盾与剑 作者:[苏] 瓦季姆·科热夫尼柯夫-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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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先生，我把车停在帝国政治委员官邸旁边的时候，一位盖世太保的特勤队长，三十来岁，胖胖的，淡黄头发，相貌平常，他钻进车坐在我身边，起初给我一盒烟，后来给两盒，还答应下次增加一瓶烧酒。请问，我应向他报告您的什么情况呢？”
魏斯用淡漠的、公事公办的腔调说了这一番话，好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照章办事，如此而已。
少校默而不答，好象没有听见，没有弄明白，毫不在意似的，但是看他眯起眼睛、抿紧嘴唇那副模样，魏斯可以准确无误地断定：这番话击中要害了。
直到周末一次例行的外出时，施泰因格里茨才顺便问道：“喂，又见到那个人了吗？”他把魏斯所说的那人的特征丝毫不差地重述了一遍。
魏斯顺着少校的意思随口答道：“见到了，但是我避免同他交谈，因为我没有得到您的指示，不知道应当向他说些什么。”
“给元首办事的人想知道什么，你就应当告诉他什么，”少校简短地说。
魏斯沉吟片刻，考虑这句话的含义。他坦然地笑笑说：“少校先生，我婶婶教过我：‘你的主子走运，你也走运；常换主子的人，脑子里就没有主子’。”
“你婶婶是聪明人。”
“她去世了，”魏斯告诉他。
少校很快地说：“去见那个人，答应把他感兴趣的事都摸清楚。”说罢从兜里掏出皮夹，递给魏斯几个马克：“这个给你去同他喝啤酒。”
“谢谢少校先生。”
但是，魏斯想利用他虚构的这个盖世太保来吓唬施泰因格里茨，尤其是想借此套出一些关于少校本人的情况的计划没来得及实现。第二天夜间，特别分队突然紧急集合，魏斯随大伙一道离开驻地，开拔到东部边境去了。他们驻扎在一个当地居民早已被赶走的村子里。车过戒严区的时候，魏斯看见第二梯队的步兵和摩托化部队正在出发阵地上待命。
这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的事。
原教育部官员、一等兵尤普博士最近作了几次指导，主要内容是关于如何对敌方文件进行分类。文件要分门别类装入带保护色的口袋或箱于，党内文件是一类，政府文件是另一类，经济类文件又是一类，等等。证章、勋章、奖章、图章、硬印等要装在带盖的桶里。每个士兵都领到一个类似邮递员背的那种挎包。
出发前夕，分队又补充了四名士兵，他们各人配备一套拧门撬锁的工具和开保险箱的割炬。这几个“新手”相当内行，不需要接受特别训练。魏斯深信这一点，因为他忽然发现自己在语言方面跟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他的老师们虽然精通德国各地方言，但是对德国盗贼的黑话却一窍不通。魏斯只好在这里就地充实一下自己的语言知识。
还是那个尤普介绍了，如果需要从苏联公民嘴里得知文件收藏地点及文件分类的情况，应该如何对付他们。尤普最后引用了元首的一段话：“我要让人摆脱所谓良心那种使人屈辱的空想。良心也同教育一样，害人不浅。”尤普补充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获得的自由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摆脱了那些束缚个性的概念，例如对敌人要怜悯、宽大、慈悲等等。”
一个上了年纪的士兵库特·赖因霍尔德以轻蔑的口吻谈论尤普说：“这个坏蛋拼命想掩饰他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言论。后来他还告过教授和大学生的密。谍报局要了他，这倒成了他的一件功劳。”
“你是怎么知道的？”
赖因霍尔德膘了魏斯一眼：“我在莱比锡大学当看门人的时候，他常常叫我往盖世太保的一个处里送文件。所以我清楚。”
邻村驻着党卫队保安局的一个特勤小队。魏斯得知这个特勤小队的士兵不久前在集训营里受过训。还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党卫队就在各个团建立了集训营。
集训营有三种：劳动营，“病号”营以及党卫队分子学习领导本领和“镇压方法”的实验营。作为实验材料的人由特别法庭提供。该法庭的使命是“消灭第三帝国的敌人，主要是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
盖世太保在所有的居民点每五户设一名报告人，其任务之一就是检举应该关进集中营的人。
对送进集中营供实验用的人，有一种极其秘密的处理方法。那里对一切都作了详细规定，包括集中营的建筑设计图，死亡率最高的流行病的统计数字，预防传染病的注意事项，囚犯在服劳役时维持其体力的集中营菜谱，以及为帝国和集中营紧缩开支的最低口粮标准。
有一项指示规定，正在进行医学试验的集中营特别区严禁外人入内。据说这种试验成果有利于保护第三帝国公民的健康。任何泄露这些试验方法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惩罚。
还有一些埋人坑示意图，上面分别注明了这些坑到禁地点的距离，并附有最合理的尸体叠放方法的说明以及各种深度和宽度的埋人坑的容量表。示意图的说明中写道，由于德国不承认日内瓦协定，故有关的战俘管理制度均由集中营行政当局自行制定。
《集中营违章惩处条例》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最有效的惩处措施”。
这些规定不发给士兵。
担任分队长的军官把这些规定夹在图囊的透明的赛璐珞下面，只拿在手里让每个士兵读一下。
这些天来魏斯暗暗观察自己的同事，发现他们一个个情绪高昂，乐天知命。那还用说！他们躲过了到前线部队去的厄运，战争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跟着突击部队向前推进，只要勤勤恳恳地办事就可以了。
有些人甚至说，他们爱好旅行，战争使他们能免费游览许多欧洲国家，从各地带些纪念品回去。他们还说，男人若不打仗就象女人不能生孩子一样。他们常常回忆起一句古老的德国俗语：“国王统率普鲁士，普鲁土统率德意志，德意志统率全世界。”
这多半是些老成持重的人，或是小官吏，或是小店主和作坊老板，他们对于脱下便服换上军装，感到挺惬意。
他们中有些人曾经幻想，希特勒会象他三十年代初在“革命”演说中所作的保证那样，对大康采恩加以限制，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繁荣兴旺创造条件。
希特勒甚至答应过没收大百货公司，在其中安置一批小商人。他就是用这些诺言把小商人小业主们变成了法西斯主人的狂热信徒。但是，希特勒借助德国工业巨头登上帝国总理的宝座后，却大肆排挤小资产阶级；经济危机和新立法导致千百家小企业破产。小业主们认为，这是对他们那种轻率的资产阶级革命幻想的惩罚。他们中一些头脑机灵的人连忙加入了纳粹党，企图在政治喧嚣声中光复自己的旧业；另一些人则到军队和特别小分队里谋得一个位置，他们有着稳固的社会地位，在这里是不会栽跟头的。
这是一伙身穿军装的小市民，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少吃苦头，较为轻松地走完元首给他们规定的胜利之路。他们头脑里早就形成一种概念：法西斯党是“国家思想的体现者”。过去他们的太太在餐巾上绣的都是生活中的劝善箴言，现在装点他们住宅墙壁的，则是精心刺绣的希特勒、戈培尔和罗森贝尔格的语录了。
从前他们用圣经里的话教育子女，如今元首的话成了最高道德准则：“我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激烈、苛刻和残酷的人。我希望他们象猛兽一样。”
许多这样的新信徒在填表时自豪地写上，他们的儿子在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局、党卫队和军事情报局为帝国服务。这使做父亲的享有许多特权，其中就包括在特别分队工作的权利。
施泰因格里茨少校同奥斯卡·冯·迪特里希上尉一起住在一幢不大的别墅里。
少校同此人早已相识，差不多还有点交情。差不多！因为少校素不结交任何知心朋友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麻烦。他的信条是：人皆为己，无人为大家。人人都肯为自己花钱，而不愿意为别人打破的碟子赔钱——这句格言是施泰因格里茨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础。施泰因格里茨一生中不管跟谁交往，都不过是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迪特里希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出身于尊贵的容克家族。任何一个研究雅利安种族高贵特征的人见了他的头盖骨、鼻子、耳朵的比例，都会惊喜不已。
他不仅受过军事教育，而且拥有更为广博的知识，差一点被元首一九三０此年一月三十日的国会演说不幸而言中：“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败类……”。但是这对奥斯卡·冯·迪特里希上尉并未构成任何威胁，因为他是谍报局反间谍处的领导人。
阿克塞尔·施泰因格里茨是在第二处——破坏、怠工、恐怖活动处工作。多年来他一直身体力行，亲手去干那种又脏又累的活儿。执行任务期间，施泰因格里茨仔细研究与他所干的帝国情报行当有关系的大学教授们给他挑选的材料，他这个大老粗倒严然象个饱学之士。但是，就象执行完任务回家脱去上衣一样，任务完成了，曾经对他有用的那一点点知识也被他毫不在乎地扔掉了。
对于施泰因格里茨来说，特务活动不过是他的工作、职业，如此而已。据他看来，如果他在他的处里能拥有一大笔可以自由支配的外汇，用来奖励特务人员，当然也包括他自己，那么这就是他的最大成绩了。
对于奥斯卡·冯·迪特里希来说，反间谍处的工作井不单纯是任务和职业，甚至也不单纯是宦途阶梯。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他自己是个不受一般人幼稚的道德准则约束的超人，他的希望、信念和理想都在这个统一体中得到了体现。而最重要的是他有了权，有了统治别人的权力。什么事情能比玩弄别人的生命更加有趣呢？这是一切游戏中最使人热中的游戏！
阿克塞尔·施泰因格里茨一生受了那些军衔和职位比他高的人不少侮辱，但这些并没有给他的思想蒙上阴影。
奥斯卡·冯·迪特里希虽然不曾受过他那样的气，但也经历过一些倒楣的事。他在年轻发育时期曾对女性怀有一种病态的畏怯，有一次，他试图克服这种状态，结果发现自己机能萎顿。同他有染的那个姑娘把他的缺陷宣扬了出去，致使迪特里希久久遭到同龄人的嘲笑和怜悯。
在军事学校学习期间，他沾染了古代绅士的腐化恶习，并受到一位剑术教师的袒爱。这位教师强迫学生们尊重奥斯卡。这倒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因为那种恶习在德国非公开的学校里是司空见惯的。
奥斯卡的父亲是德国国防军一位功勋卓著的军官，当过皇帝陛下的侍从官，他得知了儿子同剑术教师的暖昧关系。父子间进行了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儿子竟斗胆暗示父亲说，就是皇上本人也染有他所爱恋的剑术教师的那种癖好。最后父亲拒绝负担儿子每月的津贴费。
为了不受穷，奥斯卡从母亲那儿偷了一些传家的珠宝。他的这种行径虽然家丑不可外扬，但是热爱母亲的奥斯卡至今还常常回忆起她那张惊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