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古代中国去旅行-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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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我们了解到，唐宋“针笔匠”不仅专业化，而且还有粗下、高细之分，粗下者只能作简单的“刺字”，高细者则能刺出好看又复杂的“花绣”图形来。唐代段成式曾记录了许多这样“文身”的例子：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札青。其季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鸟数十。其下悬镜，镜鼻系索，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读张燕公诗否？‘挽镜寒鸦集’耳。”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待诗图也。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札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
唐末的无赖男子，也往往用“文身”比试高低，有的是在身上刺上著名的《辋川图》，有的是刺上白居易、罗隐的百首诗歌……
这些例子使我们嗅到的是对高雅文化仰慕的气息。而安野先生所举保卫皇帝的张俊军士的“花腿”例证，恰恰反映了他们其意是以“花文身”讨龙颜大悦，以至连无赖也竞相仿效“花文身”，这当然是由于“花文身”具有美饰的作用。宋代话本《郭节使立功神臂弓》中，作者就着力描写了两个无赖相斗，先以“文身”夺人的场面：
郑信脱膊下来，众人看了喝采。先自人材出众，那堪满体雕青：左臂上三仙仗剑，右臂上五鬼擒龙；胸前一搭御屏风，脊背上巴山龙出水。夏扯驴也脱膊下来，众人打一看时，那厮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黄胖儿忍字。当下两个在花园中厮打，赌个输赢。
满身雕复杂图案者一“亮相”，就博得了喝采，而身上图案单一者则无人叫好捧场。可见，无赖的“文身”也要予以美饰，这已成为一种时尚。倘若“文”上独特图形，更显与众不同。宋代的人们也多以“文身”者所刺图形称呼其人的。像《夷坚志》所记：
吉州太和民谢六以盗成家，举体雕青，故人目为花六，自称曰“青狮子”。有拣停军人张花项，衣道士服，俗以其项多
雕篆，故目之为花项。忠翊郎王超者，太原人。壮勇有力，善骑射。面刺双旗，因以得名。
值得注意的是，“文身”越来越多地成为美貌的象征。在宋代人眼中，漂亮人物的形象，则须是“文身”者。如《水浒传》第四十四回中的杨雄：“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这样的男子是最易得到妇女喜爱的。南宋永康军有一妓女谒灵王庙时，见门外一马卒，“颀然而长，容壮伟硕。两股文绣飞动，谛观慕之，眷恋不能去”。燕青正是凭着一身“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的“花绣”，引得东京名妓李师师都要他脱衣“求现”，并用手“去摸他身上”。当我们用史料与小说相比照，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宋代有人“刺淫戏于身肤”了。这正像明人胡应麟在分析唐代张安贫儿为什么要在胳臂刺上诗时，认为这是“札刺名号，以互相思忆”，“狭斜游人与娼狎，多为此态”。
也许正是由于“文身”可以更真切地使异性迷恋，在一个“伎巧则惊人耳目”的氛围中，它格外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要以“文身”为荣耀。徽宗朝的李邦彦，身为宰相，每每侍宴，他也“将生绢画成龙文贴体，将呈伎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这种本无“文身”，却偏偏要显示有“文身”的做法，无非是为了赶时髦。而有人就是因“文其身”，得到了皇帝所赐“锦体谪仙”的雅号。所以，在东京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普通百姓也是要露出“浑身赤膊，一身锦片也似文字”。
在南宋临安，市民们则组成了专门的“文身”社团——“锦体社”。剧作家则在戏剧中塑造了“文身”人物形象，如每逢临安举行盛大节庆活动时，逡行于西湖的伎艺画舫上，“俱装小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出演。为了促进酒的销售，诸酒库请来伎艺人助兴，其中也要有“乔妆”的“锦体浪子”形象。伎艺人中亦不乏“文身”者，像“唱赚”的“雕花杨一郎”。他“文身”的目的无疑是希望引起更多市民的关注。还有存世的宋代《眼药酸》绢画可资佐证，画中右边作市井细民打扮者，头巾扎作冲天形态，着圆领青衫，系腰带，穿白裤，蹬练鞋，袖挽至肘，露出青色的“文身”手臂。这种故意露出“文身”模样，是为了表演，是为了取悦于市民，也可说是市民喜欢“文身”人物的最为真实的记录，它仿佛使我们触摸到了宋代人们对“文身”热烈喜爱的历史脉搏……
通过以上的巡视，观者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身”为什么在唐宋兴盛？并有鲜明的美饰倾向？笔者认为，只有将“文身”现象放在文化大背景上去观察，才会对唐宋“文身”有较为清楚的体会。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昌盛的时代，尤其是宋代，她的科技和文化均是空前的。这一时代着作家所勾勒出来的人物、景象，无一不显得明朗而又蓬勃，雄厚而又酣畅淋漓。那边塞戎行的书生，那稻谷茂盛的田野；靓妆俊美策马驰骋的女子，深海远洋劈波斩浪的巨舰；即使那偎红倚翠的柳永，也是那么洒脱自如，浅斟低唱也是那样流畅动人……唐宋气象是一种昂扬的、精致的文化气象，就像《说文》解释“文”的含意是“错画也”一样，唐宋的时代特征是文采斐然。
传统的东西，或扬弃或美化，不断地标新立异，或超凡脱俗。一向身居深闺后院的妇女竟也成了这个时代的报春燕子，从唐墓出土的石刻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画卷来看，唐代贵妇乳房半露或完全袒胸裸臂，向世人炫耀身材的丰满。宋代女子则在最热闹的上元灯节，在皇帝与万众面前，脱衣裸身，相扑为戏，使肌体尽露，引人观赏，以至司马光为之惊诧，专上一《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是的，唐宋时代发生着前无古人的变化。长安、东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以宏伟气度，伸开臂膀，接纳着四方宾客。为了向海内外表示出自己豪放不羁、自信十足、勇往直前的风采，一时间，人们意识到“文身”最容易向外界传播这种文化韵味。“文身”这一旧有的传统样式，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翻出新花样来的。大家已看到，在唐宋之前，“文身”主要是作为刑罚使用的，尽管有些少数部族崇尚它，但“文身”的影响还未迈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只是到了唐宋，“文身”才跳出刑罚的藩篱，甩开了部族的局限，普遍升华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符号，在整个社会水面上荡漾开来。
特别是在宋代，“文身”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宦门的婴儿，如兵部侍郎王湖公初生时，便全体刺上百花鸟雀。以文雅自负的儒士也“文身”。血统高贵的皇族子弟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文身”的漩涡，虽然皇家发出“凡人一被文刺，终身不可洗除”、“有玷祖宗，莫此为甚”的恫喝，并作出“宗室不许雕青”、违者加以处罚的规定。可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经被群众认同，又怎么能阻挡住它的奔涌冲泻？用宋代高承的话来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学者也为“文身”寻根究源，宋代的王观国经过对秦伯、虞仲因故“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盖自同于蛮夷之习”的考据，得出结论道：“文身断发，粤俗之所好也，非避蛟龙之害也。”这种从风俗上肯定“文身”的学术做法，为“文身”找到了正宗，这显然也是宋代“文身”发展已很深入民众的一种折射。但我们不能忽略了唐代“文身”，虽然它没有达到宋代那样的程度，可正是唐代的“文身”托着宋代“文身”攀上中国“文身”的最高峰。因为再往后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文身”样式从未越过宋代“文身”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宋代“文身”的基础上的复制。这样的观察点是可以成立的，以此推广而去，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问题时，笔者也将遵循这样线索作如是观。
第8节 迎神赛会
迎神赛会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周礼·夏司马》就记载了这种性质的“大傩”活动。随着历史的演变，这种载歌载舞的祭祀礼仪，逐渐变化为迎神、敬香等不同主题、内容丰富的活动。
《洛阳伽蓝记》中描绘了一幅长秋寺四月四日出一负佛像的白象场景：辟邪的狮子在前面开路，簇拥的队伍中有吞刀吐火、彩童上索等表演，奇伎异服，文物成行。象停之处，观者如堵……
此后的迎神赛会均按照这种模式繁衍，它的特色都是边行进，边表演，名为娱神而成会，实际上是集娱乐观赏于一体的群众性的文化聚会。这种文化聚会在明清达到了极盛。明代王稚登的《吴社编》，曾就迎神赛会作过综述：
凡神所栖舍，具威仪、箫鼓、杂戏迎之曰会。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香风花蔼，迤逦日夕，翱翔去来，云屯鸟散，这是会的大概。主其事的叫“会首”，荒隅小市的叫“助会”，神像过门，士女罗拜，是“接会”、“看会”。会行有数十名手搏者为前驱，这叫“打会”，接着，为“妆会”、“走会”、“舍会”，等等。迎神赛会包罗万象，杂剧有“虎牢关”、“游赤壁”、“水晶宫”、“采桑娘”等；神鬼有“观世音”、“二郎神”、“钟馗嫁妹”、“西竺取经”等；人物有伍子胥、宋公明、十八学士、十八诸侯等；技术有“傀儡”、“刀门”、“戏马”、“走索”等；缠结有“蓝亭”、“五云亭”、“锦球门”、“秋千架”等；乐部有“得胜乐”、“清平调”、“双合笙”、“歇拍鼓”等；珍异有“真珠带”、“商金鞍”、“错金兵仗”、“百斤沈香”等；散妆有“打围场”、“平倭队”、“斗蟋蟀”、“采芝仙”等……迎神赛会，竭尽铺陈之能事。洞庭会中的黄白龙，是裒金银掩鬓为鳞，又用金银指环连为长垣，维之以行。一只燃放的爆竹，要四人才能抬起来。饰征西寡妇的十二姣童，所骑骏马都是珠勒银鞍；按乐的锦衣少年，金铙长笛，连老艺人也自叹不如。
迎神赛会不光铺陈豪华，其器具制作也是惊人的。祭器是用瓜仁垒起的，花石、牲牢、樽壶、俎豆，像雪圃霜林，琼筵玉席。雕檐曲楯，叠架连楣，如黄屋琉璃，光射清旭，却是用麦柴制成的。车仓之谷，则用稻黍，甃为楼观、轩楹、楣牖，动合准绳，光洁澄丽。
迎神赛会上，伎艺更是动人心魄，狮子金目熊皮，两人蒙之，一人戴木面具，装月氏奚奴，持绣球导舞，两人蹲跳按节，若出一体。弄伞的是一架五伞，大伞如屋，一人耍弄，左提右揽，人们看去，只觉他唇端、额上、腕畔都是伞……
王稚登所叙只是明代苏州一地的迎神赛会，但我们从此可以了解到明代的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