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考-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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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八大路线和反对“个人迷信”
1956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载入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载入党的史册。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新课题。而在这方面，全党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在建国初期，党号召过“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有收到积极效果的一面。但是苏联的经验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全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求。中国究竟应该怎么办？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借鉴外国的经验，在实践中“摸着石头”去苦苦探索，尽量避免一些大的曲折。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我们未能少走弯路，中国共产党对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但无论如何，党在1956年对这一探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2月中旬，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10天后，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对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进行攻击。根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关于“1956年斯大林受到的批评”，“我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很焦虑。对于取消限制，打破盲目崇拜，解除高压和解放思想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斯大林除了偏听偏信和固执、冷酷外，这位老人具有他的接班人所不具备的领导才能。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在人民群众中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困难。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在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历史。在4月和12月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之后不久，苏联特使米高扬访华，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的做法。但这一原则立场却与苏联对华的经济援助搅在了一起，后来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撕毁援华合同，并频频“逼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连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高层领导都为了还“债”，与数亿老百姓一起过“无肉无蛋”“卧薪尝胆”的清苦生活。
苏联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有着积极的意义。
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这个意见受到大会的重视，为大会决议所采纳。这是理论和时间上突破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重要尝试。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重视党内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发扬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他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它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继续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和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选出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党的八大继承了七大选出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并有了新的成分的加入，为以后的新老交替作了准备。在讨论中央委员候选名单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还讲到这个名单的结构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的干部，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增加了“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样一款。这是因为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他准备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党的主席了。他还提出不当下一届国家主席，并且建议修改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只得连选连任一届。他认为让他摆脱第一线的职务，可以集中一些精力研究一些问题，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担任党的主席，仍然可以党的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必要的时候，在适当的会议上作主题报告。这一设想，可以说是酝酿废除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准备实行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
可惜这一重要改革，毛泽东在世时没有身体力行，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指引下，毛泽东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接二连三出现“问题”，所以直到他去世，仍然处在党的最高领导位置上。一个人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关于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历史有这样一段记载：1975年7月，82岁高龄的毛泽东接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他向这位泰国客人说了关于美国的水门丑闻后，就开始抱怨腿疼，视力不济。他说话时嘴唇抖个不停。之后几天，来访的是西德总理赫尔穆斯？斯米特，他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坐下或站起都要别人帮助的老人。
所以一个人，包括曾经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总会老的，谁也“无力回天”，应该及早选择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接班人。
废除党的领袖“终身制”这一领导体制的重要改革，第一个身体力行的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
邓小平是在1989年9月4日85岁高龄时提出他的辞职要求的。辞职信写给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全体中央委员同意了他的辞职后，他才真是退休了。党的领袖的“终身制”在这一天被瓦解了，第三代领导集体从这一天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历程。当邓小平的辞职信公开时，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不过，我们从现有的种种记录来看，至少在那个时候，邓小平已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幕后的是非恩怨。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是真退”，他从今不再代表集体、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中国大政。当时诸如《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报纸，全都大张旗鼓地说邓小平“告别政治生涯”。如果不是他的本意，是无人敢这样讲的。“你们有事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他对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相信他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回到家里，对家里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个真正的平民生活。”
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江泽民同志作完报告，台下掌声雷动。会场外面，有一个人也在鼓掌，这是邓小平。他是特邀代表，但没有到会场来，正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
邓小平打定主意：再次到前台走一趟。这一边，会议已经闭幕，代表们全都觉得这场面缺少一个高潮，不免美中不足。正在这时，一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老人，脚踩红色地毯，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都跟在他的身边。两千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停下来和几个人握手，然后又走到中间，看看大家，对江泽民同志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转过身去，摆一下手，飘然离去。众人望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目不转睛。他没有再说“告别政治”这样的话，但一位伟人的背影却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
是的，一个人离去的背影甚至比其迎面走来的时刻更显辉煌，更令人震撼和激动。
无独有偶。同样给人们留下一个不朽背影的还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他生于1918年7月18日，自年轻时起便致力于反对种族歧视的崇高事业，因组织武装斗争，多次被捕，最后一次被捕，在狱中整整待了27年，1990年2月出狱，1994年5月通过不分种族大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曾授给他“鸟弗埃—博瓦尼争取和平奖”，1993年10月他又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在南非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1997年12月，曼德拉79岁时决定辞职，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6月的总统竞选。谈到理由，他说：我老了，我要回家……
对曼德拉的辞职，南非民众和国际社会给予极高的评价：
和一些双目枯陷、风烛残年的“孤家寡人”相比，曼德拉简直就像一个刚刚越野归来的长跑健将。
使世人终于见证了一个人对待权力的清洁态度和磊落境界，他的诚实与慷慨，他的坦荡无私的“公仆”情怀。
让权力过于集中或长久地滞留在某个人手中，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不道德的，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伤害，对人民权力的蔑视和不尊重。这基于一种品格，但更源自一种坚实成熟的政治理念。
曼德拉永远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永远不会被胜利后的“金羊毛”所俘虏了，也永远避免了被权力打败的厄运……因为，他退休了。他正式向自己的权力舞台告别了。
追溯整部近现代史，这种类似尧舜之德的禅让义举确属罕见。仔细想想，应该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