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卡耐基传记-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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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南非德尔班市的卡耐基课程主持人汤尼·史登甫也举行了一个同样性质的大会,以庆祝他参加卡耐基机构二十一周年。南非是卡耐基课程极为活跃的地方,全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或者地区经理。
由于南非政府的政策和习惯,多年来卡耐基机构都分别为白人、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开班。1976年,史登甫同时开办了两班,一班招收了六十名印度人,另一班招收了三十名白人。由于这两班的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人反对,史登甫就把人数平分开来,从而第一次在德尔班开办了两个不同人种混合班。
自那次以后,德尔班以及南非其他城市的卡耐基课程,都是白人、黑人、杂色人种及亚洲人混合在一起上课。史登甫报告说,由于学员通常都是头一回和另一个种族的人真正地接触,所以,他们在一起能够进一步了解异种同胞和自己在文化上的异同。
参加毕业典礼人数最多的一次,是1975年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市举行的。九个卡耐基班,大约三百八十人毕业接受文起,观礼的还有一千多位学员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以及厄瓜多尔的很多显要人物,包括大法官和首席推事。
把毕业文凭颁给每一位学员后,大家高声呼叫和唱歌,接着象橄榄球比赛一般,所有的人列队游行。当然还有特别的纪念品赠送给主持人李查度·皮尼欧和他的助手艾度奥多·孟度沙。
卡耐基机构当时的副总裁约翰·古伯和他的太太艾德娜受邀参加了这一场毕业典礼。他们在机场上受到大约八百名卡耐基毕业学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欢迎。等到挤出飞机场之后,他们又受到另一群欢迎群众的包围。这一群人挥舞着旗子,组成一个车队,沿路按着喇叭,护送他们到旅馆,然后在旅馆大厅里,随着特别请来的乐队的伴奏继续跳舞庆祝。
另一个热烈欢迎卡耐基班的国家是以色列。达莱亚·艾伦(现在是衣撒克·李葳夫人)生于以色列,十六岁的时候随父母到了美国,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她父母(两人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生)送给她一份毕业礼物,那就是让她参加卡耐基课程。她所得到的印象真是太好了,因此认为这种课程也应该在以色列开办。
以后她找了几个人,筹划在以色列开办卡耐基课程。不过,卡耐基课程主持人的资格执照,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在美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主持人,必须从头开始努力好多年,才可以取得这项资格。在外国的主持人有时会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徒阶段而得到委托,但是也得经长时间的训练之后才能担任授课工作。艾伦小姐发现她找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去受那么长久而严密的训练,他们自己的事业已经有了成就,拨不出时间去接受卡耐基机构的训练。
虽然当时她只有二十出头,但是卡耐基机构经理阶层对她的智慧、热忱和专注的精神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决定给她一次机会,如果她愿意以两年的时间到美国接受训练,毕业之后就请她担任以色列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她接受了各种课程训练,从学员、助教一直做到教师。此外,她还利用在纽约卡耐基机构工作的一段时间,征招学生,与卡耐基机构高级人员经常讨论更深入的问题。艾伦小姐说:“我所接受的训练和参加的讨论,可能比卡耐基机构里任何一个人都多,因为我正逢平时,正当票地。他们在两年之内把我训练成为一名主持人。”
她在1973年1月回到以色列,设了办公室。开始的时候很难展开。因为当时这种课程对以色列人来说还是一样新的东西,大家还不接受。但是办了几班之后,消息就传了开来,说是卡耐基课程对大家真的有帮助,于是吸引了许多人参加。起初班上使用的是英语,但是在第四期之后就用希伯来语教学了。
另一项困难是训练新教师。由于所有教师都必须先参加训练讨论会,然后才能担任教学工作。在以色列卡耐基班的第一批教师,必须远道欧洲或美国,去参加这种讨论会。半年之后,卡耐基机构资深都师约翰·麦克瑞士特地到特拉维夫举行了一次教师训练讨论会。
卡耐基课程在以色列开办后的头八个月,一切都很顺利。艾伦小姐决定到纽约探看她的父母,和父母共度犹太人的假日。她带着在以色列所获得的成绩回到纽约州的花园市,接受卡耐基机构国际总部人员的赞美。不过,事情并不是一切都完美。
1975年12月,卡耐基机构在加州圣地亚哥召开大会,艾伦小姐报告了后来的情形:
〃在1973年10月6日,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我醒来听到收音机报告说,以色列已经开战了,和阿拉伯国家打仗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我登上一架以色列的飞机,因为我是属于以色列的,那是我一生中心境最不安宁的一次飞行,七四七飞机满载着赶回家去的以色列人。我不是军人,坐在我后面的有将军和其他的军官,他们和我一样害怕。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说到战争期间的情形,我记不清了。我志愿到医院里为我的同胞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我的世界也停止了——我的卡耐基世界。一位教师是一名战车军官,远在西奈半岛的另一位教师是一位军医,远在戈兰高地——我也不确知是否在那里。助教不是在步兵排里就是在反战车单位,分散在前线各个地方。学员和未来的学员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四周根本没有男人。我不敢打电话找人,害怕接电话的人说:'他已经阵亡了'或'他受伤了'。
〃整整齐个月之久,全以色列没有一个卡耐基课程,原因是没有人可以施教。我精神沮丧,从极度的成功转入失败。我就是打不起精神,提不起一点劲儿。
〃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只是坐在那里等——等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是胡达·巴开打来的,他是以色列卡耐基课程第二期的一名毕业学员。
〃我们互相问候了一番,他从声音中听出我的情绪状态。然后就说过来看我。
〃他来到我办公室,问我知不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工作。由于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知道他并没有实际参加战斗,他说:'我担任最糟糕的工作。我得通知人家他们的儿子已经阵亡了。如果我不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我那个工作就根本做不下去。我从卡耐基训练中得到的力量才使我没有精神崩溃。
〃'而你是我的教师,你竟然坐在这里只想不行动。在你四周有的是需要你帮助的人。他们忧伤沮丧,沉陷在消极的想法里,不能够振作品来开始工作,而战争早已结束了好几个月。你坐在这里什么事也不做,你简直是犯罪!这就象一位医生有的是药,有一个人快要死了,而医生却不把药给这个人一样。'
〃我看着他。他继续说下去:'站起来,不要只想自己。目前在以色列你是唯一可以教卡耐基课程的人,所以你要站起来,把卡耐基课程开起来,让其他的人和我一样从中得到一些益处。现在只有你可以把卡耐基课程开办起来。'
〃你们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又开始推展和教授卡耐基课程,重整我的工作人员,添加教师,再度把卡耐基的理论原则带给以色列。
〃这种力量,这种使我再度振作品来的力量不是发自我自己,而是发自很多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也就是那些从我讲话中获得益处的人,他们把我以前给他们的力量又还给了我。
〃我们大家,我们所有在卡耐基机构工作的人都有一种力量——能够教授卡耐基课程以激发别人。我们必须把这种力量提供给他们。我们亏欠他们这种力量,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总有一天,某位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就会来提醒我们所具有的力量。”
达莱亚·艾伦·李葳太太这一番话的意思,已经由成百上千的卡耐基机构的工作人员传达给全世界的人,超过两百五十万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从卡耐基训练中得到益处。他们由日增的自信和热忱中获得面对生活的力量,他们增进了更有效地沟通意见的能力,使他们在业务上、社交上和私人生活中都享受更好的人际关系,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接受卡耐基训练的许多男男女女都写信来说,他们在公众和私人生活方面,都比以前更容易和别人沟通。有个叫路易士·魏尔起的人,两次竞选修斯顿市长都失败了。1963年他参加了卡耐基课程,他的学习目标就是消灭他与竞选对手的差距。他完成卡耐基课程之后,再度竞选时一举获胜,并连任了五届市长。有一位公司老板,因为不能与人沟通,使他的三百四十名员工变成了他的敌人。但当他从卡耐基人际关系班毕业之后,他改善了这种关系,又使三百四十个敌人变成了三百四十位朋友,使他的事业成功。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因为忧虑,濒临死亡,但卡耐基的课程教他征服了忧虑,得到了快乐,获得了健康,又多活半个世纪。
戴尔·卡耐基的理论、原则和做法,并没有随着卡耐基课程的结束而结束,这些理论、原则和做法融入了毕业学员的生活中,应当继续发挥它的功效,帮助人们寻找新的途径,过更具活力、更令人满意、更丰富的一生。
三 以林肯为榜样
在卡耐基的一生中,林肯的影响非常重要。他把林肯视为自己的楷模,汲取林肯的生活经验和奋斗精神,鼓励自己战胜困难、走向成功的勇气。
卡耐基对林肯的认识都记述在他所写的一本林肯传记中。我们从卡耐基对林肯人生的描写中,能够感受到卡耐基对林肯的崇拜之情,能够看到卡耐基理解林肯的独特视角。
在卡耐基课程中,他多次提到林肯的故事,仿佛林肯就是他的一面镜子。我们从下面的叙述中,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林肯的童年与卡耐基非常相似,难怪卡耐基把林肯的奋斗历程看作是人生的经典。
林肯十五岁的时候才开始认字母,虽然很吃力,但总算能阅读一些文字了,至于写作能力,那就根本谈不上了。1824年秋天,一位在森林中漂泊的教师来到这片垦殖地,设立私塾。林肯姊弟每天早晚都要走四哩的森林小路到新老师阿策尔·朵西的私塾求学。朵西老师相信只有大声地朗读,才可以看出学生认不认真。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谁若不开口,就用教鞭打谁一下,因此,每个学生都尽量念得比别人更大声。朗朗的读书声往往在四分之一哩外还清晰可闻。
林肯上学时,戴一顶松鼠皮帽子,穿着鹿皮制的马裤,马裤短得离鞋面还有相当距离,以至于好几次发青的胫骨就裸露在外,任凭风吹雨淋。
上课的小屋又矮又粗糙,老师几乎站不直腰,教室四面各省去一根圆木,罩上油纸当窗户。地板和座位则是圆木劈开做成的。
阅读的教材以圣经章节为主,用华盛顿和杰佛逊的笔迹作为练字范本。林肯的字体既清晰,又和这两位总统很相像。
他买不起算术书,特地向别人借一本,用信纸大小的纸片抄下来,然后用麻线缝合,做成一本自制的算术书。他去世时,他的继母手边还留有部分这种书页。
上学时,他开始表现出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