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味书屋 > 文学经管电子书 > 经济解释 张五常 >

第79部分

经济解释 张五常-第79部分

小说: 经济解释 张五常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今天称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上,七十年代中期起我就觉得与师友的想法有分离。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二十年过去了,其间我想我的,他们想他们的,二十年后交换一下思维,其分离使我吃惊。他们知道我的想法不同,催促我早日把《经济解释》翻成英语。翻译是非常头痛的工作,恐怕要几年后才有译本。
    说实话,过去二十年,大家是有联络的,但我刻意地独自思考。今天大家的思想分离,使我有离群之马的感受。当年独自思考的选择应该是对的。想想吧,天下经济学者数之不尽,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从整个学术的发展看,我的存在无足轻重。独自思考会有比较不同的贡献,赌得过。认为我的「离群」思维一定是错的人不多,而如果我是对的话,贡献就比不离群的远为可取了。难怪故交听到我在写那分三卷的《经济解释》(他们早已听到),都说等看译本。
    无论摄影、书法、写文章、论经济,基础上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人。知道自己有千锤百炼的基础,可以魂游四方。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批评我这样做。可不是吗?打好基础的目的就是为了魂游。魂游之际我不想受到外人影响,不读他人的论着。但自己知道,无论怎样魂游,我还是站在基础上。有趣的问题是:基础对,魂游会不会错?如果魂游没有错,又怎会离群呢?
    三卷的《经济解释》已写了二又五分之三卷,快完了。是个人在经济学上的平生所得,这里回顾一下,看看与师友分离之处是有意思的。
    卷一《科学说需求》绝大部分是传统的。与众不同,主要是与课本不同。非课本而概括性地论经济的书,没有学者问津超过五十年了。另一方面,从传统中我只选自己认为对解释行为有重要用场的,其它皆不论。
    科学方法是集几家所长,加进自己强调的一点。那就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与不可以观察到的概念要分清楚,而验证假说时,所有变量一定是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是我的发明,但我的坚持比较特别,成为后来与师友分离的一个原因。
    卷一与众不同的,是「量」的阐释。这使需求定律加上前所未有的变化,而到了卷二、卷三,这「量」的阐释使上述的分离越来越大了。市场需求的分析本来也与众不同,但我早在一九七一年的文稿分析过,朋友接受了,不再有分离。
    卷二《供应的行为》大部分也是传统的。租值的理念我综合了前贤之见,但推得比较尽。上头成本的分析是新的,或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下了注的、覆水难收的成本不是成本,差不多众所周知,但也差不多是众所忘记了的。传统的竞争市场的理念,所有二十世纪的价格理论大师都知道有问题,只是没有人手起刀落。我于是想,你们不斩让我来斩吧。
    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的引进不是我的发明,但因为比较新,不算是传统。我的发明,是所有关于这些费用的分析,都是以街头巷尾的实例现象为出发点:解释了实例,然后把假说一般化。没有什么政府统计数字。结果是价格分歧、捆绑销售、全线逼销、隐瞒讯息、讨价还价等分析,皆与他家不同。
    积少成多,与传统的分离卷二比卷一来得大而明显。无可避免地,我要依照逻辑划下来的路,把首两卷的基础带到卷三去。读者以为卷三的分离会是怎样呢?让我说说吧。
    卷三《制度的选择》是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这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大约有十年的良好发展,但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卸责(shirking)与恐吓的学说兴起,跟是机会主义,再跟是博弈理论都是与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我是「卸责」的始作俑者,但否决了这条路,而据说「卸责」触发了机会主义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不是所有搞新制度经济的都搞机会主义或博弈理论,但某程度的影响在所难免。只有我在香港独自思考,独自魂游,思维的发展是纯从六十年代的基础演进的。
    首两卷已有分离,但大致上传统应该可以接受。然而,新制度经济自七十年代就开始与我分道扬镳,如今加进首两卷的分离,我被视作离群之马是肯定的吧。
    科学上的观点分离是不会持久的。价值观的分离可以持久。但没有价值观的分析,迟早会会合在一起。往往是迟多于早,我能见到这会合的机会不大。今天与老友们的分离,其将来的会合可能一方要改,也可能双方要改。不幸的是,大家都老了,任何一方改路线或观点的机会不大。我说过了,《经济解释》是我最后的经济学论着。
    还是寄望于后辈青年吧。西方的年青经济学者,今天忙于搞数学经济与博弈理论,重于技术。但《经济解释》的原文是中语。中国攻读经济的青年多如天上星,就算技术分析拿去了一半,余下来的一半,总有一天精英云集。他们懂得取舍。

    固执于经济研究的出发点
    2002。 8。 8
    不少人认为年长了或老了的人,对自己的观点是比较固执或顽固的。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六十六岁不算老,但我觉得自己在观点上是比三十年前固执了。七十年代在美国我就以固执知名,往往坚持己见。但当时相熟的同事知道在推理上我是客观的,所以坚持己见受到他们的尊重。
    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是应该坚持的。左摇右摆的思想不能成家。问题是年纪越大越固执,如果可以量度证实的话(不知是否可以),是需要解释的现象。老生常谈的解释是脑细胞退化或老化了,思想不够灵活,因而固执。我没有读过医学的论据,但老生总是这样常谈。
    第二个解释是年纪大了,思想或观点经过时间的蹂躏,得到的是比较坚定的信念,因而固执。这与上一个解释有很大的分别,前者是说脑子转不过来,后者是说经验有信服力。我认为自己越来越固执是后者,因为自觉脑子还转得快。今天看问题没有三、四十岁时那样尖锐(回头看自己当年的文章而知),但速度可没有缓慢下来,而判断力是今胜昔的。
    六个月前在美国与佛利民(M。 Friedman)相聚,年近九十(现在是九十了)的他,其智力还远超常人。当然,与三十多年前我认识的佛老相比,他缓慢了很多,但还是比常人快。在「固执」这话题上,我的感受是佛老完全没有变:衡量你的意见,他同意说同意,不同意说不同意,要多想说要多想。清楚分明,干脆利落,还是二十世纪的佛利民。
    第三个「人老固执」的解释,我自己知得清楚。那是看来固执但其实不是有固执之貌而无固执之实。这可能是很多所谓人老固执的误解。以自己为例,年纪越大,越懒得跟外人辩论。他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他人的观点我不同意,我越来越喜欢忙顾左右而言他,除非我对观点的不同很感兴趣。这是有固执之貌的。今天我写《经济解释》的顾虑,是读者看不明白。这点我重视,但不容易处理,因为越写越深。由传统基础写到新地带,遇到不少前人没有说过的,是以为难。
    不管什么理由,在经济学上有一点我是越来越固执的。一九六四年起,我认为经济研究应该以一个真实世界的现象为出发点,用理论推出假说作解释,然后试把假说一般化,希望能广泛地伸展到其它现象去。当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的老师,后来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名师,及再后来在华盛顿大学遇到的同事,大部分都认为这是经济研究应走的路。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加大的艾智仁(A。 A。 Alchian)与芝大的高斯(R。 H。 Coase)。前者坚持博士论文要解释现象,后者是与他研讨时,没有一个现象在手引不起他的兴趣。为学术而生存的学者就有这样的麻烦:要他们与你交谈,你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这方面高斯很极端:没有兴趣的不闻不问,有兴趣的锲而不舍,而他的兴趣永远是市场与组织等现象。
    认识高斯时他五十七岁,我三十一。他是个非常固执、顽固的人,对事实的考查与真理的追寻,半步不让的坚持使我耳目一新。年纪相隔一整代,对经济理论我知得比他广泛,但他把所知的本来不多的理论再简化,竟然威力无穷。我是受到艾智仁与高斯的影响而逐步把理论简化的。那是三十六年前开始的工作了。
    今天我的「固执」转向「硬化」,其实只有一点。那就是任何经济问题,没有一个现象放在面前,我不会谈,不会想,甚至连听也不听。国内同学以电邮问经济的天天有,但不举出一个实例的我不想响应。同学们问理论,或不明白我的论点,我只介绍一些读物,或请他们转问另一些学者。但如果同学举出一个新奇的实例,而实例是可信的话,我的脑子就立刻开动了。
    主要是受到高斯的影响,我对事实或现象的查根问底愈来愈严谨,愈来愈苛求,所以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我是愈来愈固执的。我说过了,最蠢是试行解释没有发生过的事。推深一层,有很多众所周知的现象,作研究的往往在观察上错了一个小节,或一小点疏忽,就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使分析的结论大错特错。这是非常头痛的问题。任何现象都需要简化,而简化就是大胆地删除某些枝节。为安全计,我们要知道很多枝节才能判断哪些要删除,哪些要保留,或哪些要放大来看。是的,喜欢以事实为出发点的六十年代,行内有几篇我极为欣赏的文章,后来因为忽略了一些事实的小节而使其结论大打折扣。认真作研究的人似乎永远是在恐惧的日子生活的。
    在七十年代兴起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的分析中,数之不尽的所谓现象或行为我有保留。这些包括卸责、欺骗、偷懒、勒索、恐吓、博弈等行为。我不是说人不会做这些事,但我们要怎样判断或量度这些行为的存在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开天索价、卖假货、造假价、盗版、不履行合约等行为,公理(postulate)上是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效果,要解释就拿需求定律,考查不同情况的局限转变。
    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一年,与一位来自日本的年青经济理论家共享办公室。他很用功,从早到晚在黑板上写方程式,写写抹抹的。那时我还玩一点数学,所以常问他玩的是什么。他是证定理(theorem)的,天天在证,显然证得很过瘾。但每次问他要解释什么现象,他答不出来。我问他某符号代表什么,他是答得出来的,很抽象,但当我逼他把方程式带到真实世界,却办不到。
    结论是明显的。避免费时失事,我们要先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或行为在手,详查其实,然后以简单的理论反复推敲,得到了一个可以验证的假说,再找其它现象试行验证。有了相当可靠的思维分析,数学的逻辑推理就大有可为。不管世事而先用数学来推测假想的现象,不是不可能成功,而是成功机会很小,赌不过。
    我从来没有反对数学用于经济学上,永远鼓励技术不足的学生多学数。经济学可以不用数,但对某些分析,或对某些学者,数学的帮助很大。我反对的是闭门造车,或因为不知世事而以方程式加以掩饰的治学方法。我也反对本来可以是显浅的分析,却刻意地以数学搞得复杂无比。很不幸,这些似乎是今天的大势所趋了。

    数学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