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为耀邦逝世十周年而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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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文稿，耀邦同志在审阅时，虽然只改几个字，所产生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比如，一九八○年的“七一”社论《奋发图强搞好党风》中原来有这么一段：“为了搞好四化建设，为了担负起摆在我们面前的各项繁重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审阅时，在“必须”两字之后，加上了“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几个字，全句就变成“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这几个字的改动，就体现了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
在写作这篇“七一”社论的过程中，我同乔木同志发生了原则的分歧。我不同意写“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主张改写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和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我认为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不先改善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领导。我对乔木同志说：如果党是错误的领导，是坚持不下去的，而加强错误的领导，只能是失败不会是成功的。可是乔木同志反对我的意见，认为我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他说：首先要承认党的领导，然后再谈党应如何领导。因为如果根本不承认党的领导，那么去讨论怎么领导，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我向他解释说，经过二十几年左倾路线的领导，特别是经过十年内乱的封建法西斯式的领导，我们自称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早已是威信扫地，人心背离。如果不首先改善我们党的领导，而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比如坚持和加强一言堂、家长制、个人迷信的领导；加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领导；加强穷社会主义的领导，就只会越坚持，越加强，越糟糕，越脱离群众，越败坏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声誉。我同乔木同志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下。多年来，他一向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听我的意见，坚持写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句话。
在送审“七一”社论时，我向耀邦同志介绍了我同乔木同志的争论。耀邦同志很注意地听完我的意见。他说，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我们党的威信的确遭到很大败坏，应当首先强调改善党的领导。耀邦同志对乔木是十分尊重的，他冷静地思考以后，把“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改为“必须用改善党的领导来加强党的领导”，既采纳了我的意见，也照顾了乔木的意见。
在重新翻阅耀邦同志对报纸工作的批件中，还发现耀邦同志对人民日报宣传作过很多宝贵的指示，我现在选出两件，说明耀邦同志对报纸的正确宣传的支持，和对报纸宣传有错误偏差的批评，他对我们既开绿灯，又放红灯，注意领导报纸宣传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第一件是关于张志新的宣传。张志新在“文革”中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关进监牢，受到严刑拷打和虐待，她坚决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在“四人帮”枪毙她时，为了不让她呼喊反对“四人帮”的口号，竟将张志新的喉管割断！对于这一了不起的英雄人物，“文革”后，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省委办的《共产党员》杂志刊登了她受迫害和惨死的情况，引起很大的震动。报社的编辑同志看了都极为感动，决定转载。但是稿子送给乔木同志审查，压了一个月不退回来，经我们一再追问，他说，这事太惨，地方上登了就行了，《人民日报》一登，影响很大，对党的形象损害太大。后来，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耀邦同志，他说，张志新是刘胡兰式的英雄人物，《人民日报》应该刊登。这样，我们不仅转载了《共产党员》的报道，还组织几篇文章，连续宣传，使全国人民大大增强了对“四人帮”的仇恨，都称赞张志新是为真理而战斗的共产党员的楷模。北京市团市委专门发了一个通知说：“最近，各报刊连续发表了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烈士的英雄事迹和缅怀、学习张志新的文章，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受感动，许多人一边读报一边落泪……她的英雄事迹是青少年的一份宝贵教材，告诉我们：人应该为什么活着，怎样去生活、学习，战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人民日报在转载《共产党员》的稿子时，再三考虑，终于把原稿中割喉管的细节删去了。一位人大常委打电话质问报社：“你们有什么权利隐瞒这样的事实”。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报纸要像宣传雷锋那样宣传张志新”。可是，有一位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同志却指责人民日报“宣传得那么细，那么集中”。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反映都如实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支持我们的宣传，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
有时，我们的一些报道，或者由于分寸掌握得不好，或者内容欠妥，都会及时受到耀邦同志的坦率而尖锐的批评。以蒋爱珍的报道为例。一九七九年十月，《人民日报》刊登一篇题为《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的调查报告，反映蒋爱珍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迫害她的人。这个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各方面的反映十分强烈，同情的人很多。但由于我们有偏激情绪，措词也有不恰当之处，给人印象好像是“杀人有理”，没有强调“杀人有罪”、“有理也不能杀人”。很多读者给报社来信，也有一些人给党中央写信。耀邦同志把这些来信转给了我们，批示说：“当然报纸经常出点这样那样的纰漏，是很难免的。事实上，我们大家对报刊这样那样的一般性的纰漏都采取了谅解的态度，这是对的。但一年来的一些重大纰漏，似乎贯串一种倾向，即这种倾向是中央不断打过招呼的，我也提醒过二三十遍了。因此，我希望报社同志要认真发动大家谈谈思想问题，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才好。”“并联系几篇片面性比较大，情绪相当偏激的文章，目的是从具体实践中提高大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水平。”耀邦同志这一批评是严厉的，也是中肯和及时的，督促编辑部同志注意了宣传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几年来，耀邦同志转给人民日报的批文中有二百多件，涉及面很广，经常提醒我们的有下面几个问题：
（1） 宣传不能脱离实际。耀邦同志在赞扬一篇文章时写道：“该文谈的是反面问题，但分析得好，看了不使人们泄气，而是有信心。各报都要有更多更好的言论才好。现在有些报纸的有些言论不怎么高明，某些带消极情绪的言论不说，主要是离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主题思想、格调太远。说得不客气一点，我们这块人民之‘田’，不能随意让自诩高古的桃源中人去耕耘。”这个批评相当尖锐，切中时弊。
（2）文章切忌空论。耀邦同志常常对一些文章爱发空论极为气恼，他在阅批一篇调查报告时写道：“我们许多报刊空论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足干劲，刷新文风，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凡是空论空谈，不管是思想的、政治的、学术的、文艺的，都要下决心拿刀子砍掉。”他主张：“以充分的可靠的典型材料进行教育。”“我向往‘务实派’这个称号，明明有不少人的思想对‘现实’问题多，为什么偏要提倡‘务虚’？”
（3）社论要正面说理。耀邦同志不止一次地说：“注意社论不要作过多批判性的东西，多从正面说清问题。”有的社论“深感批评的口气太多，太严厉，说理性、鼓舞性的言辞太少”。
（4）报纸要登一些揭露性的东西。他说：“近来经济上的不正之风有所滋长，请选择一些典型予以揭露并加以抨击。每天有一两篇或来信（只是要核实，不要冤枉好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麻木不仁和丧失警惕，以致使问题发展到难以收拾。”他说这话的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七月。
（5）如何对待猎奇。在一份材料上，耀邦同志批文：“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要猎奇至少要考虑两点：一、材料必须完全经得起检验；二、内容对大多数人有教育意义。没有这两条，肯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赞成，甚至反对。像这样类似的一些问题，都是宣传工作的具体方针问题。宣传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经常收集研究这些问题，才能愈做愈可提高水平，愈做愈有成效。”
这些批文转给我们后，使我们举一反三，对帮助我们端正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耀邦同志对于报社的内部工作，也总是热情关注，或指点，或提倡，或批评，或制止，为把人民日报培植成一块环境很好的宣传阵地，为把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培养成一支高质量的新闻队伍，真是呕心沥血。
我择要的写出耀邦的批示，表明人民日报的广大同志怀念耀邦同志对报纸宣传的领导。毫不夸大地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自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上半叶，人民日报之所以得到从中央领导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空前的六百三十多万份，是和耀邦同志的英明领导分不开的。那时，由于有了以耀邦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人民日报的正确领导，人民日报才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光辉灿烂的篇章。
8．耀邦同志领导人民日报，我感到他总的精神是信任和帮助报社同志独立负责，勇挑重担，是鼓励和培养报社同志大胆开展工作，努力创新，使报社同志越干越有信心，越干越有办法，越干越有奔头，结果使报纸越办越好，使报社干部在思想上业务上越来越提高。不像有的领导同志那样，总是指责，总是挑错，总是批评，总是下死命令，总是声严色厉盛气凌人。
正如前面所说的，耀邦同志不仅善于向报社指示抓住重大宣传任务，而且帮助报社具体策划组织，修改重要稿件，大大提高了报纸对实际工作的方针方法和思想理论方面的启示作用和指导作用。
他平等待人，把我们当同志，不只是下级，使我感到他是良师益友，不只是上级；他的谦虚精神使人钦佩。一九八一年六月，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党的主席。闭会以后，他立即找我们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说他曾经一再推辞，一再表明他在哪方面都不配作党的主席，他希望各新闻单位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宣传他个人，要注意宣传中央的集体领导，要注意宣传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领袖。果然，在六中全会以后，他提出修改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设立了党的总书记，他在一年以后被选为总书记。他对我们说，他只是书记处的班长，党的大政方针的决策都要请示小平、陈云同志。
他为报社组织的重要稿件，虽然经过他一再修改，但他还是一再关照我们，仔细看看，有不妥当的地方要大胆修改。记得一九七九年四月一日发表的《革命者要向前看》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他几经修改定稿的。在刊登以前，报社负责理论宣传的副总编辑王若水同志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送耀邦审阅。若水同志给耀邦写信说：“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如有不当，请予指正。删改得不当的地方，请再改过来。……”耀邦当天就把稿子退回来，他还给若水写信说：“若水同志：同意你们的修改，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耀邦同志的这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