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探源-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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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具有福利之邦特点的发达国家。有些人认为，应当制定一种公平的措施来帮助社会里运气最差的人，即使是，这样做要求我们作出某些自我牺牲，也理应如此；这些人必定会服从于前面所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当然，我们可以帮助朋友、亲戚或者邻居，而且也可以看到由于我们的慷慨所带来的益处，因此，我们可以为了它们的利益而作出重大牺牲。但是，如果我们企图以个人身份作出牺牲以减轻本国的贫困程度，则我们定会发现，即使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也不足以使这个社会的贫穷程度有明显的改变。换句话说，减轻某一社会的贫困程度是所有那些希望消灭贫穷的人们的一项公共事业，而对于大型集团来说，则是一件只有自愿贡献而不指望获得任何公共财富的事业。如果关心贫困问题的每一个人都为此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那么无论如何积累起来总会引起变化的。因此，在每个发达国家内大多数人都赞成向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整个社会，征收义务税来取得经费资助贫民。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由于消除贫困是一项公共福利事业，努力将国民收入重新分配到作为群体的穷人手中，这必须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从这方面看，某些社会中的政府确实减小了不平等的程度。由于无论是义务税还是馈赠都对刺激生产发生有害作用，因此，也确实存在着平等与效率之间的互相矛盾。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现行传统观念都假设，上述收入再分配几乎全部都是出于穷人与富人之间收入按平均主义进行再分配的动机所引起的；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大多数，起码也是许多再分配完全是由各种不同的动机所引起的，大多数这种动机与其说它们对收入分配受平均主义的影响，不如说是受到任意的其他意识的影响——其中还有不少收入的再分配是从较低收入者那里流到较高收入者手中。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政府很大一部分活动并不是专门为了帮助穷人，而许多这样的活动实际上是伤害穷人的。在美国，对私人飞机和潜艇的拥有者也实行补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不是穷人。正如作者在其他地方已经说明过那样，政府与职业团体在医疗护理制度方面的干预主要是帮助了医生和供应商，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又都是很富有的人。在美国税制中存在着无数的漏洞，它们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而且这些漏洞能使公司摆脱困境和对工业实行保护，尽管这些工厂中的工人工资还远高于全国工业的平均工资。在美国还存在着最小工资法和工会工资等级，它们可以阻止雇主和工人在较低工资水平的条件下达成就业契约，但由于这样做的结果，使美国的失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在许多欧洲国家情况也非常相似，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更坏一些。
政府和其他机构干预市场一般不会比自由竞争的市场更能减少不平等的程度，其原因由第三章推论3和推论9的讨论来看是十分明显的。作者假定，在创建分利集团的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比人的固有生产能力方面的不平等更大。在美国，福利的接受者没有自己的组织，在其他社会中的穷人也是一样。然而，美国和其他地方一样，几乎所有的大商号都有商会作为其代表，而所有的专业人员则有自己的联合会。在每个人的生产能力方面存在着公认的差别，就像存在着身高的差别一样。但是至今我们所能进行的测量指出，个人的差别呈正态分布——至少绝大多数人相当接近于中间水平。存在着一些矮子，也存在着一些巨人，但为数都很少。当然，在拥有资本和巨额财产方面的差别是极其明显的。然而，如果资本的积累没有障碍，而且避免反常政策体系的干扰，则当资本积累增加时其收益率将下降，而且与资本相结合的劳动力工资将会升高；那些资本积累最多的国家工资也最高，这一事实决非偶然。如果经济民族主义者不阻止在各国之间流动，那么将更加鼓励资本向工资最低处转移，从而必将大大提高最贫困地区的工资水平。印度的历史告诉我们，由于分利集团的存在，即使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间，也不会出现不平等程度随时间而减小的现象。
（十二）
关于产生大量贫困和苦难根源的另一个荒谬说法是：穷国由于基本上是一些经济原因或超制度原因，经济的发展极其困难，因而需要特别的促进、计划和努力。有时甚至主张要依靠铁腕的独裁者或极极主义的压力来强迫人民作出牺牲以促进经济发展。作者认为，在这种主张影响之下出现了大量愚蠢的政策，以及有害的或不稳定的制度，反而阻止了经济的发展。不幸的是，妨碍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政策和体制是一种常规而不是一种例外，而且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贫困之中。
在本书中所列举的成功增长事例都不是由于任何特别的促进和计划而产生的。无论是韩国、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都不是如此。前两者得到过美国的某些援助，但它们也被迫为了军事目的花费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如果本书的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和美国增长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扩张的结果，而不是任何特别的促进或计划的结果。现代欧洲早期的增长也是如此。英国没有寻求或计划一次工业革命；它是由于本书前面所解释的其他原因发展起来的。在许多不能增长、增长得不快或远不如它们的领导人所希望那样快的国家中，可以找出许多愚蠢、僵化以及不稳定的事例来说明它们未能获得成功的原因。
有人设想穷国目前要发展比在18或19世纪时更加困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经济上而不是从制度上来进行解释。这种观点忽视了以下事实：目前，穷国能够借助于较发达国家的技术，其中有些技术还很容易适应它们的环境，并能非常迅速地改善其生产状况。工业革命时期的大英帝国只能通过当时产生的发明来改善其技术。同样地，今天大多数高度发达的国家也仅能利用当前的新进展来改进其技术。然而，最贫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可以在几十年间掌握世界上几个世纪中累积起来的技术进步。这不仅是明显的可能性，而且实际上已经在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这样一些地方变成了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各国和日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他们借用美国技术，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而且用不到25年的时间在技术和人均收入方面都几乎赶上了美国。
作者在主张不受卡特尔化和政府干预阻挠的国际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将使任何穷国的经济产生势不可挡的迅速增长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同意自由放任政策能达到完美的经济效率。正如作者在第3章所指出那样，在本书中并未假定有任何地方存在着完全的竞争。与此相反，作者在经济学方面的著作都是关于非经济因素及公共福刮方面的问题，它们一般都会使自由放任经济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但作者却认为它们是相当重要的。一种经济能够生气勃勃地和迅速地增长而不必同时是最理想的和最有效率的。具有自由的市场和不受政府与卡特尔干预的经济，正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那样，纵使他会犯许多错误，然而他并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努力和鼓励，就能自己迅速长大成人。
如果阻碍和压制经济增长的不良制度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的通病，则那种认为“只有”制度问题阻止了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论点，可能是于事无补的。如果不良的制度是如此的普遍，可能很难指望得到良好的制度以利于快速增长。然而，认识到这一问题总比对它们不了解时更有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十三）
由于作者对意识形态偏见颇为关注，由于本书第一章中指出关于一个满意答案所必须符合的标准，因此可以预期，作者并不相信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答案可以满足本书列举的要求。根据这种信念，作者在此强调本书观点同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思想的明显对比。本书总和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同样赞赏市场的价值。实际上几乎每个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他们对此问题进行过十年以上的专门研究，都是会肯定市场的作用的。如果你确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想看出还有任何其他的道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本书的观点和古典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在作者的研究中发现，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信条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只要政府对市场撒手不管，市场本身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以最通俗的语言说，这种思想认为政府像一个恶魔。如果想将这个魔鬼用链条捆住，就会出现一个不用担心任何问题的理想乌托邦。
如果本书所述的这种并不乐观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没有政府干预，往往也不会存在竞争性的市场。政府决不只是社会中高压统治和社会压力的唯一根源。即使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市场也会形成卡特尔的垄断。消除某些形式的政府干预、促进自由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会削弱卡特尔，但不可能消灭它们。而且，如果我们不想遭受更为严重的持续动荡之苦，就必须有政府存在；而在特殊利益集团进行游说活动的情况下，不出现政府干预市场（即使这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也许是不可能的。
是否仅仅依靠自由放任就足以防止和消除卡特尔化，是否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聚集和游说活动最终会消灭自由放任，这些问题只有求助于事实才能解答。多亏大英帝国的历史给我们一个特别恰当验证。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在他们的著作《选择的自由》中，对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印度作了大量的比较。自然，比较的关键在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有相对自由的企业，并采取很低的关税；而独立的印度则采用了引人注目的干预和保护主义的政策。正如弗里德曼正确指出的那样，日本所选择的政策产生高增长，而印度所选择的政策导致失败。关于这种对比以及弗里德曼从中所引出的政策教训还有许多值得一提。像其他大多数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样，作者也应当指出，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特别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