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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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件东西德国人是保持着的，这就是他们固有的品质。他们热爱的是勤劳、秩序、俭约和节制，他们对于研究工作、对于各种事业，富有忍耐与不屈不挠精神，有诚恳的力求改进的精神，相当地具有道德心与审慎周详的态度。
这样的品质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所共有的，当德国国民性几乎被完全破坏而情势恢复平静之后，人民就开始在某些个别的、孤立的范国内从事于建立秩序，努力改进和争取进步。他们对于教育、礼貌、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极度重视，那种热烈提倡的态度是再没有别的地方比得上的；在上的绝对权力则施之于一般教育、秩序与道德的维持，施之于对弊端的革除与公共福利的促进，关于这方面权力行使时的恰当与有利也是别的国家所不及的。
德国国民性之所以能获得恢复，其基础无疑是由政府奠定的。政府忠实地把改作俗用的教会地产项下的收入，用于教育、科学、艺术以及公用事业各方面。由于这类措施，就使国家行政与司法、教育与文学、工农商业、更加重要的是人民大众，各方面都有了生气。由此可见，德国的获得发展，它所遵循的途径，是与一切别的国家完全不同的。在别的国家，高度的精神文化总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而德国则情况相反，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发展的结果。因此现在德国人的整个文化是属于理论性的。也因此在德国人的性格中合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古怪的特征，这一点在别的国家看起来是很触目的。
我们可以作一个比喻，德国人民就象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原来未曾有机会使用他的四肢，他首先从理论上学会了怎样行走跳跃，学会了怎样吃喝，怎样啼笑，然后把他的理论知识付诸实践。因此产生了德国人所偏爱的哲学体系与世界主义幻想。这种智力既不容干扰世界实务，就在纯理论领域中竭力发挥。也因此使我们看到信从亚当·斯密及其门人的学说的，在德国比在任何别处为多，与坎宁及赫斯启森的世界主义论调表同情的，在别处也没有象在德国那样地深切。
德国工业的最初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南特敕令的废除，由于这一疯狂措施，有无数逃亡者流入德国，他们的踪迹几遍及德国各地，因而就到处有了他们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如呢绒、丝绸、帽子、手套、珠宝、玻璃、瓷器等等。
在德国首先采取促进工业的政治措施的是奥地利与普鲁士；奥地利是在查理六世与玛丽亚·赛里萨的时代实施这种政策的，但在约瑟二世时代推行得更加有力。奥地利以前由于驱逐新教徒——那是它最勤奋的一部分的公民——而遭到极大损失，至于它紧接着实行的促进教化和精神文化政策究竟有什么显著成就，却不能十分肯定。后来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改进养羊业、改进路政以及其他措施，结果即使在玛丽亚·赛里萨时代它的工业就已有了相当进展。
在约瑟二世时代，对这一工作推进得更加有力，结果获得了比前大得多的成就。最初所获得的成就实在并不重要，因为这位皇帝的脾气向来是急躁的，在这一工作以及另一些改进计划上都犯了过于冒进的毛病，结果奥地利与其他各邦比较，仍然处于落后地位。这里的情况也和别处一样，说明凡事操之过急就难期有成，保护关税的实施，如果希望它能顺利进行，不致成为对现状的一个扰乱因素，在开始时就决不可把税率订得过高。但是这个制度实行以后，经过时间愈久。它的优点就显示得愈加清楚。奥地利的工业及农业所以能够达到现在这样欣欣向荣的境地，主要是由于这种税制。
普鲁士的工业在三十年战争中所受到的打击，比任何别的国家为严重。它最重要的工业，勃兰登堡的毛纺织业，在这一战役中差不多已完全毁灭，纺织工人大部分流入了萨克森，而这时英国的输入品使任何竞争力量无法活动。于是发生了南特敕令取消的事件，在巴拉登领地以及在萨尔斯堡的新教徒也受到了迫害，从而使普鲁士得以坐享其利。普鲁士的统治者，这位伟大的选侯腓特烈二世，立刻就看到了伊丽莎白早在他以前所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在他的策划之下，大批被放逐的教民流入了普鲁士，这就使这个地区的农业有了生气，工业有了发展，科学与艺术也有了进步。所有他的后继者都依照他的方针行事，跟着他的脚步前进，但是这位大王热情横溢、勇住直前的气概，却是没有一个后人及得上的——他在承平时期的政策比他在战争中的胜利更为伟大。关于腓特烈二世所采行的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措施，这里的有限篇幅简直无法详论；通过这些措施，使大量的国外农民流入了他的领土，使许多荒地变为良田，培养起了大片草地，提高了牲畜饲料、蔬菜、马铃薯与烟草的产量，改进了马、牛、羊畜牧事业，推广了无机肥的使用，等等，由此产生了有利于农民阶级的资本和信用。这些还只是在发展农业方面的直接措施，此外由于某些工业的发展，对农业的间接利益更大。他建立了关税制度，改进了运输工具，建立了银行，使普鲁士在工业方面有了在各邦中突出的进展。普鲁士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顺利地实现这些措施来说，并不见得有利，境内各区互相分裂，走私买卖的不良影响比那些大邦所受到的更为严重，那些大邦的地区大都是连成一片的，有海洋或河流、山脉为天然屏障，普鲁士并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但是，它在各方面的进展仍然超过了那些大邦。
我们对于普鲁士所施行的制度尽管作了这样的赞扬，但也绝不想替它掩盖缺点，例如它对于原料出口的限制，就是缺点之一。不可抹煞的是，缺点尽管存在而国家工业仍然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这一点是没有一个进步的、无私的历史家敢于否认的。
任何人如果不存私见，没有被虚妄的理论所蒙蔽，就一定能清楚地看到，普鲁士之所以能成为欧洲列强之一，主要并不是由于它的煊赫战绩，而是由于在促进工农商业利益与科学、文学进步的方面所施行的贤明政策；而所有这一切却完全是那一位伟大天才一手所造成的。
然而这位国王所依靠的并不是一国中自然习尚的活动力，而只是一个行政制度，这种制度是有条不紊的，谨慎周密的，但也无疑地要受到官僚政治下那种死板的机械常规的牵制。
而德国所有其他地区，几世纪以来，却一直处于自由贸易势力之下；就是说，世界上任何国家可以把它的工业品自由输入德国，却没有人容许德国工业品输入别的国家，这个规律未尝没有例外，但例外是很少的。但这并不是说拥护自由贸易的学派关于自由贸易巨大利益的预见和所作的诺言，通过这个国家的经验已经获得证实，因为在那里到处所见到的只是退步而不是进步的现象。有些城市如奥格斯堡、纽伦堡、美因兹、科隆等等，人口已减低到了不足以前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常仅为了脱售一些无价值的剩余产品而彼此摩拳擦掌，要诉诸战争。
法国革命爆发以后跟着发生了战争，也跟着发生了英国对于驻欧洲大陆军队的津贴，从而使来自英国的竞争变本加厉。因此使工业发生了新的下降趋势，一方面农业似乎有了发展机会，但这种现象只是表面的、一时的。
接着出现了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这个措施虽然备受亚当·斯密最出名的高足萨依先生的抨击，斥之为祸殃，却使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有些理论家，尤其是英国的理论家，把这个政策攻击得体无完肤，但是不论他们怎样说，有一点总是肯定的，这就是，受了这个封锁政策之赐，德国所有各种工业初次获得了重大发展；凡是熟悉德国工业历史情况的人必然能为此说作证，因为任当时的一切统计著作中，对于这一事实的证明材料是俯拾即是的。德国只是从那个时候起，对于已经着手了一个时期的养羊业的改进，才获得普遍推行，并获得了良好成绩；德国对于运输设备的改进，也只是从那时起才有了积极进行的机会。固然，在另一方面，德国也丧失了它原有出口业务的大部分，尤其是麻布的出口。然而它所得远过所失；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得比德意志其他各邦为早，这时所获得的利益也更大。
但是和平恢复以后，英国工业再度对德国展开了剧烈竞争；因为当相互封锁期间，这个岛国由于有了种种新发明以及对国外各地进行着数额巨大、几乎近于独占的出口贸易，它的工业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德国，这就使它成为德国工业可怕的劲敌。由于这个缘故，再加上在资本上有了巨额扩充，使英国居于非常有利地位，与德国对照下，它的商品，售价可以压得非常之低，而质量则高出很多，它所提供的赊欠其期限远比德国所提供的为长，而在德国方面则重重困难方始开端，有待于它作艰苦的奋斗。结果在德国方面发生了工业普通崩溃的情况，呼号求助之声响遍全国，特别是来因河下游一带，这些地区原来属于法国，这时已被排除于法国市场之外。还有一层，普鲁士的关税制度在绝对自由贸易方针下经过了许多变迁，这时已不足以抵抗英国竞争。一方面普鲁士的官僚们对于国内呼援之声并无同情，却一直抱着反对态度。他们对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在校时渍染已深，因此不能十分机警地认识到时代的需要。在普鲁士甚至还存在着那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还在那里雄心勃勃地企图复兴那个久已被驳倒了的“重农”制度。但是事物的现实状态究竟比理论具有更大力量。有些地区的工业家对于与法国的旧有关系仍然念念未忘，从他们那里发出来的痛苦呼声，终不能不予以同情抚慰，终不能一直置之不顾。这时有一种蔓延得越来越广的意见，认为英国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支持着一项计划，准备将它的工业品向欧洲大陆倾销，使之泛滥于大陆市场，以便窒息大陆工业于其初生之时。有些人对于这种看法嗤之以鼻，认为是一种妄谈；但是这种看法的广泛流传实在是极其自然的，是可以从各方面获得印证的。首先是，这种倾销现象确曾发生，看上去好象确是事先蓄意作了安排的；其次是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国会议员亨利·布鲁阿姆先生（后来是布鲁阿姆勋爵）曾于1815年公开宣称，“为了将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里，英国工业品出口就是有些损失也是值得的。”这位勋爵是有名的博爱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十年以后又有一位国会议员休谟先生，他在自由主义这一点上的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