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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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6年，美国在1786年与1816年，俄国在1815年到1821年，以及德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结果，牺牲的是这些各个国家的繁荣，对全人类并没有好处，只是更加养肥了那个占优势的工商业国家。瑞士的情况（以后将有所说明）是一个例外，它的情况对于两种制度的孰优孰劣，都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明作用。
科尔伯特所施行的、曾由意大利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个制度，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是出于他的创造；就我们所知，英国人早在他之前就充分推行了这个制度。法国人如果想满足他们的希望，达到他们的目的，迟早总是要这样做的，科尔伯特不过是把这种迟早要做的事情付诸实施而已。假使科尔伯特果有什么应受责难之处，也只是在于一点，他所要实行的那些措施只有在政治状况有了根本改革以后才能持久，而他却想在专制政体下进行。
但是对于这种责难也还是有充分理由可以驳倒的，反驳的人可以这样说，科尔伯特的事业如果有圣君贤相好好地继续下去，那么足以阻止农工商业和国家自由前进的那些障碍，是可以通过种种改革来消除的；如果事态有了这样的演变，法国就不会发生革命，相反地，在勤奋与自由的交互影响下沿着发展的道路前进，就有可能使它在工业、国内贸易、国外贸易、殖民地开拓以及渔业、海运业、海军等等方面，于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对英国展开有利的竞争。
最后，历史教导我们的是，凡是先天的禀赋不薄，在财富、力量上要达到最高度发展时所需的一切资源色色具备的那些国家，就可以，而且必须——但不必因此失去了我们这里所说的目标——按照它们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它们的制度。改进的第一个阶段是，对比较先进的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以此为手段，使自己脱离未开化状态，在农业上求得发展；第二个阶段是，用商业限制政策，促进工业、渔业、海运事业和国外贸易的发展；最后一个阶段是，当财富和力量已经达到了最高度以后，再行逐步恢复到自由贸易原则，在国内外市场进行无所限制的竞争，使从事于农工商业的人们在精神上不致松懈，并且可以鼓励他们不断努力于保持既得的优势地位。我们看到处于第一个阶段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王国；处于第二个阶段的是德国和美国；法国显然是紧紧地靠在最后一个阶段的边缘；但在目前只有英国是实际达到了这个最后阶段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二编 理论 第十一章 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
在魁奈一派法国经济学家以前，只有在实地应用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那是由公务人员或行政官们来执行的；至于叙述这类问题的作者，他们所写的只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工商业与海运业事项，完全以这一范围为限，关于财富的起因这类问题是不加分析的，关于全人类利益这类问题是绝对不予考虑的。
首先把研究扩展到全人类、不以国家概念为考虑对象的是魁奈，普通自由贸易这个概念也是从他开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写的那本书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亚当·斯密也在同样扩大的意义下研究他的学说，尽管重农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逻辑，发生了严重错误，他仍然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亚当·斯密同魁奈一样，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他把他的著作题名《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中所有国家）。他在他书里的个别场合谈到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时，只是为了指出这些制度的无成效，从而证明必须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他虽然在这里或那里不时提到战争，但只是偶然提到的。构成他理论基础的是持久和平局势的概念。为他作传记的斯图亚特曾明白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头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为促进公共福利而订立的国家规章大部分是多余的，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尽可能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什么别的，只需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和平。”亚当·斯密所理解的“和平”，当然是象圣皮埃尔神甫所说那样的“持久、普遍的和平”。
萨依就曾毫无掩饰他说明，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象，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是存在的。这位作家主要所努力的是就亚当·斯密所提供的材料形成一个体系。他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第六卷（第288页）里坦率说明：“我们考虑的范围可以是属于以族长为首的一个家族的经济利益，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原则所构成的是私人经济。但是属于整个国家、不论是对这些国家本身或与别的国家有关的那些原则，它们所构成的是公共经济。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
这里并须注意的是，首先，萨依承认在他所使用的“公共经济”这个名词下，国家经济或政治经济是存在的，但他在他的著作里并没有谈到这些；其次，他把在政治经济这个名词下所包含的内容归纳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显然是世界主义性质的；结果他在这个学说中所谈的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经济，并不顾到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所谓“公共经济”，老实说，它的内容应当没有别的，只是属于某些指定国家的经济，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如果萨依在向我们说明他所说的政治经济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别的，只是世界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或属于全人类的经济）以后，使我们知道当他谈到一些学说的原则时他唤作“公共经济”的是什么，那么这种在名词上的代用，原也可以存而不论。
但是当他给这种学说下定义并加以引伸时，简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性质开始，这就必然要使所谓“全人类经济”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因为现在人类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下互相分开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结合在一起，各不相谋，而且与那些在天赋自由权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其他同样的社会不同。他用政治经济的名称来称呼他的世界主义经济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作出说明，由于这种名词上的移动，跟着就发生了意义上的移动，这样就掩蔽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理论错误。
一切后来的作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不能自拔。西斯蒙第也把政治经济学明白他说成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后继者在这一点上所教导我们的，主要也就是魁奈和他的后继者所已经教导过了的。《方法评论》里一篇文章谈到重农学派时所说的话几乎与亚当·斯密一派的话如出一口，它说：“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
就亚当·斯密所了解的，美国倡议自由贸易最早的是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托马斯·库柏，他甚至否认国家的存在，把国家说成是出于“字面上的创造”，只是为了避免表达时的多所周折而设的，除了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以外，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库柏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非常一贯的，实际上他的态度比他的前辈和老师们还要彻底得多；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承认了各个国家以及它们各个性质和利益的存在这一点，这就立刻有必要按照这些各自不同的利益来考虑修改属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如果库柏的意向所在是要把这类修改说成是错误的，那么在他的一方面最聪明的做法就莫过于从头否认国家的存在了。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经济，或者象萨依所说的“公共经济”，也应当科学地加以发展；可是我们还认为对事物应当给以正确的名称，这样总比使用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些。
我们如果想对于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伺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就个人来说，他争取个人发展时所受到的束缚越少，同他自由往来的那些人人数越多，财富越大，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为了争取进一步发展，对于他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时就越加容易。个人如此，就各个社会、地区和国家的情形来说，也是如此。就美国的各州、法国的各县、德国的各联邦来说，说是与其把它们联合起来彼此进行自由商业往来，不如用内部地方关税把它们互相隔开更为有利，只有傻子才会这样想。
大不列颠三王国与爱尔兰的联合，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显著的、无可反驳的例证，在联合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具有无限效能的。假使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也在同样情况下联合起来，则全人类由此所获得的进展和幸福将达到何种程度，就是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描画。
毫无疑问，世界联盟和持久和平的观念是受到常识和宗教的拥护的。如果个人之间的争斗认为与理性相违背，那么国家之间的争斗受到同样谴责时，在谴责的激烈程度上应当扩大多少倍？社会经济学能够从人类文化史提出的证据，说明全人类在正义的法律之下联合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看来在人类健全的理智之前，这一证明是最为明显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发生了战事，个人投入了战争活动时，人类幸福就降到了最低度；当国际协作情绪有了高涨时，人类幸福就有了相应的增长。当人类处于原始阶段时，最初实现的是家族的联合，然后有了城市、城市同盟与整个国家的联合，最后是若干个邦处于同一政府之下的联合。假使事势所趋，足以使这种联合（那是从家族的联合开始的）扩展到千百万人，那就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使一切国家联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人类智力能够理解到这种大规模联合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当敢于作这样的设想，因全人类联合而产生的更大利益，人类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