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o.威尔逊-论人的天性-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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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基本论点是，依靠进化论新进展的帮助，人的性行为可以得到比过去远为精确的定义，忽视这一点，就会认识不到人类历史的一些重要部分，认识不到我们行为的基本内含，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选择的意义。
通过教育和法律的作用，每一个社会必然在性差异、性行为标准以及家庭强化等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的选择，由于政权机构和技术日益复杂和相互依赖，要作出选择就需要相应的精确性和丰富的经验，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凭借直觉或依靠科学的帮助，我们的研究将要深入进化史内部，因为人的天性是顽强的，要改变它必须首先付出代价。
从法律保证的两性机会平等出发，一个社会可以向职业选择的统计上的平等发展，也可向人为的性歧视退却；不管怎样，未知的代价在等待着它，一个社会可以去组织功能稳定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消灭家庭而代之集体农庄；不管怎样，未知的代价也在等待着它，那些用异性恋标准强求一致的社会也必须付出自己的代价——已经有人以个人的痛苦付出了第三种这样的代价，我们相信，文化可以理性地加以设计，我们可以教导，可以奖励，也可以强制，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考虑每种文化的代价，这种代价以训练与实施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来衡量，同时也以为绕过我们的先天倾向而必须牺牲的幸福来衡量，当然。后者是一种不那么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代价。（林和生译） 素心学苑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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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的奥兰多。帕特森已经指出，发生在种族熔炉里的这类行为，在加以恰当的分析以后，可帮助我们对人性自身获得带普遍性的见解，加勒比地区的华人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类似一个对照实验。仔细检查他们的经历，就能看出某些关健的文化变量影响着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当19世纪晚期中国移民到达牙买加时，他们得到机会去占领并控制了零售行业，那时存在着一个经济的真空：黑人农民还束缚在以往的以奴隶庄园为中心的农村生活方式中；作为上等阶层的白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又瞧不起零售行业；本可以干此行道的混血的“有色人种”又急于模仿白人，企图钻进白人的社会经济圈子中去，所以也不愿染指零售业，那些华人数量只占不到百分之一，然而他们在牙买加把零销行业接过来后，却能够大获其利，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专业经营，同时还依靠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对婚姻的控制，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种族意识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服务于个人利益。
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那些华人的民族精神也随之大为改变，牙买加独立后，新的统治集团由各种族的人共同组成，并坚定地维护一种全民的、混成的克里奥耳人文化，现在，对被包围在当中的华人最有好处的，自然是跻身于这种上层集团，他们马上就这样做了。15年不到，他们不再是一个有独立的文化的民族，他们改变了经营的方式，由主要从事批发变成从事超级市场和商业区的建设和经营，他们也采用了资产者的生活方式，投入到克里奥耳人文化之中，不再强调传统的大家庭，而转向核心小家庭，经过这一切发展变迁，他们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种族意识，不过，那不是一种盲目的遗传要求。而是一种经济策略，最成功的家庭往往也是同族婚姻产生的家庭，妇女成了财产交换、巩固和保持在不大的家族集团内的工具，由于这种习俗并不妨碍牙买加华人被白人文化方式所同化，这些华人就保持了同族婚姻的习俗。
在圭亚那，这个南美北海岸的小国（原名英属圭亚那），中国移民面临着一种很不同的挑战，尽管他们有着和牙买加华人同样的背景，他们来自中国的同一地区，由同一代理机构将他们带到殖民地来，但是，在英属圭亚那城镇里，华人发现零售行业早已被其他民族的移民－葡萄牙人－所占据，他们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就来到此地了，白种统治阶层最偏爱这些萄萄牙人，认为葡萄牙人在种族上、文化上更接近自己，少数华人倒是打入了零售行业，但他们从来没有取得压倒一切的成功，另外一些华人只得进入别的行业，包括政府机关，这些选择中没有哪一种有助于维护民族意识，比如说，在零售商务中，就不可能通过排斥其他种族而获取取最大收益。所以，英属圭亚那的中国移民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融入到白人的文化中，到了1951年，他们当中一位目光锐利的观察家，赛希尔。克莱门蒂就这样说过：“英属圭亚那有一个中国所不知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也几乎不知道中国的存在。”不过，“这些华人的成功远远对此作了补偿：尽管他们在总人口中只占0，6％。但在中产阶级中间都有强大的势力，从他们当中产生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钟亚瑟。
帕特森及自己对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中，以及从别的社会学家所作的相关研究中，总结出三条关于民族忠诚精神和利他主义的结论：（1）当历史状况使种族、阶级、个别成员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总是力图尽可能减小这种矛盾，（2）一般来说，个人总是设法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余一切利益之上，（3）虽然种族和民族的利益可能暂时占上风，最终，还是社会经济阶层独占鳌头。
一个人的种族身分所具有的力量和影响，是由他所属社会经济阶层的普遍利益决定的，而这些普遍利益又首先服务于他自己本人的利益，其次服务于他的阶层，最后是他的种族，政治学中有一个叫作“指导者规律”的收敛原理，其主要内容是：一个社会的收入在进行分配时，控制政府的阶层总是最得益的，在美国，这当然就是中产阶级，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机构，从公司到教堂，都是围绕着控制它们的那些人的利益而运转的。人的利他行为，回过头来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是有条件的，要找寻无条件因素，我们只得密切观察个人，最多不超过他的子女和少数近亲。
然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人的一切利他行为都受到一种强烈情感的支配，即大家都直觉地认为利他行为应该是最无条件的，强求回报被视为对道德的严重侵犯，欺骗、叛变、背教、变节者总是为众人所不齿，荣誉和忠诚总是受到最严格的准则的强化，那些建立在固有的、基本的强化手段之上的规则，看来有可能使人在把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作为参照的情况下，接受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学习规则跟领土扩张行为和仇外心理是相对的，后两者是针对其他集团成员的情感态度。
我进一步的推测是：建立在学习规则和情感保护基础上的利他主义行为的深层结构，是坚固而有普遍性的，它产生一系列可以预见的反应，这类反应已由技术性较强的一些著作进行了分类，如伯纳德。贝雷尔森、罗伯特。A。莱文、内森。格莱泽尔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其中的一条概括是：集团内部越贫弱，就越运用集团自恋作用来作为补偿。另一条是：集团越大，个体通过对集团的认同所获得的自恋性满足就越小，集团内部联系就越松散，个体越愿意从属于集团中某个更小的群体，还有一个结论是：“如果某种亚集团已经存在，那么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分的亚集团地区一定会同一于该国家，但是当这地区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后，则不再容易保持它与国家的同一性，这个地区内的大多数属民会大大缩小自己所认同的集团范围来适应已经缩小的政治疆域或国家。”
总之，“有条件”利他主义是以强烈的感情和对实惠的忠诚为特点的，人类的荣誉准则都是一致的，然而准则的运用却是变化无定的，人类社会性最了不起之处，实际上就是人可以轻易地形成联盟，打破联盟，又重结联盟，并且总给被信为是绝对真理的各种规则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今天，重要的区别看来仍象从冰河时代以来—样，是内部集团和外部集团的区别，但是精确的分界线也是由人们随意挪动的，这种基本现象的持久存在，使职业的体育运动得以兴旺发达，观众在一个小时左右可以沉浸在两个部落的代表之间的可怕的肉体搏斗之中，运动员们来自四面八方，几乎每一年都被买来卖去，运动队从一个城市被卖到另一个城市，但这些无关紧要，体育迷们站在攻击性的内部集团一边，对运动员的技艺、勇猛和牺牲钦佩不已，分享胜利的欢乐。
国与国之间也遵循这一法则。在过去30年中，地理政治联盟从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对立改变成共产主义世界与自由世界的对立，然后又发展成大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联合国既是人类发表最富于理想的雄辩之辞的讲坛，又是一个大万花简，在里面我们看到以自私的利益为基础的联盟不断交替改变。
人们也对错综甚杂的宗教斗争迷惑不解，有些了拉伯极端分子认为反以色列的斗争是为了伊斯兰教的神圣事业而进行的圣战，基督教福音教士们与上帝和天使结盟，以反对撒旦一帮人，为世界迎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而奋斗，看看下面这一件事是有意思的：埃尔德里奇。克利弗，这位一度的革命派，以及查尔斯。科尔森。一个头号密探，丢弃他们旧观念的框框，和基督站在一起，投入古老的宗教战争，实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就是一切。
人们在精神上绝对地服从某些信念，但这种服从某一天起又突然破灭，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人们花很大精力去缔结盟约，同时并不舍弃同其他人结盟的机会。由于人的利他冲动很强烈，所以，这种冲动大多为有条件性的就是一件幸事，假如人的利他冲动都是无条件的，人类历史可能就是一个庞大的膜翅目昆虫世界了，只是亲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床，未来的苍白景象不堪想象，为了血亲的利益，人会不顾一切地牺牲自己，幸运的是，我们的社会契约能力中生就一种缺陷，具有哺乳动物的局限经，并且混杂着一种不断更新的，乐天的厌此之义，这种乐天的厌世主义使有理智的人取得很多成就。
那么，我们回到人类机构的臃肿症上，再看看人类天性造成的文化的过度膨胀吧，马尔科姆。马格里奇问过我，塞雷涉嬷嬷又作何解释？生物学又怎样解释我们当中的活圣人！塞雷莎嬷嬷，慈善会会员，无比关切加尔各答的穷苦人，她把垂死者从路边救起，从垃圾堆中救出弃婴，细心照料别人看也不敢看的伤病者，尽管她已世界知名、奖酬丰厚，她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