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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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做出了这个方案，但是梁思成还是想方设法不让它实施。
1952年5月22日，他致信彭真，认为所能做出的方案，“都是既不能好好解决问题又损害了天安门的办法，因此实在未敢草率从事。”眼看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之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已难免一拆，梁思成建议“请延至决定采用哪一种方案后再动手”。
他争取到了短短几个月的“研究”时间，并立即在5月31日召开的天安门改建工作会议上提出：“三座门迁至何处？”
他希望把这两处建筑迁移重建、异地保护，可这只是一厢情愿。
孔庆普，现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桥梁所退休总工程师，当年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参加了拆除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行动。他向笔者追述道：
人们常说的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实际上是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长安右门是由建设局拆的，我参加了。东边的长安左门是由建工局负责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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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拆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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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长安左门与右门，当时民主人士不同意。因为它确实影响交通，影响广场扩建，经过几次研讨，意见统一了，同意拆除，但是要求把部件保留下来，移到别的地方重建。为此，彭真主持会议，梁思成要求移建在广场里面，多数人不同意建在广场里。市里领导人也不同意移到广场里面去，因为当时要把天安门广场建成世界上最大最雄伟的广场。多数人认为广场内放入一些孤立的建筑物是不适当的。
梁思成对拆长安左门与右门意见很大。北京市建设局王明之局长有一次跟我们讲，梁教授说长安左门是他的左膀，长安右门是他的右臂！
拆的那一天，我们建设局的人在中山公园，建工局的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下午4时，我们正准备吃饭，接到通知：市里的各界代表会议开完了，决定拆了。我们就立即动手，用了一天一夜拆完。我们文明施工，瓦件都是人工一块一块地拆，拆下来的部件，运到中华门北侧，东边摆长安左门的，西边摆长安右门的。
我们用吊车拆，吊车是解放前北平工务局的，是美国制造的，建工局没有吊车，就搭着架子拆。我们差一点出事故，在吊基座石时，由于石件太重，吊车差点儿倒了。吊车转臂时，大臂突然向右倾斜，有一年轻工人，抓起大绳的一头，勇敢地爬上吊臂，把绳子系紧，我们好不容易才用绳子把吊杆拉了回来。
拆的时候很费事，因为要一件件地拆，无论拆什么都不许往下扔。我们是使用木槽一件件地往下溜瓦，下面用草垫子接着。大的构件，如吻兽等，就装筐用绳系着顺下来。晚上，由于探照灯晃眼，我们用烧煤油的汽灯照明。到第二天下午，长安左门与右门都拆完了，天黑前路面已修补平整。
拆下来的料移交给房管局了，听说故宫博物院用了一些。基座的石料我记得在中华门北侧摆了好些年。
听说拆的时候，梁思成、吴晗、柴泽民等都去了。领导说市长们都在这儿，行动要有秩序。
当年的那一幕，陈占祥记忆犹新：“梁先生哭了……”
在梁思成眼里，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是北京旧城的精华——建筑中轴线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而在天安门前这“最大胆的空间处理”上，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起着关键作用。
如果“梁陈方案”能被采纳，如果长安街及天安门广场周围能够不作为行政中心所在地，人们考虑这两幢北京少有的明代建筑时，也许就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对于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所引出的北京交通事故问题，梁思成事先也作过考虑。其实，他才是“控诉”车祸之最佳人选。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乘摩托车参加北京学生举行的“国耻日”纪念活动，行至南长街出口处，被北洋军阀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伤，急送协和医院治疗，诊断为左腿股骨复合性骨折，三次手术后始康复，从此左腿比右腿短了约一厘米。他为此休学一年，出国留学不得不推迟。
由于身体受伤，梁思成从小立志“做一个军人”来救国的理想破灭，遂决心学习欧美建筑学的知识，以应用于祖国。这次车祸，给梁思成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40岁左右，他受伤的脊椎患软骨硬化病，忍受着中枢神经受压的剧痛，不得不改在内业工作，并长期身穿铁马甲支撑腰部。
对于北京的交通及车祸问题，梁思成是较早发言的一位。1949年5月8日，他以一个“有二十七年经验的老司机，曾经在欧美、南洋和本市领过司机执照，而又是研究都市计划的建筑师”的“双层资格”，对北平车祸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认为要防止车祸，应该治本。“治本的方法，有动的和静的两方面。动的方面，就是管理和指挥的问题……静的方面就是将本市的街道，尤其是交叉路口加以改善，增加安全设备，务使车辆交错时不致互相挤撞，或伤害行人。”他还特别指出，“‘静’的方面，是属于都市计划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是将主要的街道和交叉路口，加以改善……这种工作须先作车辆数量和动态的调查统计，以及对于将来的预测，然后计划道路网或道路系统，改造道路交叉口，增辟城门洞等等。”
可见，梁思成对于改善交通的设想，一是加强交通管理，二是要有合理的都市计划，要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道路系统来解决。在后来的“梁陈方案”中，他又与陈占祥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提出应通过合理的分区及居住与就业的平衡，“经济地解决交通问题，减轻机械化的交通负担”。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如果我们再从这个层面来看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的存废，思考的空间是不是会更大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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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发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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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北京市决定拆除明清北京皇城的西城门——西安门，以改善交通，准备会都开了，就要动手了，西安门却意外地于当年的12月1日凌晨被大火烧毁。孔庆普回忆道：
我记得是在1950年初冬，那时我还是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的工务员，头一天我们都开会准备拆西安门了，第二天一早，科长对我们说，不用拆了，夜里给烧了！科里的一位同志上班时路过西安门，看见了。
火是从西安门的南头烧起的，那里面住着清洁队，他们夜里取暖，不慎失火，就跑到附近居民家借水来灭火。那时候，普遍还没有自来水，居民们都是打井里的水，存在自家的水罐里，这点水哪救得过来？他们那儿也没有电话，报火警也难。
对西安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处意见很大，认为影响交通，即使不拆，周围也得修路。后来，市里决定拆除。
1950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此事的报道，西安门被焚毁事件，被表述为“西安门市场失火”，“西安门过道之大部分”被烧毁，并称“火警发生的原因系起于西安门南旁摊贩临二十六号住户王朝宗家，王朝宗是经营干果、纸烟、火柴等易燃物品的摊贩”。
这次火灾事故的责任人究竟是谁？孔庆普坚持认为就是清洁队。他说，当年在建设局听传达时上面就是这么讲的，而清洁队当时归公安局管。当时西安门南侧为道路，周围没有住户，因此，外面的火很难烧到里面来。
笔者注意到，《人民日报》的那篇稿件是由北京市公安局的宣传部门提供的。难道公安局是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可能又极小。
姑且就把这个疑问留在这里吧。反正，西安门被一把火烧没了，这把火还帮了拆除工人的忙。
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牌楼昔日曾是北京城里街道上的重要建筑物，它装点并衬托着市容的美。清末，跨于街道上的木牌楼，计有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4座）、西四牌楼（4座）、帝王庙牌楼（2座）、大高玄殿牌楼（2座）、北海桥牌楼（2座）、成贤街牌楼（2座）、国子监牌楼（2座）。临街的牌楼有两座，一是大高玄殿对面的牌楼，二是鼓楼前火神庙牌楼。
民国时期拆除了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并将部分牌楼改建为混凝土结构，它们是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成贤街牌楼、国子监牌楼、北海桥牌楼。
1950年9月初，在天安门道路展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石匾由文化部文物局收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拆牌楼。
也就在这个月，为配合国庆活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了油饰。政务院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发文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保护古代建筑等历史文物。市政府随即要求建设局对城楼、牌楼等古代建筑的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修缮计划。
当年参加这项工作的孔庆普向笔者追述道：
1950年，有市民反映城墙有一些地方坏了，需要修缮。薛子正秘书长要建设局管这件事。从那时起，我具体做这项工作，即维修城墙、城楼、塔、牌楼、影壁等社会公共建筑。
那时，铁狮子胡同的影壁墙上面，还有“反内战反饥饿”、“美国佬滚回去”等标语，我们都要负责清理掉。只要人民来信反映这些事，到建设局，我们都要负责。我当时是建设局工务员，主管桥梁维修，兼养路工程事务所综合技术工程队队长。
我们对城楼、牌楼做了保护性处理后，写了个报告。市里要求进一步调查，以便更好地加以修缮。建设局老工程师林是镇管这个事，我是帮他跑腿儿的。林先生老了，跑不动了，我年轻，就帮他外出调查，那时没有专车，自行车也没有，就坐内环线的有轨电车。
写完报告，10月中旬报给张友渔副市长，张副市长跟吴晗副市长说，你去找梁思成，告诉他北京要修城楼、牌楼。梁思成非常高兴。
11月下旬的一天，在市府东大厅开完会后，薛子正对建设局副局长许京骐说：“修缮城楼的事，总理
批了，政务院还将拨一部分款子来。总理说：‘毛主席很关心北京的古代建筑和历史文化古迹，城楼和牌楼等古代建筑是我们祖上劳动人民留下来的瑰宝，应注意保护好，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修缮工程暂以保护性修理为主。’估计拨款不会太多，先编制一个修缮计划和预算，等政务院拨款后再具体安排。”
那时，文化部下面有一个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俞同奎是负责人。
就城墙、牌楼修缮问题，市政府给文整会去函，挂上了钩，明确此事由北京市建设局主办，文整会协助。这样，林是镇、俞同奎管这件事了。
两家单位从1951年起开始共同调查，文整会搞设计，做预算，建设局负责招标、发包、监理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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