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鲁豫战场上的"哥萨克骑兵"-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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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八路当然就要打鬼子，刘大爷打日本人的第一仗，是38年7月参加漳河店伏击战。
当时，团长不在家（他带骑兵一连跟陈再道司令去太行山了），政委邓永耀带着二、三连和新兵独立营在肥乡、成安一带发动群众。有一天，有人来报告说，公路上过去了50辆鬼子汽车，好象是从邯郸到大名去拉物资的，邓政委一听“物资”、“汽车”，立马来兴趣了。
邯郸，是日军设在平汉线上的重要战略据点，邯郸、大名间的公路是其运送军用物资的主要交通线。以往，也时常有日军押运的车辆往来于各据点之间，但50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确实少见，这个情况立即引起了邓永耀政委的重视。他马上要求地方干部尽快了解核实情况、摸清鬼子车队的行动目的。
这天下午，骑兵团得到报告，敌人汽车48辆，兵力100人左右（每辆车有一个押运），是去拉粮食的，按以往规律，车队将在大名停留一天，第三天上午返回邯郸。邓政委一听，喜出望外，立即指派参谋和侦察员去看伏击地形。
38年7月，共产党在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已初见成效，这时候，八路军如果实施一定规模的对日作战，不仅能够切断敌人的重要交通线，还可以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扩大我军影响、坚定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因此，面对送到门前的战机，骑兵团当然不会错过了。
伏击的地点选定在成安县以东的漳河店村，邯大公路在这里呈东西走向，村东路北，有一大片茂密的高粱地，可隐蔽我设伏部队和战马。并且，“青纱帐”的前端离公路只有20多米，是实施近战、出其不意展开突击的良好地形。
刘大爷当时还在新兵独立营，他们这一百来个新兵全都没有打过仗，邓政委和耿营长都来给大家讲话：近距离作战，关键在于隐蔽必须十分严密，要以迅猛的火力突然杀伤行进中的敌人。首长们还说，这次的战术是舍头打尾，确定尾部的20辆车为伏击的重点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迅速撤离战斗，防止敌军增援部队纠缠。领导开会动员讲话的时候，刘大爷挺放心的，因为他知道骑兵二、三连，都是主力部队，由二百来号老红军、老战士打一百个日本鬼子，他这个新兵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第三天拂晓，骑兵团利用“青纱帐”的掩护，进入了伏击阵地。整个部队埋伏在青纱帐中，并在四周放出暗哨，严密地控制了这一带。刘大爷的位置在高粱地的深处，是阵地后方，他们新兵独立营的任务是“守马桩”（骑兵徒步作战，必须留出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兵力控制马匹，不直接参加战斗，这就叫“守马桩”）。
上午八点左右，日军的车队排成一条长蛇从东向西开来，逐渐接近了八路军的埋伏圈。听见由远而近的马达轰鸣、看见车队扬起的尘土，“守马桩”的新兵们不免有些紧张。这下可不好了，战马是通人性的呀，士兵们的异常情绪立刻影响到了马匹，马群开始骚动起来。
“一个人要拽三、四匹马，根本平息不住。马匹一个劲地动弹，青纱帐哗啦啦地直晃荡……”。新兵对调理战马的经验本来就不足，慌乱之下，高粱地里的动静越来越大，终于，让公路上的鬼子给发现了。顿时，日军所有汽车喇叭齐鸣，加大了油门往前冲，前面的几辆车冲进村里，日本兵立刻就下车、上房，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回头往高粱地里打，掩护后面的车再接着往前冲。
八路军看见这情况，知道是目标暴露了，于是也开打，把中间的几部车打瘫在路面上，把车队给堵住了，那些后面车里的鬼子就趴在汽车底下拼命打枪。这时候，对八路军威胁最大的，是村口房顶上的那几挺机枪，子弹扫过来，打得高粱秆子成片地折断。
骑兵二、三连真不愧是老红军的队伍，顽强勇敢。邓政委一声令下，就全上了公路，二连向东，冲向鬼子车队，三连向西，往漳河店村子里冲。邓永耀政委大腿中弹，倒在公路上，可他不许别人给他包扎，坚持指挥战斗，硬是把村子里的敌人给赶走了。
刘大爷在高粱地里，把四匹马的缰绳全套在枪杆上，紧攥着步枪，既紧张又激动。就在这时，身边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有人在喊“别慌别慌，把马拉到后面去”。新兵拉着马往后边走，班、排长却都纷纷操起枪朝前跑，刘大爷一心只想着千万别让马给跑了，不留神自己却被高粱杆拌了一跤，排长拉了他一把，随口还骂了一句“真笨”，刘大爷哪受得了这个，脸“腾”地就红了。
把马牵到青纱帐后面，刘大爷把缰绳塞到一个战友手里，拎着枪就往回跑，他想“叫你当排长的看看，咱新兵打仗也不含糊”。
原来，刚才是有几十个日军向我后方迂回，企图侧击我军主力，不料在青纱帐里撞上“守马桩”的了，新兵营立刻组织骨干进行还击，敌人不清楚我方情况，打了一下就撤退了。刘大爷跑到前头时，还赶上放了两枪。耿营长看见他学老兵的样子，一手拎枪一手举着马刀，还真挺满意的。
八路军打了好一阵，才发现不对劲了。这伙押运车队的鬼子起码有一个中队，二百多人。他们的兵力比骑兵团两个主力连的人还要多，而且如果再打下去，附近县城敌人的援军也会赶过来。因此，邓永耀政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骑兵团烧毁汽车，带上缴获的枪支弹药，骑上战马，走了。
漳河店伏击战，骑兵团损失战士30多人，毙伤日军130人，击毁日军汽车27辆，震动了成安、肥乡、大名、邯郸各地。人民群众称骑兵团为“神兵天降”，冀南广大地区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当初，马甲曾经询问，八路军战果是怎么统计的（比如说这次伏击战，如果数据准确，那真可以说是战果非常理想了）。刘大爷很认真地告诉我：游击作战，在战场上统计战果是困难的，一般是由侦察员事后进行调查统计。象漳河店伏击战，八路军侦察员第二天就经过化装到了现场，当时，战场的血迹还没有打扫，27辆被击毁的日军汽车也都没有拖走，敌人的伤亡数字，是通过多方调查确认的，应该比较准确。刘大爷还告诉马甲，就在这场战斗中，有个受惊吓神经失常的日本兵在村里乱跑，被我村民打晕后捕获，送到县抗日政府去了。
“38年时候的日本兵战术水平确实比较高，但我们八路军就敢和他们打，我们的战斗经验是在战场上，用鲜血和生命积累起来的”。
漳河店伏击战是129师骑兵团战史上光荣的一页。但分析起来，这次战斗也存在遗憾之处。首先，是战斗力最强的骑兵一连不在现场，使我军缺少歼灭敌人的足够力量；二、情报不准确，日军实际兵力为汽车兵队加一个步兵中队，比事先估计的一百人增加了两倍多；三，“马桩”位置的设置离伏击阵地太近（这其实是骑兵徒步作战很为难的事情，“马桩”位置不仅受地形影响，而且如果距离近了有危险，距离远了又不利于追击或撤退）；四、在设伏时忽略了村口的制高点，导致日军上房顶后，我方攻击很被动；五、不宜由新兵单独组建作战单位（这次战斗以后，新兵独立营撤消，分散到各连队去，骑兵团也就编成了四个骑兵连）。
由于漳河店伏击战中骑兵团是主动撤出战斗的，这也给了邯郸日军一个印象，他们认为，八路军骑兵团不能抵挡日军一个中队的攻击。因此，在接下来的漳河南战役中（38年8—9月），日军就集结200多人，乘汽车追击骑兵团，结果，在我军英勇阻击下，被打得很惨，只跑回去60多人。
1938年10月，日军在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38年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
12月下旬，当敌人的大扫荡失败之后，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就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机关的安全。
日军很快就发现了我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他们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分成十一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围剿。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三八六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
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期间，骑兵团的邓永耀政委在武邑县一带与日军作战时，不幸牺牲了。邓政委是湖南人，参加过长征，文武兼备，在部队和群众中的威信都很高，他24岁任团政委，牺牲时年仅26岁。
邓政委阵亡的详情，刘大爷不很清楚，那一阶段，他们主要是跟随师部机关运动，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9年2月19日那天，刘大爷起得很早。当时他们两个骑兵连和骑兵通讯队将近三百人，宿营在鲁西莘县一个小村子的外边，村里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搞得挺热闹，把他们这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半夜里，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集去买，由于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骑兵侦察员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两个去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大喘着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
但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光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团长知道情况后，立即派人通知师部机关转移，同时命令骑兵紧急集合（这回集合动作最快，大家早都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梁俊亭团长带着队伍，朝鬼子来的方向迎了过去。
骑兵团与日军一接触，立刻占领有利地形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马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容易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刘大爷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团与敌人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可是，这样的态势对我们很不利，因为等天大亮以后，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前进。
打了一会，天亮了，梁团长跳上战马，举着马刀高喊“共产党员集合！”，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兜了半个圈，冒着弹雨，斜刺里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