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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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当时有个名士叫高岱，仰慕的人甚多。孙策因为一场误会，把他囚禁起来，要杀了他。他的朋友和“时人”（当时的士人、百姓等）在孙策的官邸前静坐请愿，孙策登楼眺望，见人群填满了街巷，长达数里。孙策“恶其收众心”，竟把高岱杀了。易书《品三国》里也谈到了这件事。看来这么多的“时人”，都是仰慕名士高岱的，也就是古代的粉丝。而东吴的粉丝，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西蜀，形成不小的规模了。
粉丝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不好意思，恕我直言：是青春冲动的虚拟满足方式，明星成了“梦中情人”，追星实为一种爱恋的冲动，这方面我不想多说。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情况， 粉丝是一种崇拜狂，崇拜某个公众人物，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竟至失去理智，不辩是非，把崇拜对象神圣化、偶像化、理想化、绝对化。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实在因为粉丝（原来叫追星族）在我脑中盘旋了许多年，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现在回到正题，我听说易中天也有许多粉丝，在网络上出现了“易粉”“乙醚”等名号。我的态度如何呢？正如上面小标题所揭示的，要做“两面观”。
一方面，两害相权取其轻。一部分人的崇拜对象转移到学者头上来，总是粉丝族文化层次提高的表现，崇拜知识、崇拜学者，总比拿着荧光棒在台下为娱乐明星狂呼乱叫强得多，起码可以学点知识，远离无聊。
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种粉丝的出现，又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学术是理性的、平实的、又是严肃的，岂能照搬娱乐界的一套运作方法？何况娱乐界的粉丝现象也不算正常？粉丝现象在社会上的蔓延，既或不算这个社会得了重病，也算是伤风打喷嚏，不可取法也。学术要的是独立思考，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不需要盲目崇拜，尤其是不希望出现崇拜狂。所以我要站在易中天的立场上说一句（如果易先生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议）：易中天拒绝粉丝！
不叫粉丝叫什么？叫学生、学员、学友、同学、弟子。按照古代习俗，亲身传授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弟子之弟子，弟子之弟子之弟子）为门人。另外还有徒弟、门徒、门下、门生、学子……名词多着呢。
第二章 切磋30题
6 戏说与趣说
从语义上来讲，戏说与趣说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近年由于《戏说乾隆》等“戏”字号的电视剧的出现，“戏说”已经有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解释，就是专指那些脱离历史实际、胡编乱扯的作品而言。于是戏说有了特定的含义。
我是反对脱离历史实际的文艺作品的，甚至包括《三国演义》在内。我承认《三国演义》是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的瑰宝；但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它却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个说法并不太准确。如果从大的历史框架来看，说它“七实三虚”是可以的，甚至说它“九实一虚”也未为不可。但从具体的故事情节来看，又何止“三虚”！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赤壁之战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庞统献连环计、苦肉计、借东风等，全是没有史实为根据的。其他如关羽的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华容道放走曹操、斩车胄、玉泉山显圣等等，或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都不是历史上的实事。中国朝代众多，人们最熟悉的还是三国，而人们对于三国历史的认知，主要是从《三国演义》那里得来的，而不是得之于史书，这样就把历史知识搞乱了，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一堆本来不是历史，却误认为是历史的三国故事。至今在若干旅游景点中，有许多假的三国遗迹，是根据《演义》附会而来，而人们却当做真的遗迹来瞻仰，就是《三国演义》及其所派生的戏曲、评书等所形成的误区。当然，不仅三国一代如此，以其他朝代为题材的作品，也多有这种现象；尤其是近些年来，清史的剧目迭出不穷，仅仅康熙、乾隆、慈禧等人，就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编剧和导演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就是瞎编），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在人们的头脑中，清史成为一盆糨糊，越看的多就越糊涂，观众都成了“小糊涂仙”、“小糊涂神”了。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是坚决反对戏说的。我要大声疾呼：编剧先生、导演阁下：题材多得很，你们不要再拿历史开涮了，这么继续干下去，人们头脑中还能有真的历史观念吗？
那么，历史题材就不能用了吗？不，尊重历史，恢复历史原貌（当然是相对的），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尽管拍，有一些艺术上的渲染和加工是可以的，但不可游离“历史”这个坐标太远。好的历史剧，是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
如果“戏说”是个内容问题，那么“趣说”就是一个形式问题了。我认为：在不违背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一些生动有趣的语言来叙述，甚至借鉴一些评书、
相声的手法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有人批评易中天讲三国是“戏说”，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按照我们在上面所界定的标准，他是“趣说”，纪连海讲清史人物也是“趣说”。易中天好在讲史中混入一些现代名词、现代事物，这也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得太滥，不能造成古今观念的混淆和误导，这就需要有所选择，应该有个度。至于何者说说无妨，何者不可滥用；怎么说？造成一个什么语境？我在后文中还要和易先生商榷，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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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兼容并蓄，不拘一格
由于易中天在电视上的成功，便在人群中（主要是在易迷中）出现了一种说法，好象讲史都应该像易中天这样讲，否则便算不合格。有的中学生听了易中天讲三国，便不爱听历史老师的课了，说是讲得不如易中天有意思。有的人在书店里遇到有关三国历史的书，翻看了几页，便不屑地说：“哪有易中天讲的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说到底，是一种狂热的崇拜心理。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色彩缤纷的世界，各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人们的选择和爱好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求；穿衣戴帽，各好一套。你爱打拳，他好游泳；你爱喝热茶，他爱喝冷饮；你爱听越剧，他爱看二人转；你爱看书，他爱上网，怎能强求一致？拿讲史来说：易中天的讲法，只是其中的一种风格，而且还是一种有争议的风格。我们撇开这些争议不谈，也不能因为有了这种风格的讲史，就把其它风格的讲史都废除了，来一个“罢黜百家，独尊易术“。为什么呢？因为各种讲法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不同的功用，适合于不同的人群。你喜欢某种讲法是你的自由，但不能因此就可以否定其它的讲法。
我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一个女孩子说：“易中天比我们老师讲的好”时，真想告诉她说：孩子，你们的老师和易中天没有可比性，在中学的课堂上，像易中天这样讲是不行的，中学教学有教学大纲，首先是有时间的限制。易中天讲赤壁之战，加上前因后果，一共讲了五集，相当于五个课时，而在中学课堂上，整个的三国史就只能讲一两个课时，赤壁之战顶多能讲上15分钟。就是在大学课堂上，拿历史学专业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来说，赤壁之战也只能讲一个课时。像易中天那样的讲法，在时间上就不允许。同时，中学是普通教育，所讲授的各科知识必须是已有定论的、没有歧义的基础知识；而易中天所提出的一些概念，什么四个版本的《隆中对》呀，曹操是“可爱的奸雄”呀，袁绍是“垃圾股”、刘备是“绩优股”呀，诸葛亮要找的“好老板”是刘备呀……如此等等，是不能在中学的课堂上讲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会有不少麻烦，如会考、高考等怎样答题？学生的成绩不好，历史老师还能继续讲下去吗？或者被炒了鱿鱼，或者被“提拔”为教导干事或后勤人员。
在央视的屏幕上，还有一些讲史或讲古典名著的学者（如讲明清历史，讲《红楼梦》、讲《聊斋》等等），他们风格不同，各有千秋，也受到了不同口味的人群的好评。例如：北京社科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阎崇年讲《明亡清兴六十年》，风格严谨、平实，语言精炼，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没有废话，也没有什么噱头，丝丝入扣，声声入耳，带给观众的不是什么娱乐的效果，而是知识的魅力，文化的品位。尽管思想不是跳跃式的，没有易中天那样活跃，但所传播的历史知识却基本上是翔实的，因而也受到了对明清历史有兴趣的许多观众的欢迎。听他的讲史好象喝了一杯白开水，虽然喝不出可乐和果汁的味道来，却也不必担心防腐剂的含量会超标，可以保证是有益无害的。我的意思不是想把阎崇年和易中天作什么对比，他们二人风格迥异，适应的人群也不尽相同，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的。还有刘心武讲《红楼梦》、纪连海讲清代人物，也都各有特点，也不能简单地比较。我只是说：不同的风格，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应该欢迎其共存共荣，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不同风格的共同提高，才有利于学术普及工作的发展。
拿出版物来说，道理也是一样。以历史读物为例，专家学者需要古典原著，一般读者也根据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要求：有的需要学术价值较高的专著，有的需要通俗化的读物，有的出于兴趣，有的专门猎奇，有的志在秦汉，有的钟情唐宋，岂能完全雷同？说到底，人们的爱好不同，追求各异，只有采取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方针，才是正确的做法。
1 三国的年代（1）
先讨论一个对广大观众（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年代学上的问题。要研究三国的历史，这个问题尽管枯燥，也是要首先解决的。
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开始，到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司马炎篡魏建立晋国为止，是三国时代，共45年，这是传统的说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以前归入《汉纪》，算是汉朝；这以后归入《魏纪》，算是三国；直到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