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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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处境和政治态度怎样呢？
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０日，江泽民奉调秘密进京。十三届四中全会（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３日－２４日）上被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接替了赵紫阳的职务。江泽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荐的（李先念先征求了陈云的意见。实际上陈云最中意的是邓力群。他电告邓力群从上海赶回。但邓力群锋芒毕露，很难被人接受，他只能退而求其次。）邓小平同意。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是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的一种妥协。十三届五中全会上（１９８９年１１月），邓把军委主席职务让给了江，但留了一手，让他信得过的杨尚昆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让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这说明邓小平对陈云阵线提名的江泽民，还是有一定保留，还想看一看。
杨尚昆不仅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在军队里也有很深的关系，杨尚昆和邓小平１９３２年相识，６０年来关系一直很好，深受邓的信任。早在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０日，经邓小平提名，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任命的前一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军队的问题较多，你到职后，要多调查研究，把军队建设理出个头绪来；要拟几个制度，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同时，要设想五年内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什么样子，以后又怎么办。
”可见，从１９８１年开始，杨尚昆就替邓执掌军队。
１９８２年９月，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军委不设常委，日常工作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杨尚昆在军队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继续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１９８８年４月，杨尚昆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份量更重了。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辞去军委主席，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杨尚昆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军委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次会上，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委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江泽民虽然是军委主席，由于资历浅，又没有军中的经，只能听命于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是听邓的。也就是说邓虽然不当军委主席，但对军队还有控制力。
江泽民的地位既然是邓、陈政治妥协的结果，一旦妥协的条件改变，政治妥协就会变成政治对峙，江泽民就会夹在两座政治山峰之间备受煎熬。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已经清楚的摆在他面前。在北京政治风波那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江泽民临危受命是很危险的。对突然升迁，他家里没有喜悦和兴奋，却有无名的恐惧。据接近江泽民家庭的一位记者对我说：“江泽民奉调进京时，夫人王冶平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当时的江泽民不是政治强人，把他放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只能权衡左右，在两个山峰的斗争中见机行事。哪边的力量大，就倾向哪边。在“六四”以后，左边不仅力量大，而且十分活跃。江泽民就说了一些左边喜欢听的话，做了一些左边喜欢的事：对一些私营企业主的某些违法行为，他提出的处置办法是：“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他几次重提毛泽东过去说的、多年没有人说的“这两把刀子不能丢”的话。（注：“两把刀子”是毛在１９５６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毛泽东批评苏联“修正主义者”丢了“两把刀子”，强调中国不能丢。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北京，第３２１－３２２页）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７０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的讲话中重提阶级斗争，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知识界对这句话有不寒而栗之感：按他这么说，“资产阶自由化”再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焦点”了。
他在中央党校开办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他同意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湖南搞试点。
他赞同“在军阀时代，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掌握了中国；在现代，谁掌握了国有企业，谁就掌握了中国”（出自《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的论断，一度在国企改革中持保守态度（三年以后他放弃了这个态度，对国企改革他比朱熔基激进）。
等等。这些有的并不是他的主意，但必有他这位总书记的同意和支持。
江泽民的这些表现，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
“两个基本点”这架天平过度向“左”倾斜，使邓小平深感不安。在他８８岁高龄的时候，他决定采取大的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固定下来，把“改革”这两个字深深地铭刻在他身后的史上。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他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１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党内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
的那种思潮，反复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并且警告他们，谁想改变这个方针，谁就会被打倒。
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举世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十三届八中全会原来说是要讨论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由于支持邓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弃了原来的议题，重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当然是满意的。南巡时邓小平对左派发出警告之后，又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为改革者壮胆。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说“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这里，邓小平又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又批评了左派理论家，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主要是防“左”。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谈到经济特区，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都会不一样。
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都记得，当年陈云批示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把经济特区和旧中国的租界并提；大家也记得，当年邓小平要多搞几个开放城市，陈云提出了不要“口子开得太多”的限制。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我的一个大失误”，是明批自己、实批陈云。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忠于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杨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军事按纽。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香港《大公报》１月２３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深圳参观植物园动手植树》，１月２７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见面》，１月２８日报道：《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参观电子公司游市容》。如影随形，２月１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报刊的着意宣传，是显示邓的力量，显示有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护航”。在这期间，杨白冰又提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