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7-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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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问题。”吴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太大、太沉重，在如此严峻的题目面前，虚晃一枪还不如暂且搁下。对吴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还是有些话说，首先，是自己的喉咙发痒想说，其次，我们“本能地害怕”的很多种原因中，我找到了与我们的喉咙有关的一种，即我们本能地要对喉咙进行滋润和保养，这一隐秘的心理防范机制在我们不知不觉跟唱时代歌曲时得以泄露。
流行歌曲自有它的算计和魅力，它是流行情感和主流意识的“万宝箱”，它总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诗歌衰落的时代，没有驿站的孤灯，没有迎风的酒旗，失去了这些古典的背景和诗歌在山水间回荡的气氛，也就没有了行吟诗人，只有应接不暇、百变不离其宗的男女歌星，他们控制着数以万万计的歌喉。心灵有多少种流行感情，街头就有多少首流行歌曲：前天是“一无所有”，昨天是“再回首”，今天是“让我欢喜让我忧”，明天是“爱你一万年”……炒作时尚的“魔术师”们从中可以源源不断抽出满天飞舞的绸带来。一度，我在这样的歌声中变幻不定，扮演着种种多情善变的角色，把爱恨离愁、孤独落寞、嬉皮笑脸、德化教诲、意识传声统统尝过。时尚的歌声为我们透支快乐、放弃思考提供着许多方便法门。当我们捏着话筒、盯着字幕作投入状时，情绪随着声线的送发得到倾泻，生活的严酷得以消解，唱后，总有一种微醉的满足，还想再唱一首。我曾以为，在庸常生活里做一名歌者是有福气的。
在拥挤的街头，在暧昧的包厢，“文革”时的老歌仍不时缕缕冒出，却经过了流行音乐的程式化处理，唱法也经过了一番现代包装，听上去，一点狂热和恐怖也没有，反倒有着怀旧的百般滋味，既熟悉又陌生，熨帖了几多皱褶的情绪，让老中青三代摇头晃脑、声情并茂地跟唱，居然在“跟着感觉走”唱红之后，风行了一段时间。前向，又听说厦门远华公司的“销魂窟”里最火爆的一个节目，是由那些风情万种的舞女们在台上边跳脱衣舞边唱革命歌曲，她们一边唱着“红色娘子军”，一边将长裙、乳罩、短裤往台下乱抛，那些经历了“文革”狂热后变得很注意身份的新贵们，一下子又狂热了起来，为抢夺舞女们的“遮羞布”而大打出手，不惜抓破脸皮。
在我们靠滋润和保养喉咙过着幸福生活的时候，二十多年前，那个叫张志新的女人却没有这样的福气，她想喊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喉咙马上被专制的刀割断了。从她割断的喉管里一定会流出很多血，还会汩汩冒出血泡，胀得很大，然后破裂，这是不平之气渗入血里的无声爆炸。上溯六十年，在渣滓洞，有许多硬着的喉咙不断被切断；再上溯百年，谭嗣同拼着自己的喉咙喊道：“我自横刀向天笑。”至今，我搞不清他这是笑还是绝望。百年以上，砍头术盛行，柔软的喉咙一不留神就要首先遭殃，转瞬就是身首异处，更有凌迟刑罚，首先割断舌头，然后碎刀零剐，让人受惨遭痛两三天而死，却不能叫骂，也无法喊痛。数千年来，控制喉咙的招数一招高过一招，这些早已沉入民族潜意识的焦虑与恐惧之中。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一想到他们的喉咙，我就感到自己的喉咙发涩，脖子后冷冷生风。虽说用手一摸，喉咙好好的，温热如常，但却对异样的声音保持着警惕，还不如跟着一起唱些时尚的歌曲保险，何况时尚的歌声里还有不少乐子可找。在向往、接近精神险峰的时候，我们总是这样半途而废或者败下阵来。
遗忘是伟大的镇定剂，它的可怕处还梦一样遥远。巴金老先生一再提议要建的“文革”博物馆，大概也会遥遥无期。大凡博物馆之类，是对昔时光荣与辉煌的一种固执的缅怀和珍藏，那种专揭伤疤与短处的博物馆，爱面子的中国人定会群起而坏之。若进行民意测验，恐怕大部分人对此议也会漠然。那些在“文革”中饱受灵魂煎熬和皮肉之痛的先生们大都垂垂老矣，早些年他们折腾一番，也没有讨到批文，心早凉了；那些狂热之后被放逐的知青们，现正值事业的顶峰，大都忙于大把挣银子、占位子，他们中有好思者思来想去，弄出一份“青春无悔”的报告，以此显示自我的尊严和中年的大度，算是对历史有了一份交待。为了表示这些新贵们的不健忘，他们中有人在都市里开知青饭店，挂些水壶、草帽、蓑衣、军装之类，作为相聚喝酒时怀旧的点缀和招揽顾客的卖点。我们这些在“嘿”声长大的“文革”同龄人，大都陷在生活的“八阵图”中，很难分辨来时的道路。所谓历史经验，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化妆术，谁都可以用来自我涂抹一番：有人对历史化淡妆，有人对历史化浓妆，有人对历史进行脸谱化，有人对历史进行妖魔化。历史的真实面目在他们的伺候下开始变脸，我们分辨不清，也懒于拔云见日。对于巴老先生的动议，我的一位教育界的同龄朋友就说，花这笔怀旧的钱，还不如建几所希望学校。
中国的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坏到让老百姓绝望过，任何专制、腐败、黑暗和吃人，他们都挺了过来，加之，他们颇具集体遗忘的本领和乐天知命的习惯，希望于他们，是对现实的一种温和的否定。但是将历史遮掩着的希望和夜幕下晶亮的冰雕差不多，一遇热冰雕就会化为一滩冰水，和底下的黑泥一同泛滥，让我们立足的地方一次次动摇和污秽。最要命的是，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红尘万丈中，我们听到了一个既年轻又沧桑、既本真又做作的声音：“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漂流若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放逐，还不失“诗意栖居”的意味，但它往往是随波逐流的遁词。随波逐流，多的是无奈的理由，但它仍然是“自由选择”，这笔账挂在别的户头上可以，本金和利息最后还得由自己支付。现在，我们好像并不缺少自由，而是缺少承担自由的心理准备和作出自由选择的行为能力。昔日，红卫兵们挟风雷扫荡牛鬼蛇神的自由，只是政治蛊惑和操作下一时的狂热和快意，他们很快就不自由了。我们中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被放在平口锅里过多炒作，我们自由唱着流行歌，放任着情感的流变，但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面目可憎和颓唐失意呢？如果说，昔日大串联的人流是一大群迷失的羊羔，那么现代“淘金记”中，我们这些阵容强大的演员们又在演出什么活剧又将出演什么角色？我只有疑问，没有结论。
近日，某位打“草原牌”的当红歌星来小城演唱，我处在演出现场，充分感受到了新青年的真诚和狂热。他们的喉咙被歌星调动起来，跟唱声一波高过一波，我想回忆一点别的，以便同现场保持距离，任我的思绪一次次转空，喉咙里冒出的声音却执着地飘向虚构的“天堂”，我为自己感到羞愧却无法自制。演唱会后，我久久不能入睡，随手又翻到了吴小龙先生的那篇文章，有一段话让我心惊肉跳：“……整个民族，成为一个伟人的诗意激情的献祭，为一个执着的虚构而打成一团；近十亿人，为了一个他们今天看来绝对匪夷所思的目标而付出了他们的真诚、狂热、思索、才智，甚至鲜血和生命。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的荒诞戏。”这一幕远逝的荒诞戏，谁能保证它不会扩展舞台浓墨重彩地重演？谁能保证自己的喉咙因为滋润与保养的需要而不同台呐喊？我想，只有一个人不会再呐喊了，他就是躺在上海某病室里靠打点滴维系生命的巴老先生，这个世纪老人躺在雪白的床单上，望着雪白的天花板和墙壁，在雪白一样的静谧时分，他在想些什么，他会想些什么？或许，他什么也不想了，什么也不能想了，什么也不能说了，什么也不必说了。
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
——写在诗集《独自打座》出版之际
？ 张远山
我学过音乐，没有成为音乐家；我学过书画，没有成为书画家；我爱好数学，没有成为数学家；我酷爱围棋，没有成为大棋士——但这些都不必我特别声明。然而，惟独我写过诗但不是诗人，却需要我在许多场合反复声明，仿佛我学过诗属于原罪，而声明我不是诗人，可以赎我这个原罪。谁需要我这么声明？是许多我认识的当代诗人。
语云“愤怒出诗人”，诗人总是容易愤怒的。诗人们对我这个逻辑头脑入侵他们的领地当然要愤怒。我对诗人们非常理解，因而对诗人们非常抱歉。我热爱诗，因而爱屋及乌地热爱诗人，为了使我热爱的诗人们息怒，我愿意向每一个愤怒于我的诗歌思维方式的诗人反复声明：我不是诗人。我的诗歌思维方式纯属一己之怪僻，“只可自愉悦，不堪持赠君”。任何人、尤其是诗人完全有权不喜欢，我从未企图向任何一个诗人示范我的诗歌，所以你们不必为我的诗歌不讨你们喜欢而愤怒。
诗人们似乎误以为诗坛是个梁山泊，只有一百零八把交椅，仿佛最后一把交椅一旦被我坐去了，会把他挤出去。诗人们实在有些多虑，我对诗歌江湖不感兴趣，我对诗坛交椅更不感兴趣——我只对好诗尤其是杰作感兴趣。我非常希望每个诗人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诗，只要能写出好诗，只要能写出杰作，我就愿意为任何人写出的杰作高声礼赞。借用我的诗歌习作《没有什么》中的一句话来说：“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什么。”我不在乎自己没有成为音乐家、书画家、数学家、大棋士，更不在乎自己没有成为诗人。我不希望看到诗人们在无人喝彩的诗歌江湖中自相残杀，我只希望看到汉语诗歌的夜空中群星灿烂。我希望听到夜莺和云雀的不朽鸣啭，而不希望听到乌鸦和麻雀的无尽聒噪。
我对当代的汉语诗歌杰作的崇高礼赞，收在拙著《汉语的奇迹》（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里；而我的不同于绝大部分当代诗人的思维方式的诗歌习作，则收在我的诗集《独自打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里。《独自打坐》对我个人的意义，稍稍大于《汉语的奇迹》；正如《汉语的奇迹》对于中国的意义，远远大于《独自打坐》。我感谢属于心灵的诗歌，更感谢我与全体同胞共享的美妙母语。谨以一首短章表达我对诗歌和母语的无限感激之情：
守 望 长 夜
逃出黑夜
月光下有一座白色城堡
紫藤从梦的边缘攀爬过来
枫树如一朵红云
升起在你的窗前
蛩声嘤咛的金色夜晚
一个牧童在你窗下伫立良久
脸上长满绿色植被
重读《金蔷薇》
？ 朱亚宁
不管约翰·沙梅的故事（见《珍贵的尘土》）带有多大比例的虚拟成分，都不能减弱它的神圣意义和打动人的情感力量，除了惊赞爱的伟力（作为滋养人性及生命的活水）外，更让我叹惋的是世势与人性变易的无情，不要说苏姗娜，且看我们自己和周围的朋友熟人吧——稍加打量，就可以发现欲望与岁月在他（她）们身心两方面留下的是多么深重可怖的刻痕！
更无奈的是，眼下恐怕已绝少有人像沙梅那样怀着一腔坚韧的爱与理想去寻觅、积攒、打造金蔷薇了——无论是从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