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第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关系网生态适宜滋生的人口规模中。
为探究关系学的源头，还是回到小城市。对于那些城市人口小于50万的典型关系社会社区，如果普通人完全不用关系来经营自己的生活，那么，日常生活肯定是障碍多多，困难重重。譬如，孩子入托、入学、就业、个人调动、晋升、开店、办公司、摆平人事纠纷……这些对小城生活至关重要的事务，都要依托于熟人圈来解决。小城的生活，以熟人圈为基石，然后才是复杂的社会组织体系，有熟人是必要条件。比必要条件更进一步，有熟人还是充分条件，可以提供风险庇佑、供给特权和物质优惠，令生活锦上添花。譬如，获得紧缺资源，购买紧俏商品、内部商品或廉价商品，吃餐馆挂单赊账消费，分享政策性优惠，优先安排海外定居，医院里看病的优先权、名医选择权和更加周到的服务……难以备述。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都有代价，后门特权需要双方互相给予。一个人，如果没有直接的特权资源，甚至没有间接的关系充当介绍人，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边缘化，被人挤到城市生活边缘。因为关系必不可少，所以关系是中国人生活的“维生素”，尤其中小城市市民生活的“维生素”。
综合来看，关系是小城市生活秩序的主旋律，同时是大城市生活的副旋律。在大城市里，它与公共秩序形成平行的双重控制体系，二者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补充，这就像交响曲中的和声。至于在乡村，反倒是关系社会的例外，乡村基本不成关系社会。村民都是熟人，没有生熟之分，没有生熟差异生成的特权空间，这意味着不存在或者只有很微弱的拉关系的价值。作者特意跟随人类学家到贵州侗苗族村寨做田野调查，发现人人都是熟人，没有开后门的资源，公权寻租资源薄弱，没有搞关系的需要。这显示，关系基于社会交往的一种落差格局，它是熟人对生人的优先权，而这种落差只存在于一个生人与熟人混居的移民社会。小城市和城镇是典型的移民社会，大城市反倒人人都是陌生人，生熟差异削弱了。
关系好办事
关系这东西，很不好谈。讲起来人人都是专家，大家都有一套，弄不好就班门弄斧了。
在中国的中小城镇，居民日常要紧的事情常常诉诸关系网，而非诉诸公共行政程序和社会团体。即使走行政程序，要害也在托关系——行政机关里的关系，进办公室只为走过场，使走后门合法化。事情于幕后早已商定，进办公室无非填几份表格，戳几个红印。
在现代中国人观念中，关系总与“办事”联一起。想到“关系”，总是要办事；若要办事，总是先想有没有“关系”。不办事的平常日子，也未雨绸缪，不失时机地应酬，老江湖们更以战略家眼光构思关系网的战略性布局，主动地设置关系网的内容，触角延伸至城市各领域——政府机关、医院、学校、商铺、房屋维修……每日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忙于应酬，巩固关系网以备不时之需。常人简称之“打基础”，也叫“应酬”。“应酬”是一种优先价值，只要电话里交代“今晚有个应酬”，毋庸解释具体，就不用回家陪妻儿吃饭。
事实是，所有中国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关系”生存，生存自然比陪妻儿吃饭重要。“关系”已是中国人的非正式制度，不同人的差异只是依赖程度不同。关系能帮助常人办事的范围几乎无限制，小事如买猪肉、买葱可以省钞票，大事如升官发财、晋级提薪、开店办厂可以通路子。
对于不同城市、不同个人来说，关系拥有不同价值，可以办不同的事。为避免高堂讲章、行文空泛，我们就锁定一个地方样本，归纳关系的效用。这里姑且隐其地名，它无非一普通样本，代表中国许多城市运用关系的一般价值。作者初步统计了这座沿海小城十年的市民生活模式。尽管生活需求一直变化，但以下事务必定诉诸关系。假若不用关系，要么不成，要么久拖不决：
调动、就业、调进油水部门（譬如，交警、大医院）、提干、涨工资、提职称、转户口、出入境（此项目2002年开放办理）、工商登记、贷款、申请投资项目、申请批文、子女进重点中学就读……
另一类事务，不诉诸关系也可办成，但是依赖关系则可以提高效率，减少交易费用，获得更满意的效果：
购买贵重商品（通过关系可以打折且避免假货）、购买紧俏商品房的优质套型、分配住房、机动车申领牌照、机动车年检、手术住院、进政府机关办理一般手续、结婚登记婚检、火葬殡仪、学校招生录取、购买优惠车船票、旅行团的优惠价格、购文艺演出票……
两相比较，前一类事务属于生存大事，后一类事务属于生活小节，无也可，有则更好。仅就大事而言，小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必依托关系网。在该地，几乎没有人一生完全不利用关系生存，差别只是依赖程度高低。所谓能人和老江湖，则凡事必求关系。即便通过白道和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也非要通过关系，这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因为在往日的应酬里，人情已经放出去，债权债务关系盘根错节，关系不用白不用。
按通俗说法，托关系也叫走后门。有后门就有前门，前门是正统体制，是公共宪政程序，也就是俗称的“白道”。后门不仅走得通，甚至还必须走，进而走得泛滥，说明前门走不通或不畅，正统制度的交易费用很高。这种现象是一切转型期或者制度不稳定时代的常见情形，包括关系网在内的江湖都是制度断裂造成管理真空的产物。
关系与个人生活保障体系
关系网兴盛与个人寻求社会保障高度相关。在江湖时代，私人关系网以及团伙死党这两种组织都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个人产生困难需要救济的时候，发挥类似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功效。
为了解释关系网的社会保障作用，这里说两个例子，一个反证，一个顺证。
在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过程中，一般依当事人购买保险与否，分为三种类型：（1）双方都未买保险；（2）双方都已买保险；（3）一方买，另一方未买保险。对应三种类型，现实存在三种事故处理模式。
第一种，双方都已买保险，这种情形最简单，双方都不用争吵推卸责任，由交警鉴定事故，确认各自责任，然后交保险公司理赔。
第二种，双方都无保险，这种情形最麻烦，双方争吵不休，而且必定委托熟人通过关系介入交警办案，这当中少不了桌底人情。这是最难办的案子，尽管某些干警是既得利益者，但红包拿得不容易，免不了扯皮拉筋。
第三种，一方保险另一方无保险，一方轻松，有保险者态度无所谓，无保险者不仅吵闹而且绞尽脑汁托熟人通关节，减轻自己的责任。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在特定条件下，搞关系等于买保险，买保险的不用托关系，托关系的不用买保险，二者既对立，又互为补充。读者可能会想，买保险要投资，托关系不用投资。其实，托关系同样要投资，要请客吃饭，费用不一定更少。
在一个中小型城区，即一个熟人关系社会，熟人意味着社会保障，熟人圈越大，则保障功能越强，保障范围越广。上面的交通事故操作仅为一例，实际上熟人的社会保障非常广泛。譬如，就医，熟人可以帮助找到放心的医生，以及内部价格的特效药；上街购物钱未带够，不要紧，店家先赊着改日再说；买商品担心质量，不要紧，小城市里到处是熟人，找位认识的店家，商品先拿回去先用，有故障可以退货，没问题改日付款。这比大城市稀里糊涂购买到劣质商品，事后找消协投诉省事多了；半路上自行车、摩托车坏了，不必惊慌，路边等等，保准有熟人开车经过，打个招呼捎回去；邻里房屋权属有冲突，就到政府找关系以势压人；若是卷进诉讼官司，人情就托到法官桌上……
上面的例子说明两点：一是私人关系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二是私人关系保障可以与法律保障、商业保险等公共保障体系相互渗透，同时发生作用。譬如，商业性车辆保险与熟人关系包庇并行不悖。
关系保障也不是万能的，因为关系特权是竞争的，排他的，一个人诉求关系的成功，同时意味着某个别人诉求关系的失败，这些人只有求助于公共保障和商业保障。因此，关系在对一个人行使保障功能时，它就淘汰另一些人，使后者进入公共保障体系。
“关系”的滥觞
“关系”二字在中国耳熟能详，涵义几乎融进骨子里，可以脱口而出，不假思索。然而这种说法，滥觞于何时呢？
“搞关系”一词的大量涌现和流行，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此前，关系的说法在文献中几乎没有。也就是说，那时的“关系”二字是汉语“关系”的本义，即联系，而不是“搞关系”。当然，严格地说来，没有“关系”的说法不等于没有搞关系的事实。搞关系、走后门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于中国文化与生俱来，只不过在其萌芽时期未被概括为抽象的“关系”，而是用各种带有亲情色彩的称谓表示“关系”，譬如，“亲戚”、“朋友”、“叔伯兄弟”、“同窗”、“门生”、“老乡”、“表亲”等等，未将包含“搞关系”、“走后门”等内涵的众体提炼成一个统一的符号。未提炼，也说明“搞关系”尚未流行，尚未平民化、制度化。“关系”一词走向前台开始流行，并不仅是一个语言现象，更是一个惯例制度的崛起。这种抽象提炼过程，明显增强了一种冰冷的色彩，不再谈亲情、友情、学谊，毅然决然地抽掉温情的面纱，将利害关系赤裸地凸显在眼前：是亲戚、朋友、同学……那又怎样？大家在此一律平等，都是“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对象而已。当然，这只是价值蜕变的内心独白，并不排斥嘴巴上“咱俩谁跟谁”的曲意逢迎和逢场作戏。
在清朝以前的文献中，没有今日意义上的“关系”这个词汇。那时的“关系”，都是其原始语义，即联系，而不是指走后门的熟人。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或较早地出现“关系”这种说法，是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全书仅在第二回出现过一次，不过不在正文，而是在对“过班”这一台词的注释。原文总共九个字：“过班：过通关系而升官。”此“关系”，即今日关系之雏形。
随20世纪向前延伸，“关系”在文献及口语中的使用频率日渐提高，曾一度在20世纪中后期“文革”中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关系概念是人所共知。在日常口语中，托熟人、走后门含义已经超过原始语义上升为第一含义，在托人办事中谁都不会误解它的意思。而它的原始语义即“联系”的含义，则萎缩为一种纯粹书面语言，基本局限在学术和政治文本里。
“关系”何以称“关系”？
关系作为一种特指的符号，具有特殊的生成结构。
从符号学看，符号的“所指”是内容问题，应该是针对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但符号的“能指”，即符号名称的选择带有偶然性。为什么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