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十日谈-一个上海知青在缅泰的奇遇 作者: 吴越-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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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叻先生是承接旅游服务的大旅社经理，只要有钱，给我办一张泰北居民去香港的护照，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曼谷到香港的航班天天有，没过几天，我就西装革履焕然一新地到达香港了。
与舅舅见面，说起一家人的遭遇，当然免不了痛哭流涕。舅舅到台湾以后，依旧替朱军长理财。不久舅舅退伍，朱军长拿出全部积蓄，让我舅舅到九龙开了这家玉龙大旅社。朱军长戎马一生，夫人早故，只有一个女儿。晚年看破政界险恶，素知我舅舅为人忠厚，临终托孤，让女儿改从姚姓，认我舅舅做爸爸，一起到九龙来。她已经18岁，自小酷爱音乐，如今在香港艺术大学音乐系一年级攻读。因此我名义上有一个“表妹”，实际上与我们吴、姚两家，并没有血统上的关系。我到香港的那一天，是她和舅舅一起到机场来接我的。
香港有我亲舅舅，他又是玉龙大旅社的总经理，办理居留手续、安排工作，都不是难事。我舅舅对我说：他自己没儿子，女儿一心扑在乐谱上，对经营旅馆业毫无兴趣，因此不论我有多么远大的理想，现实情况，逼得我非接他的班不可。我不过是个初中生，正确地说，在初中根本就没好好儿上过课，特别是插队以后，什么志向啊，理想啊，都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对生活的要求，已经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准，只希望吃饱，穿暖，有个老婆，有一个自己的家，政治上不受歧视，不挨斗，就很满足了。好不容易从大陆逃了出来，如果没个舅舅，在香港举目无亲，还不是流浪儿一个？如今舅舅给我许了愿，要我继承他的事业，我难道还不同意，还想挑挑拣拣么？
不过我舅舅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并不因为我是他的亲外甥，就给我立刻安排当高级职员。他知道我对香港的旅馆业和旅游业一无所知，所以要求我从头学起，也就是从练习生当起，而且要我每一个部至少都去呆上半年。只有这样，我才能了解整个旅社的业务，以后才能掌握整个旅社。
我到达香港以后，立刻给柳芭写了报平安的信。我安排好了居留手续，到玉龙上班的当天晚上，又给柳芭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舅舅如何器重我，要培养我当总经理。还告诉她：现在我刚到香港，一切从零开始，一定要等我业务上稍为熟悉一些以后，才能跟舅舅说明经过情形，然后亲自去接她们一家。
但是这两封信发出后过了好几个月，竟有如石沉大海，根本没有回音。加上在曼谷发的一封，一共三封信了，难道她连一封也没有收到？写信到贡叻先生处去问，他回信来说：他那里也没有收到有从缅甸来的信。又说：缅甸的东北角，是坤沙集团的势力范围，能不能通邮政，恐怕很难说。特别是国境线边儿上的边疆地区，即便通邮政，最多也只能送到县、乡一级，一个无名的三家村，只有姓名，叫人家怎么送？但是我想：信是写到头人处转的。王塔克既然通汽车，就应该通邮政。即便因为地址不详，也应该把信退回来才对呀！
我一面在旅社的各部实习，一面上补习学校补习英语、会计等实用的功课。但是心中这块病怎么也摆不平。每年的7 月1 日和4 月15日，我都要给柳芭写一封信，不管她收到收不到。我说过的话，不能食言而肥。有天地为媒，有南览河作证，还有毛主席作证，我认定自己是有妻子的人。我的妻子，她在缅北，还过着接近于原始初民的生活。我常常梦见她：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手举着毛主席像章，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比维纳斯更美丽，更纯洁。
很快三年过去，我已经升到了会计室主任，对旅社的业务已经很熟了。1976年春，我正想跟舅舅说明情况，亲自到缅北走一趟，不料舅舅给我联系好了，要我到美国去上大学，专攻旅店管理。名额得来不易，机会难得，不能错过。但是这一去，就是漫长的四年。在这四年中间，我依旧恪守习惯，每逢7 月1 日和4 月15日，都要给柳芭发一封信，倾吐我对她的思念，询问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打听她们一家以及那两家邻居的近况。
1980年秋，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出任玉龙大旅社的襄理。那一年，我已经28岁。学业问题解决了，婚姻问题马上提到了日程上来。按照舅舅的想法，我和他女儿结婚，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女儿才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尽管我在旅社里已经是襄理的职位，但只能算是他的雇员，是个白领职工，对旅社的一草一木，我都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和他女儿一宣布结婚，按照夫妻共同拥有家庭财产的规定，我就成了这家旅社的老板之一了。她学的是音乐，只热衷于举办音乐会，对旅社的业务根本就不过问，实际上旅社的老板就是我一个人。何况她风度翩翩，一副标准的艺术家气质，也不是个庸俗的女子。更其不容我回避的现实是：自从我到了香港，我表妹虽然不能说是对我一见钟情，至少对我颇有好感，认为我敢于与命运拼搏，不被大陆的苛政暴政所震慑，是个有志有为的好青年。我出国去留学，她已经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任教，如今已经是讲师兼系秘书，是一个卓有成就的青年音乐家了。我出国期间，我们保持着频繁的通信。在我，这是表兄妹之间、或曰老板与雇员之间礼节性的联系，因此信中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诸如 I love you 之类的话；在她，却把这作为是组织家庭的一章序曲，是因为我们的表兄妹关系或曰她的艺术家气质而“免俗”，所以才“爱在心里”，不说那庸俗的 I love you。舅舅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她，她反倒奇怪：作为爸爸，怎么会问这样唐突的问题：这么多年了，她不等我学成归国，与我结婚，难道她在等别人不成？
舅舅把这个课题摊在我的面前，使我十分为难。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向舅舅摊牌，详细叙述我在南览河边一个无名三家村里与柳芭“私定终身”的故事，说明我是个有妇之夫，不能做现代的陈世美。舅舅听了，气恼得皱紧了眉头，好半天才吐出了“你呀，你呀，真是个书呆子”这几个字，就不再说什么了。
直到他的气恼过去以后，这才心平气和地跟我就事论事：第一，他也相信缘份。我在南览河边的经历，说明我与柳芭确实有缘，而且并不认为娶一个外国山区没文化的边民为不妥。第二，既然有这一段经历，即便没有婚姻之约，救命之恩，我也不能有恩不报。因此他认为：我一到香港，就应该把这事情源源本本跟他讲清楚，他好安排我自己或别人去把柳芭一家接来。第三，缅甸那个国家，特别是北部山区，一会儿这个军起义，一会儿那个军成立的，有点儿像中国大陆当年的军阀混战，书信不通，是很平常的事情。如今一拖拖了八年，将近三千个日日夜夜呀！叫人家如何等我？尽管柳芭今年才24岁，可是别忘了，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大的大姑娘了。即便是结了婚的丈夫，一去八年没音讯，守空房的妻子尚且要改嫁呢，何况我与她只不过是私下里的口头之约，连个媒证都没有？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件事情，让我给搞糟了。为今之计，只能昧着良心当一个现代的陈世美，两头且顾一头。他再三嘱咐我：在表妹的面前，千万不能提起此事。
但是我觉得这样处理，在良心上太说不过去了。我一闭上眼睛，好像看见柳芭就站在我面前。不是含情脉脉，而是怒目戟指，谴责我的昧心忘情……
舅舅见我对与表妹结婚的事不太上心，连表妹举行音乐会也懒得出席，就告诉我说：他已经打电话给贡叻，要他派一个可靠的人到缅北南览河畔一个三家村中找一个叫柳芭的24岁的姑娘。不管找到找不到，一定要给我一个肯定的回话。
我对这件事情当然抱很大希望。但是两个月以后，贡叻先生打来了国际长途，我舅舅特地叫我亲自去接。贡叻先生告诉我：他派了一个对金三角地区情况很熟悉的人，专门为这事特地跑了一趟南览河下游，几乎问遍了沿河所有无名三家村，不但没有一个人说认识柳芭的，就连夫妻俩有三个女儿年龄各在24，20，12岁左右的人家，也没找到。甚至连那个叫罗西的今年应该14岁的男孩儿也没有找到。看样子，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家，就是全村人都搬走了。
这不是活见鬼么？古人常有这个遇仙、那个遇狐的记载，难道我在南览河边的奇遇，也是一篇神话么？
我发起犟脾气来，怀疑贡叻与我舅舅串通了一起来懵我，非得自己到缅北走一趟不可。恰好这时候舅舅给我办好了港澳同胞返大陆探亲观光的签证。因为我父母也已经于1979年底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工作。结论是：我父亲抗日期间参加抗战，是爱国行为，是因为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扩”进去了；我母亲为我父亲鸣不平，完全应该，是反右扩大化把我母亲又“扩”进去了。可笑的是：据说反右的扩大化，竟扩大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这个数字，简直可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更主要的是：我1972年偷渡国境，是被定性为“叛国投敌”的，为此父母亲都吃了我不少的挂落。如今肯定了既没叛国，更没投敌，而且连“偷渡国境”四个字也不再提起，我的身份，最终被定性为返回大陆观光的“爱国港澳同胞”了。
我珍视这一次返回大陆。我自问我是一向爱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不爱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帮”头子。他们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更不能代表祖国。他们是大陆黑社会帮派头子，只能代表大陆最黑暗时期的黑社会。
根据“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不再是“反革命”了。他与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团圆。可惜的是爷爷与外公，他们一个是因迫害被逼自杀的，一个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压抑得病死的，都无法落实政策，只好算是历史的牺牲品了。
一家人议论得最多的，一个是我的落脚点，一个是我的婚姻问题。
事情已经办成了这样，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回到大陆来落户了。根据我的所学，我只能在香港继续经营旅馆业。至于婚姻问题，父母亲的看法与舅舅完全一致：已经八年没有音讯的姑娘，没有必要再为她苦苦“守节”了。他们认为我没有负她，我不是现代的陈世美。
实际上，第一他们没见过柳芭，不知道这姑娘有多可爱；第二，他们一听说柳芭是个在缅甸边境种罂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没上过学，就从心里反感，只是出于尊重我，没有这样说出来罢了；第三，他们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儿“嫁妆”。如果她不嫁我，我不过是玉龙旅社的一个高级职员，尽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陆强十倍二十倍，但终究是个工薪阶层；而一旦与我表妹结了婚，我就变成了老板，就成了小富翁了。大陆人以前痛恨资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