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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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泄；由富到贫则易体味世态之变化，人情之冷暖。由贫到富，常是得意
忘形，而由富到贫多用良知去体味贫困，二者的变化有质的不同。由贫到富，
易为物质所诱惑，由富到贫则易为情感所驱使，曾经拥有的失去和曾经无有
的得到，给人心理所留下的印迹是有很大区别的。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作
家的出身看，大体经历了由富到贫的转折，作家的出身随着时间的流逝，也
愈来愈贫穷了。
（谢泳《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出身》，山西《火花》1992 年第6 期）
三
鲁迅性格孤傲、自信、内向、含蓄。而郁达夫的性格是情感过于纤敏，
以致于显得有些柔弱，再是情感过于外露，故而气质特别真率。从二人的日
记中可以明显感到这种性格上的差异。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的日记大概要算是完整的了，从1912 年到他
逝世，25 年中，鲁迅几乎没有停止过记日记。但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
的日记。鲁迅的日记是完全流水账式的，奇怪的是鲁迅在日记中只记述与自
己日常生活和读书生活有关的事宜，除此之外，丝毫不涉及其他，充满了神
秘感。看鲁迅日记，能感觉到他简洁明快的文风。他的日记用字极为洗练、
简省，能用一字的，绝不用两字。所记事件往来，极其客观，少有情感的因
素在其间。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的日记可当散文看，这是两种日记
的最大区别。鲁迅记日只写时间，不写题目。郁达夫是既有时间，而且给每
一阶段的日记都命了题。鲁迅日记极其客观，不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郁达
夫的日记时断时续，完全为情感的变化所驱使。郁达夫的日记同他的小说一
样有直率的真情，袒露的胸怀。鲁迅的日记为记事，郁达夫的日记为抒情。
鲁迅日记无情感色彩，也许是都转移到杂文和政论中去了。
四
鲁迅生前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日记，但在1933 年却将他和许广平的通信
发表了。郁达夫一生放荡不羁，饮酒、打牌、抽大烟、狎妓是其生活中常有
的内容，对女性的泛爱，使他一生和许多女性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但郁达
夫生前没有发表过他和王映霞的情书，倒是把自己的日记给发表了。
出版日记，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大概是第一人。从1921 年刊于《时
事新报·学灯》上的《芜城日记》到1937 年的《回程日记》，光自己发表的
日记就有20 多万字。
《沧州日记》《水明楼日记》记载1932 年杭州客居生活，《避暑地日记》
《故都日记》记述1934 年青岛北平之行，后来还有《梅雨日记》《秋霖日记》
《冬余日记》，不过最著名的还是前期的《日记九种》，曾经风靡一时，其影
响不亚于他的小说。
郁达夫的日记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虚构的人物，有的只是一个赤裸裸
的自我。他也记录每日的起居行踪如沐浴、吃饭、购书、写作，时间具体，
地名确切，或详或略，不厌其烦。就这一点看，与鲁迅日记有相同之处，但
不同的是郁达夫不仅在日记中记事，更在日记中扦情。看他的日记，有时甚
至觉得不像是个著名作家的日记，倒像是一个青春勃发的孤独少年无法向世
人诉说自己的情感，才把满腹的话语倾吐在日记中。他写会友晤谈，发热受
寒，甚至酗酒，抽大烟，出入妓院等等，毫不隐晦，和盘托出，这恐怕也是
郁达夫日记发表后为人争相阅读之原因，因为从他的日记中，人们不由得会
想到他小说中的人物，像于质夫、文朴等，像他们的痛哭，像他们的悲叹。
郁达夫还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载自己的陋习污行，他不断忏悔，不断下决
心痛改，但事过之后又依然故我，这种敢做敢为而又敢于将这一切告诉世人，
方显出郁达夫独特的个性和直率的性格。
五
鲁迅、郁达夫的日记中都有大量购书的记载。鲁迅的书账特别详细，
每月都有总账而且把书的价格都详细统计出来，每月如此。郁达夫也常记购
书事，但好像随便得多，常是遇上就买，不计价钱。鲁迅日记写购书抄书事
多，写看书事反而少。郁达夫则记看书事多，而且多为小说，尤其是外国小
说。鲁迅购中国书多，而且特别杂。郁达夫日记中写购外文书多，常是小说。
郁达夫通日、英、德语，常读原版书，自然也可以想见其受外国小说之影响，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差异，当然是个人的习惯问题。但从这种差异中，
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们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
文化信息。
上面我说过看鲁迅日记有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不仅来自于日记的
过于简略单纯，而且来自于鲁迅日记中情感色彩的过于淡化，甚至隐晦。鲁
迅是一个常以超人的毅力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紧张感深埋在心底的人，看他
的日记，这一印象也特别强烈。由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中，我不由
得又想起了鲁迅日记中“空白”的一日和“五日失记”问题。这是鲁迅日记
研究中的一个著名问题。自从胡菊人提出这一问题后，日本竹内实、渡边新
一等人曾做过详细的考证，并得出了“失记”是“有想记的事，但不能够记”。
（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154 页或《鲁迅研究月刊》1992
年第2 期渡边新一文章）的结论。关于鲁迅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避难
的问题，这种结论或者说推测大体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但这种推测却忽视
了从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上把握鲁迅日记的特点。在我看来，“空白”与“失
记”其实是完全符合鲁迅日记的记载方式的，因为看鲁迅日记，我的一个明
确感受是鲁迅在日记中从来不记政治事件，更不会把自己对事件的评价记述
出来，这是鲁迅日记的一贯风格。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以鲁迅日记中
的“空白”与“失记”似乎并不一定能得出目前流行的结论，因为这种结论
似乎也不符合鲁迅的性格。我们不妨看一下鲁迅日记中关于政治事件的记
载：
1919 年“五·四运动”：这天在鲁迅日记中是这样的：
四日 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
福源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见《鲁迅全集》
第
14 卷第335 页）
1925 年“五卅惨案”：鲁迅日记载：
三十日晴。上午访季芾。下午大睡。宗武寄赠《文录》一本。夜衣萍
来。（同上，第548 页）
1926 年，“三·一八惨案”：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睛。上午寄小峰信。下午有麟来并赠糖食三种。夜鲁彦来。得
秋芳信。（同上，第592 页）
1927 年“四·一二政变”：鲁迅日记载：
十二日晴。午后骤雨一阵即霁。（同上，第651 页）
1931 年“九·一八事变”：鲁迅日记载：
十八日晴。午后得靖华信，一日发。（同上，第894 页）
1935 年“一二·九运动”：鲁迅日记载：
九日小雨。上午张莹来。午后得刘岗信并木刻八幅。得三笠书房编辑
小川正夫信并赠《トトイェタキイ全集》普及本全部，先得第一及第
六两
册。（见《鲁迅全集》第15 卷258 页）
以上是就当时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鲁迅日记中的记载，从中可
以看出鲁迅日记的整体风格，如果顾及这点，那么关于鲁迅日记中“空白”
和“失记”的问题或许就不见得要做那样的推测了，因为那种推测忽视了对
鲁迅日记整体风格的把握。而郁达夫的日记则不同，以上提到的当时国内许
多重大事件，那一时期郁达夫都没有记日记，但“四·一二政变”那天，郁
达夫日记是这样记的，从中也可以看出郁达夫日记和鲁迅日记的区别所在：
十二日，星期二，晴（三月十一）。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
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兵队问讯，
知道
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
者数
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趁车，
不
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天气很好，午前伏处在家里，心里很不舒服，窗外的枪声时断时续，
大约此番缴械冲突，须持续至一昼夜以上。我颇悔昨晚不去南站，否
则此
刻已在杭沪道上。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
言。从友人处出来，又上南站去打听沪杭车。晚上天又下雨，至法科
大学
上了一小时课，冒雨回至英界，向鼎新旅馆内投宿。
上床后，因想映霞心切，不能入睡。同乡陆某来邀我打牌，就入局打
了十二圈牌，至午前三时就寝。
六
郁达夫本人对日记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种文学手法。他曾写过《有
目的的日记》《日记九种·序》《日记文学》《再谈日记》等文专门论述日记
的价值。
郁达夫从他一贯主张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自叙传”这一观点出发，
认为日记、日记体和书简体是散文中最便当、最富真实感情的体裁。他说：
“在日记里，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
在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而鲁迅对郁达夫的这一观点却不
同意，他在《怎么写》中曾顺便对郁达夫做了回答。鲁迅觉得，就文学的真
实性来说，“体裁似乎不关重要”，“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
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
而是真实。”倘若仅仅为了追求体裁和形式的真，以至“牺牲了抒写的自由”，
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鲁迅更注重“真实性”。所谓读者的幻灭，“多不
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一说，郁达夫后来也承认“此论极是”。
然而郁达夫对书简体、日记体的偏爱，同他注重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
艺术态度有很大关系。郁达夫的自叙形式，自白口吻，事实上也确实增强了
作品的亲切感、自然、真实感。鲁迅也说过：“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
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可见鲁迅虽然与郁达夫对日记的观点有区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鲁迅的话
虽然对自己的日记不一定适用，但对郁达夫的日记，却是非常适合的。1933
年，郁达夫在《有目的的日记》中曾说过：“我因为我自己曾出过一本日记，
被人家攻击得体无完肤，就是到了七八年后的现在，这册日记也还在作各种
小报及什么文坛消息等取笑的材料，所以平时一见到日记之类，就非常注
意。”郁达夫偏爱日记远甚于鲁迅，比较鲁迅和郁达夫的日记，除了史料价
值的意义之外，对于了解这两位作家的文体风格，也是一个极好的途径。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世局虽艰，著述有成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梁启超论清代
学术“极绚烂”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即是“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
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这“自由之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