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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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婚礼大操大办中的面子诉求。本篇，我们还以婚礼为样本，分析“份子钱”的人情运作。
所谓份子钱，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原本并不局限于婚事，其他大事譬如做寿、满月、动土、丧葬等等都可以凑份子，但是凑份子以婚喜事最盛。
份子现象与东亚文化紧密相关，与儒教泛家族主义以及群体取向的社会组织体系有内在联系，不光中国人凑份子，日本、韩国也有凑份子风俗。
为透彻分析份子钱的运作，这里选闽南人的婚事习俗作一案例，透过份子钱，分析当中包容的人情制度成分。
凑份子的程序
在南方小城，婚礼送份子的运行程序大抵如此：
一择来宾。
主人制定涵盖所有亲戚和熟人朋友的来宾名单。名单的第一顺序是所有近亲。主人不请亲戚，或者亲戚不来，按习俗都会被人责怪。第二顺序是单位、公司同事，如果单位、公司规模太大，就只请本部门同事，尤其关系要好的同事。再往后是同学，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主要涉及常交往的同学。最后，依个人工作历程，邀请部分战友、工友、客户等等。
其中最要紧，爱面子的家族会尽力邀请当地名流来撑门面。
二派帖。
拟完名单，到酒店定了酒桌，就要开始派帖子送请柬。按照旧礼，送红帖的同时还要奉上一包糖果糕点，表示喜气均沾。红帖和糖果包的形式，是婚礼CI设计的一部分，显示主人的品位和地位。
三呈份子。
客人收到请柬后，开始准备份子钱，包在红包内并写上自己名字。这一点很要紧，不写名字就不能确认礼金属主，而礼金是双方人情交易的一部分，大家都很在意。譬如，在福建南方，送红包时间没有严格限定，但原则上不能迟于喜酒，迟于喜酒会被拒收，不是主人不想收，而是规矩规定不收。送红包时间一般有三种情形：一在通知下达时，在收帖的同时委托来人捎去；二如果没有准备不要紧，可以在婚礼前任何时候呈交；三没有空也不要紧，可以在喜筵当天亲手交给主人。按习俗，主人家在酒店门口有专人收受红包，散席后汇总。
四汇总。
主人收到份子钱，客人吃完酒，从人情角度说，这一轮互动暂告一段落。但事不算完，喜酒吃完了，人情在加深，债务纪录要刷新，人情平衡表面临改写。晚上，主人把这些份子汇总，列表一一记录在册。这本册子，就等于一本人情账，是本次人情的一个明细项目，来宾中将来任一方有红白喜事自己都要如法炮制，凑份子给对方。若时间隔得久了，价码有变化，还要随行就市。
人情账很难彻底算清，陈谷烂糠刨起来不计其数。以前有张三欠李四的，也有李四曾经欠张三的，甚至还有家族中几辈人欠下来的，来回份子，算不清谁欠谁。更加上两个家族除婚礼外还有其他人情交易，所以份子钱就与总的人情债搅和一起，难解难分。这个烂账其实是好事，正是人情体制和关系网系统追求的境界，无形之中加深了相互纠葛和联系，维系了私人关系。
凑份子的背后
每份份子价码与筵席市场行情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态博弈均衡，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物价水平及民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屡试不爽。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
既如此，盈余从何而来？答案是少量至亲好友为了表达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钱作贺礼。比行情多出的钱，在人情语言上意味不同寻常关系，是造就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闽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普通市民份子行情是每人50元，90年代中期涨到100元，近亲好友则需300～500元乃至1000元，各城乡社区风俗略有不同。看凑份子的消费机制，经济学看到的是客人自己宴请自己，但社会学看到份子钱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人情语言，客人们要表示的信息尽在其中。除了运作人情，份子钱的功能也包括向主人捧场，以及熟人圈的交流聚会。
份子钱现象折射出熟人系统运作目标：一，自己要排场（即面子）；二，熟人要捧场。旁观者有义务，所有人不能例外，这折射出一种共生哲学。讲排场要有财力，如果主人不够财力，就利用人情制度融资，有点像民间标会或互助会，大伙儿集资来给主人捧场。主人落下面子，客人们赚个热闹。单就个案看，似乎主人占便宜，但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家都会有红白喜事。
反过来，有了凑份子制度，婚礼只能大操大办，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亲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还要风俗做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闽南民间只认“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认法律夫妻和结婚证夫妻。夫妻不管有未婚姻登记，都要鞭炮、排场公示，否则大家就不认他们夫妻。若在农村，甚至不给新人分地。
面对凑份子大操大办，各人心态不一。主人有喜欢热闹的，也有好清静的，有爱排场的，也有怕劳命伤神的。客人有衷心祝贺的，也有应付了事的。大家各怀心事，逢场作戏。但习俗带有强制性，演员要演出，观众要出席。越是现代，熟人关系越淡薄，人情习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应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应酬二字，越来越具无奈之意。主人拟定名单伊始，就颇费心机。每选定一个对象，都面临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请，还是不请？如请，会不会来？不来，自己会不会没面子。如果不请，对方会不会怪罪？熟人的舆论是否会怪罪？这种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边缘熟人时很费神。与此同时，客人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接到一张请帖，不啻接到罚款单，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烦，费钱费时，应付不起。
有请必赴更麻烦。前面估算，一个熟人圈平均大约二百多号人，当中每户都可能办喜事。即便每家平均十年办一次红白喜事，每年就要应酬二十多摊份子酒席。花费时间不说，以平均每次红包100元论，每年支出两千元以上，这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碰上至亲好友结婚，额外红包高于平均数。再遇上农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办婚事，城里大小酒店爆满，这时红包支出就是天文数字，压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风”变成“人情疯”。
收钱的主此时当然高兴，热闹有了，排场有了，还有赚头，不亦乐乎？然而，快乐何其短暂，忧郁何其漫长。低头看人情账一五一十地挂着，那都是债主啊。霎时间，笑容烟消云散，手中盈余不够下月凑别人份子，轮到自己背包袱。
从经济学看，凑份子带有民间金融互助性质，凑份子在排场和铺张之余，构成一种互助和交换功能。这种功能带有惯例制度强制性，交换提高了关系网的凝聚力，从而维系关系网在民间社会第一组织系统的地位。
活的腐败通道：以人情行贿赂
在中国，红色代表吉利。送人的礼金都会放在一个红纸包内，以示祝贺。份子钱只是其中一种，其他人情也都喜欢用红包，比如寿礼、压岁钱……甚至贿赂。所以，红包是礼金代名词，但凡小额礼金送人情，都叫做“送红包”。
但是现在，红包的主流语义发生变迁，现在“红包”特指小额现金行贿。譬如，病人向医生送红包，家长向老师送红包，店主向税员送红包，旅客向列车长送红包，商人向官员送红包……这样的“红包”当然不是合法报酬、正常馈赠或贺礼，而是另有所图，属于权力寻租。但是文化语义的双关性在于，只要他们之间是熟人，那么红包也属于人情，必须以人情规矩操作。所以，形成红包是贿赂和人情的混合型态。
人情本身当然不是贿赂，而是一种江湖习俗文化，但是现今的中国贿赂已经融入人情。红包演变成行贿，具有社会学上的微妙的含义。换言之，有些贿赂被包装成人情往来的传统形式，被钱权交易借用。以人情之名，行贿赂之实。这是中国腐败现象在形式上的特色。作为对比，我们看到西方人行贿通常不用红包，常见方式是向指定账户打款或支付现钞，然后受贿者做该做的事情。因此遵循生意方式，先付定金，事毕付讫。就过程而言，付款与做事大体上同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换句话说，西方贿赂主要是一种经济交易。贿赂，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学名叫“权力寻租”，这是一种理论总结，寻租理论以西方式贿赂交易为背景，贿赂现象在经济上相当于权力租赁交易，用金钱购买权力使用权，譬如项目审批和文件签署。
中国社会也存在这种市场式贿赂，但不是主流。大部分中国贿赂者不会这样“薄情寡义”、“不懂做人”，而是竭力把贿赂包装进朋友之间的人情往来。在中国，小额贿赂遵循的法则在形式上是人情交换。这样的贿赂看上去不大像贿赂，与其说像租赁不如说更像是人情往来，与“七大姑八大姨”交际不同的只是数额不同。对于熟人圈子构成的中小城市权力层，贿赂更多是“权力作人情”，尤其是不断的小贿赂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悄悄地融入了传统人情往来，变成关系网运作的部分机制。当然，这种贿赂绝非不图回报，贿赂不图回报是自相矛盾，只是回报不要搞得像买卖那么难堪。最好遵循人情方式，没有明细结算，嘻嘻哈哈，大家心知肚明。
贿赂怎样包装成“正常”人情往来呢？
每逢春节，某些地方官员住宅区交通极为堵塞，四乡送礼车辆水泄不通，几成一道景观。年礼多是洋酒、香烟之类，当中也有红包塞在烟盒、酒盒内。红包大小，依对象官阶及其与行贿者交情而定，但各年行情不同。一般巴结孝敬的大概数百数千，有大事相求价码另计。官员依自己职权大小，获得礼金的单价和累计总数各不相同。位高权重者，每数分钟就接待一位，拜年者川流不息，一晚收入颇丰。由于来人多，接待时间也短，来客识趣地把礼物放在不显眼处，寒暄几句喝口水，也就告辞了。此时，往往门铃再响起，下一位在楼下候着。这种人情，一晚上数十万很常见，说它是寻租，却没有明确的回报契约，只是惯例而已。
通过年礼腐败，是中国腐败特有的方式，原因与人情惯例制度有关，与关系网组织模式有关。中国的行贿者总在主观上避免将贿赂当成冷漠交易，极力把它打扮成熟人间人情往来。与此同时，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一层不经捅的薄面纱，但是又必须维持，因为这是一种面具制度。
人情贿赂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
（1）行贿者和受贿者都希望加深双方利益同盟关系，建立持久战略联盟。如果用经济交易方式作贿赂，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就只有交换功能，不具结盟功能。用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