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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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计划工作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前苏联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认识了这种技术上的不可行性。苏联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安东诺夫写道：“基辅的数学家已经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和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亚克。诺夫：《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１９７９〉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中文版第１８５页）。苏联经济学家卢什科夫１９６４年说过，全苏联的人都投入到编计划的工作中去，到１９８０年才能编成１９６４年的计划。退一步说，即使这样的计划能够制订出来，一定是事过境迁，没有任何作用。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的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如，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作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钢产量指标。脱离实际的主观计划必然错误百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
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全国人均粮食产量１９５６年为３１０公斤，１９６０年下降到２１５公斤，１９７８年达到３２０公斤。整整徘徊了２２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１９７８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１０户人家有４户没有大门，３户没有桌子，６８人中有４０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７个孩子，１０口人，只有３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１９７８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１９７９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最高是山西吕梁地区，为７０元；陇东庆阳第二，为６４。８６元；延安地区第三，为５７。２元；榆林地区第四，为５２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４７。６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３６。８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北京，第１７页）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１９７８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７４。６７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５０元。有１。１２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１。９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２。７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１９７８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１９７７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７０％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４１。５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宗三代人挤在一间１０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到改革前的１９７８年又降到３平方米以下。５０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８０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棚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１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３９摄低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１９７２年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是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名为共和实为专制的政治体制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参看：《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但是，在建国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１９４８年９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二卷第637页）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１９４０年２月，他主张“各个阶联合专政”。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使其变成专政对象。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由《宪法》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向美国记者史诺担率地承认自己“无法无天”。１９５８年８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有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我们）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那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法大还是官大？官大。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处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最高领导人要整一个人，所有的人都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意见表态、围攻。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和所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