是一个妄念，一种本质上不存在的对经典的膜拜运动。谁知道呢？在古代——哦，我们又开始寄希望于古代——在那些先贤的著作中，他们似乎并不寄希望于未来的阅读，今天之我们，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他们的写作真的包含着对读者的筛选吗？他们一定预感到了某一天被多数人忽略和被少数人过度阐释的命运。
我至今有些纳闷，我从未将杜拉斯的写作与女性主义立场搅在一块，也从未因她的印度支那经历把她放到东方的、殖民地背景前端详一番。我并非无视这些殊异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况且这些研究本身，有时候也带有杜拉斯式的执著、坚毅、缠绕和悖谬。我似乎是以一个落伍的、老派读者的立场欣赏她的通常是第一人称的小说——回忆录式的伤逝与沉溺，半自传式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澄清，以虚构名义出现的镜中形象，循环往复的随想，于摇摆中辨认个人历史的绝望企图……
她所开拓的新小说的边疆，恰好与我心目中的经典作家的领土接壤，她笔下的女性肖像，时常会令我想到欧菲利亚、玛斯洛娃、包法利夫人——跳出大师们赋予她们生命的时代，向着未来发出无穷的询问。
王道乾先生辞世后，受王夫人之托，我曾将他翻译的杜拉斯的一篇短篇小说，请李陀转交京城的某前卫杂志，后被告知因其中的若干色情描写而没有采用——哦，色情。多么困难的话题。好像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那并非杜拉斯的最好作品。多年后他们在王夫人的敦促下将译稿退还，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即便以王道乾先生所译杜拉斯的影响，或者基于杜拉斯研究的完整性来考虑，这事情听起来也有点令人诧异。我猜想是不是我卑微的中间人角色耽误了这篇关于走廊上的女人的译文面世？
很多朋友说，《情人》的英译被认为是最好的，而读过王道乾先生的中译后，感觉尤胜一筹。人们这样赞美王道乾先生：如果杜拉斯会写中文，《情人》也就是这样了。我的更加极端外行的看法是——暂且抛开原著的文学成就和对译文的仁智之见——如果杜拉斯能够运用中文写作，未见得能把《情人》中文版写得比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更好。
一个特殊的内心狂乱的时代，成就了一位特殊的异常沉静的译者，并成就了一个特殊的意味深长的译本。仅就这本小说的中译而言，几乎是不可复制的。理论上说，可能还会有更好的译本，但是像我这样的普通译文读者，已经不再期待了。我感觉，这就足够了。王道乾先生的《情人》中译，不仅是一个文体的奇观，它复杂而微妙的印证、唤起、诠释了它问世的那个年代的文化的脉动，在某种意义上（据我观察）它甚至谕示、界定了此后那些译文读者的感情方式的变迁。
就无数翻译家的译文对中国作家或其他人运用中文的影响来看，如果你没有读过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情人》及其他优秀翻译家的杰出译文，怎么能说自己已经领略了最美好的、与我们当下的经验息息相关的中文？它推动、丰富着白话文的发展，为其注入活力、现代的感性，在日常语言中寻求内涵、深度、节奏和语调，在复杂多义中揭示美感。或者如哈罗德·布鲁姆在为《西方正典》的读者推荐书目时所说的，从译本中获得“特别的愉悦和见识。”——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留心杜拉斯中译为我们营造的，在语言和时代的狂风中，那不易察觉的内心的摇晃之桥。
时光流转，新小说之一翼，已然成为中国另类人群的感情圣经，“痛苦”微微地变成某种欢乐，就像在某些比较极端的行为中，受虐狂被标上了各种欣悦的尺码。约而言之，此地隐秘的迷狂族群可借助任何东西来搅动自己的情感漩涡。这就是在我们四周大量隐蔽存在的现实，也许，它们和其他读者一起准备好了欢迎杜拉斯的再次莅临。
最后，也是第一次，我很愿意谈谈这套书的装帧。我祈望我的书就是被印成这样的：雅致的外观、淡定的纸张、沉着的重量、亲切的印刷、可人的手感，甚至包括书页的空白。（这个看法套用自《西方正典》的作者。）我想买上一堆来送给朋友们，它唤起你阅读和收藏的渴望，使人亲切地意识到与更广泛的世界的内在联系，甚至在这个影像时代的某个缝隙里，令我们乐于看见自己有一个掩卷沉思的形象。
《秘密与谎言》
孙甘露
话题源自麦克·李导演的影片《秘密与谎言》，这位《赤裸裸》的导演，这一次给我们讲述的是生活中人们讳莫如深的一面。
秘密和谎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一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对彼此依存的伙伴何以成为一个影像主题？故事是从等级社会中的种族问题引入的，白人母亲和黑人女儿，肤色的差异似乎暗喻了一个伦理问题，并与人性的弱点密切相关，最终指向作为我们的基本处境的现代社会。同时，再次令我想到纪德的那个著名的论断：人身上最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