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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部分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 作者:杨继绳-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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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4。26社论”之前所谓学潮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个是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大量的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意;第二是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对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认为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冤,鸣不平。第三个原因就是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来,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不满意,所以,学生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大体上当时情况可以这么分析。上街的学生有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对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常委委员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那时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违法行为才依法处理。在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游行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现在追悼会已开了,你们也参加了,再没有题目闹了,要复课;第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多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当时想是召开种种各样的会议,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现对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和以及定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有文件可查。后边讲的三条是我去朝鲜以前说的。我记得追悼会结束,我们一同下电梯时我对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个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可以说,在我去朝鲜之前,对当时的学潮,常委中没有发生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就是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冲新华门,你知道不?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说,石在第一线,分管政法,他在第一线,有各种预案准备着,他会应急处理的。随后我把李鹏的电话告诉了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大部分学生都走了,还有少数人没有走,石让警察清了场,强令留下的学生上了车,送回了学校。
  这一段就是说,我出访朝鲜之前,学潮的情况、当时常委的方针。
  第二个问题,“4。26社论”出台前后“426”社论是个关键。将来你们还可以从各方面收集些材料,把这一点讲清楚。学生这种不满情绪,当然总是会要表现出来的。但学潮怎么闹成这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在“4。26社论”以前没有这么大的事(**:你的意思是,学潮闹大了是“4。26社论”剌激起来的?)。426社论以前没有那么大的动作,只是有点不满,这些不满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如果那个时候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这么大。“426”社论是转折点。4月19日,我就访朝鲜事问邓,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他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就是奇怪得很,我是4月23日离开北京的,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就在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找万里(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本来和我是一致的,从始到终是一致的),要求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转告李鹏(我出访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4月24日晚上,李鹏主持了常委会,真是非常的快啊。在李鹏的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和缓的情况,上街的学生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学生主张复课,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学生要上课,那些激进分子在教室门口把着,不让进去。这种情况下是正常的。当时如果接着做工作,疏导啊,对话哪,可以提出些狠的要求啊,会更缓和一些,这是很好的机会。但他们汇报情况时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你说激进分子有没有呢,会有的。学生到外地跑一跑也是有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但总的是趋于缓和。(以下未和录音核对)他们还说学生在街上募捐,组织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实际上22号追悼会以后,很多学生已经回去了。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得很多,说领导人几句难听的话不算什么。当时还说我的孩子搞“官倒”,说我把多少车皮化肥运到老家去了。几万人中间不可能没人说过激的话,但一集中起来就显得了不得了。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说成是针对邓小平的,这很容易影响邓小平的思想。李锡铭等人这么做是他们原来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号晚上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少数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李锡铭、陈希同、李鹏是始作蛹者,万里上了当。我出访朝鲜前李锡铭给我打过电话,说问题非常严重。李锡铭比较老实,就是保守传统,陈希同比较鬼。
  4月25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李鹏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快解决。邓这个人有个特点,如果有另一种意见他也不会这样。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也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的讲话本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访问朝鲜以前,李鹏从来没有谈过这些看法。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原来的分析和方针。究竟事先有没有人预谋就不清楚了。
  邓对李鹏大面积传达他的讲话很不满意。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很不满意。
  “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稿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人本来不算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剌激。学生说“小平您好”他特别高兴,说他不好就很生气。当时我听别人说,学潮中邓朴方对人说:“现在我们不能外出,他们会把我们剁成肉泥!”有些人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这就把邓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形成的思维方式激活了,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录和邓的讲话稿通过我驻朝鲜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作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这是党内多年形成的惯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情况。我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但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对常委会纪录表态。(以下未经过录音核对)看了邓的讲话,我不认为会对学生采取什么行动,我当时的马上的反应是,恐怕又一场大的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会起来,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势头要受到伤害。对此我很担心。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反自由化不力。我当时认为学潮平息不是很大的问题,不管邓怎么讲啊,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因为现在没有闹啊,闹是426社论以后闹起来的吗。
  下面主要是讲426社论大大激化了矛盾,使学潮规模急剧扩大。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只要进一步做工作,学潮可以平息。但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帽子”所激怒,主要有学生多年没听这种话,“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什么什么,多年没听这种话,一下子被激怒了,情绪极为激动。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激怒了,被推到激进的一边。我从朝鲜回来以后,找几个大学谈过,他们都反映这个情况,426社论一发,包括机关也非常不满意,怎么搞这样一个东西!。427游行一下子上升到10万人。社论言辞严厉,学生以为这次游行可能受到镇压,所以游行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不普遍不满意,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是可贵的,是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而是完全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表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十分激烈。政府这样,社会上更加支持同情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像可以看到,学生当时的游行沿街群众拍手欢迎,呼喊一些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自动加入游行队伍。
  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弃了。本来布置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哪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生怕矛盾激化,因为小平讲了那么严厉的话,生怕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给小平打电话,听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了电话:“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个话不知准不准确。王震也主张抓多少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原来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哪。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来准备发生事情,结果游行这样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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