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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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后世之人从赖和、杨逵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作家的存在，看出一小撮“大东亚文学”派和“决战”派文学家们精神的荒芜一样，黄春明在《莎哟那拉，再见》、王祯和在《小林来台北》、宋泽莱在《糜城之丧》……等所表现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照见了张良泽先生和一些文学思想界在这个历史中所表现的思考的空疏、荒芜和堕落。而这，与其说是有关张先生的悲哀，毋宁说是一种时代的哀愁吧。
日政下“决战”派和“大东亚文学者”派的喧哗和可悯的闹剧，受到公正的历史的批判而消失。人和包含了加害者与被害者在内的奴隶，乍见都是历史的产物。然而个人对于历史的主观的把握与理解，并以这理解为基石的人生的实践，分开了人和奴隶——奴隶经由抵抗而为人；人经由加害于人而成为另一种奴隶。这是不能不令人悚然而惊的法则。……
据说，在一九六三年，岸信介曾说过这样的话：
“就历史和种族，台湾和大陆均不同……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人：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之故。他们易于被统治，因为他们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传统，因此他们比韩国人温和。”（王杏庆：《时报杂志》二六期）
战后时代的台湾文学家，对于这段话，是应该愤怒呢，还是应该流泪？“台湾与大陆不同”，台湾人“没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的传统”之说，是对于本省人最放胆的侮辱和对台湾抗日历史最无耻的谎言。但，细细一想，这岂不是张先生台湾人三脚仔论的日本版本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精神的荒芜，如何可因逃避了严正的批判，而延伸到战后的今日，尾崎秀树氏的预见，不幸言中。张先生以台湾人的身份，在日本从事台湾文学的整理与研究，以他在“苦”文中所表现的思考上的荒芜与空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若岸信介之流的精神的荒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难道还不明显吗？
1979年，张良泽还有一篇《战前的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一文发表。随后，到1983年，他又抛出《西川满先生著作书志》，这都是美化西川满、美化皇民文学的。对此，陈映真在1984年3月的《文季》1卷6期上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一文，予以批驳。
这时候的张良泽，如同陈映真所说，真的是“在思想上表现出对日本新旧战争体制万般温存的性格”。他说，他对战后出版的日本文学史冷遇了殖民台湾时期西川满一类的文学家，感到极端的苦闷。张良泽在《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一文里写道：
……当时日本“臣民”之台湾人作家固无论矣，即活跃在殖民地台湾的日本作家，在这些日本文学史中皆没有记载……对于长时期促进了台湾文学，又为日本文学开拓另一分野的住台日本人作家受到忽视，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为什么上述跨越了两个时代、交会在两个文化圈的边境的日本“外地文学”作家们，会受到日本文学史家的忽略呢”他们（译注：即日本“外地作家”）不是在日本文学的延长线上工作的尖兵吗？
由于张良泽以西川满的文学为例，“很不吝于给他高度的评价”，陈映真的批判也就针对着张良泽对西川满的美化来展开。
陈映真首先指出，战后时代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近藤正已，对于同一个西川满，却有同张良泽先生甚不相同的评价。对于早期的西川满，近藤的《西川满札记》认为，他的作品的内容是“没有实体的，西川式的幻想的台湾”。要之，西川满所写的台湾的风土和人物，都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的心灵为中心而虚构的台湾，除了皮相的异国情调，“引不起台湾人的兴趣”和“评价”，根本缺乏对“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和解释。”陈映真说：
张良泽先生苦口婆心呼吁日本人重视战时日本殖民地文学之研究的美意，恐怕即连当今最右翼的日本人都会觉得尴尬吧。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3）
接下来，陈映真以“西川满的‘台湾意识’”、“西川满的‘台湾文学’论”、“压抑还是‘促进’了台湾文学”、“头号战争协力文化人西川满”、“不清算，可以；翻案，不准！”为题，深入展开了批判。
张良泽啧啧推崇说，西川满是把台湾当做他自己的故乡的，是“爱”台湾的。陈映真批驳说：
如果西川满深“爱”着台湾，则毋庸置疑的是，当年许多前来殖民地台湾投资、做官、探险的日本人也深“爱”着台湾的。问题在于：西川之爱，是支配者民族以他自己为本位去理解，去看殖民地台湾，从而投注他的感情。从“第二代”在日本殖民者看来，台湾有南国之美，有古台湾历史的神秘感，充满着叫人向往的“华丽”的异国情调。但是对于殖民地的儿子杨逵，台湾是充满着殖民地内部矛盾，是一个一触即破的脓疮；是疲惫破产的农村；是充满着民族压抑和荒诞支配的地狱。但对于西川和他的老师吉江乔松，台湾是“南方，光之源，赋予我等以秩序、欢喜和华丽”（近藤正已：《西川满札记》）的人间乐土，是精致的个人情趣（例如西川满在台出版的杂志、书刊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设计）。西川满的台湾，便是这样一个“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二世”殖民者心目中的乐园（近藤正已：前揭书），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真实的台湾生活和台湾人民，对于西川满，是视而不见的。至于张良泽先生所顶礼颂赞的西川满小说《台湾纵贯铁道》，据近藤正己先生指出，“可以说是皇民化时代的代表作”，是一部“‘二世’（日本）作家以日本人殖民者之原点——一八九五年日军侵台作为主题而写的一本小说！”（近藤正己：前揭书）张良泽先生这样没有分析地就断定西川满是一个充满“台湾意识”、热爱“乡土”的人而引为知己，不要说是从中国人立场，即使从所谓“台湾民族”的立场，怕都难于过关吧。
张良泽认为，西川满对台湾文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其中，特别重大的是，他“在台湾人的心中，坚定地种下了一种叫做‘台湾文学’的意识。”张良泽说：
……但是在西川氏的杂志或著述中，时常堂堂然使用着类如“台湾文学”、“华丽岛文艺”的辞语。尤有进者，西川也经常对于“台湾文学”的存在，做明确的主张。例如他在论文“台湾文艺界的展望”中这样说——
“从今而后，再不要胡乱以东方文学为范本吧……南方就是南方，北方就是北方，既然身在明亮澄澈的南国生长，还不时思念着北国阴暗的雪空，这算什么呢？日本终于是要向着南方伸展下去吧。我等携手于文艺道路上的人，若无深刻的自觉，将何以面对我等后世之子孙？以华丽岛文艺，建设应乎南海、擎乎高天的天峰，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天职啊！”
经由这样的想法，西川满清晰地主张了台湾文学的独自性，从而使台湾觉醒了起来……
对此，陈映真的批判是：
类似“台湾文学”的辞语，是因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于不同的政治、民族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内涵的。例如一九四○年的《华丽岛》诗刊其实是在台湾第二代日本人文学家思有以推展“外地文学”的团体“台湾诗人协会”的机关刊物。而所谓“外地文学”，正是英国的Colonial literature，是法国的Litt'eratuer Coloniale，译成中文，就是“殖民地文学”。依当时在台湾的殖民地文学家岛田谨二的说法，这所谓“外地文学”，其实是殖民国与殖民地接触，产生“风土、人和社会”的差异，从而产生异于“内地”母国的、有特异性的文学，但一言以蔽之，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写出来的，以不同程度歌颂了扩张中的帝国，讴歌新领地的“华丽”云云的文学。思图在日本南疆殖民地的台湾，为日本文学扩张新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文学的西川满的豪言状语，毕竟是日本人本位——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本位——的语言，非但并不是“主张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其实更是主张附庸于日本文学的，有别于其他领地如朝鲜之朝鲜文学的“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吧！令人疑惑不已的是，张良泽先生绝非不知西川的日本中心的台湾文学观。因为他也知道西川主张台湾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应占特异地位”，认为西川的努力，是要“把台湾文学作为日本‘外地文学’（即前指殖民地文学）的一环而加以开拓”，并认为西川对日本文学“新领域”开拓有所贡献。那么，张良泽先生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看台湾文学呢？还是站在台湾文学的立场看问题呢？观乎其文，答案是明白的。
何况，早在1939年为日本殖民地文学掌旗的《华丽岛》诗刊和1940年为日本侵略体制服务的《文艺台湾》之前，1933年就有了《台湾文学》，1934年就有了《台湾文艺》，怎么能说“台湾文学”的概念是西川满坚定地栽种在台湾人的意识中、促成台湾人的觉醒的呢？
张良泽对西川满推崇备至，还有一点是说西川把“台湾的民间文艺提升到芬芳的文学境界。”张良泽说：
观西川氏之杂志和著作，就知道其内容殆为充斥台湾民间卑俗的故事、传说、风习等，取之为文艺，从而把素来被忽视的素材，因西川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技巧，一变而升登文学的殿堂。
对此，陈映真批判说：
在殖民地中，对于文化，一贯存在着两个标准。从殖民支配者的文化以观，殖民地的“故事、传说、风习”，莫不“卑俗”。但从被支配民族自身的立场以观，这些故事、传说和风习，尽多优美而堪足自傲之处。即使从更激进的革新的立场去看，殖民地反抗的知识分子固然也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其鄙陋、落后之处，并且进一步为了图强而对自己文化中黑暗、落后的成分痛加挞伐，但这又与以日本人立场，以事不干己的态度，从爱殖民地神秘、异国性的趣味，既连腐朽、衰败的东西也大加赞美，两者之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而所谓西川透过“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的技巧”所表现的台湾，直如前文所说，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立场去虚构出来的“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西川满自己的“台湾世界”（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与日据时代台湾的具体现实之间，自然有巨大距离。根据研究西川的学者近藤正己先生的意见，西川的早期作品中的台湾，是没有实体的，西川自己幻想的台湾；他的后期作品中的台湾则多笔记、史料中古台湾的神秘，幻觉为多。而在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如果想从中找出西川“对当年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思考、解释等描写”，是“极端困难的”。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多年，却永远不能不“以日本人价值观的尺度”来看台湾的生活的“二世”日本人西川满，无从真正深刻地理解台湾的“故事、传说、风习”，自是十分明白之事，则西川又如何能把这些“卑俗”的台湾“故事、传说”和“风习”，点石成金，“升华”为“芬芳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