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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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坎砍ひ膊皇翘谧芾矶翘诟髯运舻恼场Ｕ庋恼狈π剩狈τΧ晕；⒔懈母锏娜ΑＨ魏斡行У母母锎胧┒疾荒芡菩邢氯ィ蛭坏└母锎ザ四掣隼婕诺募鹊美妫突岬固ā５谌埠凸�1875年正式成立以来，到1940年覆亡的65年里，竟然先后搞出了10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不到七个月，创下了“政府更新速度”的世界记录，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只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
政局的动荡使政治家们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政党斗争中，无心关注希特勒上台以后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也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戴高乐在1934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不久，就出版了他的《建立职业军》，提出了建立装甲部队的设想，在法国政军两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希特勒的数十万装甲部队从无到有，已经横扫波兰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法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师。二战爆发以后，主战派领袖丘吉尔在英国上台，组织战时内阁，迅速而强有力的进行抵抗，并坚定的拒绝了德国的和谈要求。而同样是在法国，也是主战派领袖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但各个政党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瓜分部长职务，雷诺甚至连任命戴高乐出任国防部长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贝当和魏刚则在各自的政党支持下分别出任副总理和总司令。更奇怪的是，前任总理达拉第尽管由于执行绥靖政策倒台，但由于支持他的激进社会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大量席位，他仍然在雷诺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所以，从表面上看，“战时内阁”由主战派总理领导，但在一群投降派部长的包围中，雷诺实际上什么事也做不成，法国的覆亡也就在所难免了。当雷诺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而由投降派领袖贝当组织内阁时，戴高乐终于下定决心逃往英国。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政党政治”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高乐坐在飞机上，回想起他所亲眼目睹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的覆亡——西班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它们被三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内战、外敌入侵和民主投票。但在戴高乐看来，它们都亡于可耻的党派斗争。魏玛共和国确实设立了拥有实权的总统，但行政权仍然从属于立法权，只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权组阁。尽管兴登堡是一个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但如果总统能够独立于议会任免总理的话，如果不是政党们习惯于肮脏的幕后交易的话，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在残酷的内战考验下，却无法像他们的对手一样在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领导下作战，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事实证明，民主政体要赢得和独裁者的斗争，它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领袖。从制度上讲，就必须让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这样，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直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也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政党负责。只有一个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个人当然应该是全民直选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也是宪法和国际义务的保证人。换而言之，只有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才会是一个真正坚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法国曾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独裁者的暴政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让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让由按照多数原则采取行动的议会取代根据个人意志行动的国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便成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们用民主取代专制的良方。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议会，这样，多党制的议会主导政体便成了法国民主的主要传统。它与几乎是在相同时期诞生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成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两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制度，有无数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它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法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大革命的鲜血才得以建立，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荣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它，何其难也！
他们急于要享受新的生活，而不愿去痛苦的反思是什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蒙受了这样一场深重的浩劫。戴高乐是如此了解他的人民，他不忍心像丘吉尔那样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民族，但等到制宪会议选举结束，他收到丘吉尔的贺信的时候，局面的发展已经让他不得不承认，普鲁塔克的话确实还是正确的。
四
法国光复以后，戴高乐将他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了法国临时政府，并将其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迁到巴黎。在正式的选举之前，戴高乐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尽管存在一个临时议会，但它的地位主要是咨询机构。就其性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对于权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有一件事充分的说明了隐藏在戴高乐身上的独裁者气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听见外面喧闹无比，原来是一群学生示威造成了交通堵塞。戴高乐立即叫来警察局长，让他去把那群学生驱散。警察局长提醒他说：“这是巴黎学生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权力，我无权这样做。”戴高乐立刻咆哮起来：“你当然无权这样做，但我有权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只尊重他们的权力而不尊重我的权力，那你马上就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滚蛋！”警察局长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权力，不过他至少知道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很快派出数十名警力将示威学生驱散了。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我召集你们来不是参加辩论，而是要求你们执行命令的。明天柯尼西将军将派人到你们那里接管军队，请你们作好准备。今天的会见到此结束。”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厅，用行动中止了一切争论。
第二天，柯尼西将军就开始派人到各支内地军那里接管军权，大部分抗战领导人十分顺从的交出了权力，对于少数不愿交出军权的，柯尼西将军就告诉他们：“我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接管这只部队，如果你们违抗命令，我就派装甲师强行接管。”这样，戴高乐用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快解除了各个政治派别手中的军权，统一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很快，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清除了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由于行政结构的迅速恢复，以及独裁政权在短期内特有的高效率，在战争中崩溃的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很快步入正轨。这一段时期，是戴高乐和法国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法国应该建立总统制的观点。
但根深蒂固的政党力量并非那么容易消灭。1945年3月19日，盟国与法西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议会中各个党派就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收到议会的约束，不能再做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戴高乐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代表们声称应该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
“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尽管戴高乐语气如此强硬，尽管他是如此渴望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他还是清醒的知道，这种个人独裁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这毕竟不是拿破仑的时代，更不是路易十四、查理大帝的时代了，即使拿破仑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他也只能选择做一个赞成民主的领袖。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只能靠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后不久，他就到各省巡查，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几个星期内，他所接触的法国人民超过了1000万。他希望跨过政党这一媒介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似乎找到了改造法国的信心，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和党派政治斗争。
但戴高乐很快就失望了。人民对他欢呼是把他当作二战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改造法国的希望，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差别。人民永远是短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会反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一旦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拒绝对现状做任何改变。在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来，战争就好像一场噩梦，现在噩梦醒了，他们只希望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正在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右派则主张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两院制议会，加强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国民议会。但所有的政党都同意一点，议会必须继续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代表政党赞成他政治改革的观点，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