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花的身体-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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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玛丽·奎恩特的迷你风暴（2）
1965年，迷你裙和太空时装以更加强劲之势风行天下，奎恩特进一步把裙下摆提高到膝盖以上四英寸，这种被誉为“伦敦造型”的小裙子终于成为国际性的流行样板，被青年人狂热追崇。成年女性也以惊羡的目光接受了这一变革，各种款式的迷你装应运而生，新一代的设计师皮尔·卡丹、古海热、圣·洛朗、安伽罗等也都相继推出风格各异的迷你裙系列。甚至英女王伊丽莎白也为此推波助澜，这一年她访问美国，欣然观看了纽约时装机构为她举行的大型迷你裙表演。
这的确是个五花八门的时代，长发不再是女性的专利，工装裤跻入了时装行列，迷你裙大放异彩，年轻人的肉体展露成为性解放运动的突破口，比基尼泳衣、无性别和无上装服装都是这个年代的疯狂产物。即便是最保守的高级时装店也支持不住了！他们不得不拿起剪刀，悄悄地剪短了裙子的下摆。玛丽·奎恩特乘胜追击，又设计了雨衣、丝袜、内衣、游泳衣、鞋子以及化妆品。到了1970年代，她的产品已涉及室内家具、床上用品、针织服装、领带、文具、眼镜、玩具、帽子等。这位靠小裙子起家的设计师很快成为一个精明的企业家，由一个仅有二十台缝纫机的小作坊，发展到年收入一千二百万美元、拥有百余家时装商店的大企业。这些分布在全英国的时装店专营摩登且价格适中的时装、起皱衬衫、闪光的紧身运动衣等等。
1969年，迷你裙终于在“最后的疯狂”中演变为一种极短的紧身热裤。1971年，“伦敦造型”逐渐式微，裙摆急剧下降，新一轮的时尚又重新开始。
有趣的是，尽管时装界对于谁是“迷你裙”的真正首创者一直争论不休，被称为法国青年象征的古海热也坚持说：“我才是发明迷你裙的人”，但人们仍然将“迷你裙之母”的桂冠戴在了玛丽·奎恩特头上。对此，玛丽·奎恩特的回答或许比任何人都聪明：“迷你裙在法国是如何的……我不知道，而且这恰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时髦的装束，依我所见，这是不可避免的。迷你裙并不是我或古海热发明的——这是由街上的少女设计的，设计家只是简单地预见到人们所要想的。”
第二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旗袍·月份牌·过滤嘴香烟（1）
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对强烈的色彩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因为这会使它的穿戴者一下就从灰蒙蒙的人群中区分出来，并被视为异端。所以他们喜欢穿灰色、暗蓝色、藏青色以及其它一切能够被吞噬和淹没的颜色，这种色彩恐惧症在文革后的中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那时的中国人被西方人戏称为“蓝蚂蚁”。
中国人是在“蓝蚂蚁阶段”过去之后，才得知自己曾经获此封号的。为了挽回颓势，他们开始了饥不择食的恶补：迷你裙、喇叭裤、蛤蟆镜、熊猫眼式的化妆、爆炸头……，这些在西方国家经历了漫长的服装变革才自然达成的时尚潮流，中国人用了几乎不到10年的时间就全部完成了。那是1980年代的中晚期，女人们踩着咯咯作响的高跟鞋，男人们抗着震天响的录音机奔走在泊来时尚的康庄大道上，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时的西方时装设计师已经在打中国旗袍的主意。
旗袍元素在西方时装中的一再运用，终于在1997年修成正果，那一年，妮可·基曼穿着Ｄior设计的鹅黄绣花旗袍走上奥斯卡红地毯，一场中装风暴在全球爆发。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这就好比原本被自家抛弃的东西，却在别人检去的时候才看出它的好来。但不管怎么说，旗袍又回来了，并在王家卫执导的电影《花样年华》里，找回了昔日的辉煌。在这部影片中，由张曼玉扮演的女主角简直就像个专职模特，不断变换的26件旗袍令人眼花缭乱，那种低回的情调映衬在1930年代的背景里，恰与旧上海月份牌中的情景有着惊人的吻合。
上海的商业月份牌是在1910前后出现的，在1930年代前后趋于鼎盛；而起源于满族袍服的旗袍也刚好在此时改良成型。也就是说，商业月份牌发展成熟的阶段，也正是旗袍兴起的时候，所以，作为当时最流行的服装，旗袍得以大量地出现在这些具有广告效应的月份牌里，并被今天的人们所观赏：那些妖冶的女人们，当她们刁着时髦的过滤嘴香烟，穿着各式旗袍向人们推销香烟、肥皂、花露水、婴儿代乳粉以及一切可以推销的东西时，并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她们本身会构成一个时代的标记。
据记载：“旗袍源于清代的旗人之袍，是贵族的衣饰；现代意义的旗袍，诞生于20世纪初叶，盛行于三四十年代，一度成为中国女性服装的代表。行家把20世纪20年代看作旗袍流行的起点，30年代达到顶峰状态，很快从发源地上海风靡至全国各地。”作为旗袍的发祥地，上海女人自是最能体会旗袍的精妙。所以，当时的上海女人们常将裁缝带进电影院，让他们学习新片里出现的旗袍新款，以便能够快速准确地炮制出来。
传统旗袍的特点是衣裳连体，随体收腰，下摆开衩，凸显曲线轮廓。有收领、收襟、半袖、短袖、齐肩等多种样式，颜色更是五彩缤纷，面料多以锦缎为主，给人富贵艳丽，柔中含挺的感觉。有人把旗袍比喻成会跳舞的官窑瓷器，无论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只要穿上它，便显出高贵典雅来。
那正是迪奥“新形象”诞生的前夜，西方世界的时装舞台正遭受战争的打击，限量配给制度令欧洲的女人们不得不缩小她们的裙裾，简化她们的帽子，取消多余的配饰，时装正在离他们远去。中国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战争的阴云同样笼罩在中国的上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并没有给时装的发展留下多少空间。但意味身长的是，恰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旗袍保持了它最完整的面貌。而当战争的硝烟散尽，西方国家的服装业开始长足进步的时候，旗袍却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寿终正寝了。
事实上直至1949年初，旗袍还是中国女人最主要的服装之一。但是，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城，人们的审美观忽然变了，那套南征北战的黄色军装成为了最时髦的“时装”。此后的旗袍风尚江河日下，并渐渐被一系列具有革命色彩的服装所取代：最初是那种双排扣的“列宁装”；后来是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再后来是一种叫做“布拉吉”的苏联式连衣裙成为年轻女性的最爱。到了1960年代，也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粮食、棉花大量减产，纺织品必须凭票购买，人们的着装开始以耐磨耐脏为标准，于是灰、黑、蓝，成为了整个中国的流行色。
第二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旗袍·月份牌·过滤嘴香烟（2）
有一个关于旗袍的小故事，说起来颇有意味。
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将随丈夫出国访问。此前，王光美出访的装束基本上都是中式布衣，而1963年的这次，因为是出访非社会主义国家，所谓“艰苦朴素的观念”在那里极有可能遭到“漫不经心、不郑重、不尊重”之类的误解，再加上那些国家一国比一国炎热，所以礼宾司的官员要求王光美穿上旗袍。
准备期间，王光美在一次周末舞会上碰见毛泽东，便告诉他要去上海，问毛泽东要不要给在那里的江青带点什么。毛泽东便写了一封几句话的信。王光美交信时，从未以正式身份出过国的江青很快把话题转到旗袍，并很专业地指出要选什么颜色，裁什么样式，穿上之后要增加什么点缀。最后，这位第一夫人还举例说明：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裙，只别个胸花，便在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之中显得非常独特。千万不要像某领导夫人，大红大花，那么俗……。王光美照她的话去做了，她那次的形象真是光彩照人，一身得体的旗袍为中国人挣足了面子。但也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后来被江青整得很惨，以至于旗袍也遭受牵连，一并被打入冷宫。这是后话，还是说王光美出国。他们到了缅甸，在避人耳目的海滨，刘少奇正与该国的首脑奈温进行密谈。
那边厢王光美则在海滩嬉水时闹出了一场乱子——她脖子上那串从礼宾司借来的珍珠项链断了！奈温闻讯，不但调来一个连的卫兵下海去摸，自己也跟着乱摸，刘少奇无论如何也劝不住。结果那些不知是真是假的珍珠还是一颗也没捞上来，奈温当即命人取来一串缅甸特产的红宝石项链，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知道共产党不讲送礼，但中国的珍珠是掉在缅甸的海里的，我们应当赔。何况，红宝石，是我们国家的光荣。”对这串美妙绝伦的红宝石项链，王光美爱不释手，当天的晚宴便戴上了它，配合着漂亮的旗袍大出了一回风头。
作为文革期间的一个例外，王光美或许是最后一个将旗袍穿得这么轰动的人。此后旗袍彻底从中国人的视线中消失，直到西方的时装设计师重新将它“打捞”出来。
但此旗袍已非彼旗袍，经过西方时装设计师的颠覆性改良，旗袍无论在裁剪上还是用料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用当今的时尚话语来说，“Ｎ多人对旗袍前仆后继地热爱，全因为旗袍有了新意思。”
这些“新意思”总结起来，无非有以下三点：
1、 新在保守。比如说《花样年华》中的张曼玉，尽管旗袍花样层出不穷，但其古典意韵始终不变。
2、 新在暴露。那些露肩、露胸、露脐、露腿再露腿的旗袍，被各路明星们热辣亮相。其中，在欧洲最炙手可热的电视节目《赌赌看……？！》中担任主持的珍妮弗堪称翘楚，她在镜头中所穿的旗袍式短裙看上去似乎有点朴素，但紧身的设计突出了极为丰满的线条，故意敞开的领口显得随意而性感，值得注意的是裙叉开得极高，堪比夜总会的咨客小姐，加上是电视访谈节目，一坐在矮矮的沙发上，整条腿就几乎毫无遮掩地暴露在镜头前了。
3、 新在前卫。外国设计师诠释的旗袍，颠覆是全方面的，从面料到剪裁的新意思让人惊叹：旗袍还可以这样！英国伦敦时装周有上万观众观看了数十位前卫设计师创作的各类秋冬时装。青年设计师特利斯坦·韦伯设计的秋冬时装超前新颖又不失端庄大方，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而阿莉西娅·凯斯在出席格莱美前奏派对时，则穿了一件火红的紧身唐装，红色皮衣皮裤配上黑色尖头皮靴。外衣裤绘有五爪金龙，衬底背心则是富贵牡丹，左手上还戴了鲜红色的半指皮手套，头上挽了髻却又留了散发披肩，上面插了两支簪，这样已经显得脸庞极大，居然还要描上丹凤眼（蓝色眼影），一张血盆大口，简直是古怪到极。
上海老裁缝说：“这女同志穿旗袍，讲究的是九翘三弯。”现代女郎恨不得瘦成难民，还九翘三弯？偏用太平公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