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吧精华帖欣赏-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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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便是一群这样的血性男儿。他们勇敢，尚武，理性甚至粗野。在他们看来，是好汉，就得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气和气概。所以他们勇武无比，豪气凌云，丝毫没有脂粉气、绮靡气，而独具雄伟、劲烈的阳刚之气。鲁智深的怒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李逵的江州劫法场、沂岭杀四虎、大闹忠义堂；武松的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都是这种阳刚之气的表现。并且英雄之间也相互欣赏这种勇猛尚武之气，如林冲就是因为看见鲁智深舞得一手好禅杖，才情不自禁道出一个“好”字；杨志和索超的比武更是英雄之间的强硬对话；谁武艺高就佩服谁，所谓英雄惜英雄。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很强烈的阳刚之美，此外这种阳刚之气还表现为理性战胜感性，这里以燕青最为典型，燕青生得风流倜傥而且聪明伶俐、武艺高强“卢员外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却了这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著阮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不止一身好花绣，更兼吹得弹得，唱得舞得，拆白道字，顶真续麻，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得诸路乡谈，省得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得，拿著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虫蚁。若赛锦标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第六十回），因为他善解风情，聪明伶俐宋江派遣他去私见李师师，为招安大事奔走，本来才郎多情，佳人有意，燕青和李师师本来很有可能演变成才子风流的爱情故事，但是燕青始终以招安大事为己任，并没有为儿女风情所倾倒，作者显然是赞许燕青这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表现出男子阳刚的坚定理性的意志。然而这种阳刚之气有时甚至是野蛮的，如李逵开口闭口就是粗话“鸟人，鸟语。”，更有甚者抡起两把大斧，不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不问青红皂白一路砍去，根本就无视个体生命，以杀人作为这种阳刚之气的体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绿林阳刚之气的野蛮和残忍。但是无论是英勇尚武、坚定理性还是野蛮残忍，人们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在绿林社会中所崇尚的男性崇拜之风。
作者： 水浒天蝎 2005…3…19 11：07 回复此发言7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转）
所以有人说水浒是男人的文学，表现出的是男人的美学。
排斥女性的色彩。
由于这种对男人阳刚之气的人格崇拜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早期的绿林豪侠小说具有明显的排斥女性的色彩。水浒中的女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梁山好汉共患难的好女人，如孙二娘、顾大嫂和扈三娘。这类女人作风正派，却不乱搞男女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男子气概，具有铁石心肠，忠义烈胆，能杀能打。但是这类女人虽然武艺高强，但是必须服从男人的领导。孙二娘和顾大嫂，对外心狠手辣，但是对丈夫却言听计从，在家是贤内助；就连色艺双全的扈三娘，也千万不能让她彻底战胜男人，再把她打发给一个她根本看不上的矮脚虎王英为妻，最后改以辅佐夫婿为己任，不同生便同死。（见张抗抗所著《梁山好汉和女人》一文。）而另一类是造就成梁山好汉的坏女人，坏女人之坏首先表现为不守妇道，三不从四不德，大搞婚外恋，最后诬陷、敲诈、杀夫再被“正义”所杀。无论是潘金莲、阎婆惜还是潘巧云，三个女人的心思、行为及下场几乎是同出一辙，人物性格发展逻辑十分模式化、类型化。就连卢俊义遇上飞来的横祸，原先的贤妻也连人带物，说背叛就背叛。女人始终是梁山的心病，女人在英雄眼里是祸水，许多的女人的“坏”，甚至是许多好汉逼上梁山的原因。梁山好汉无论是上山前还是上山后，都以不近女色为荣，这里最典型的自然是武松和石秀，面对女色诱惑，他们表现出惊人的意志和理性的伦理道德，他们视女人为草芥，虽然现代许多作家用弗洛伊德性压抑的潜意识来重新来诠释他们的行为（如施蛰存，李碧华等），但是他们的解释和《水浒传》原著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只是现代人眼中的绿林好汉而已。
《水浒传》的作者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甚至还表现出极端甚至残忍的情结。如杨雄大闹翠屏山那一节，就有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得。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却将钗钏首饰都拴在包里里了。（第四十五回）这种血淋淋的描写是残酷甚至是变态的，用毁坏来表达绿林好汉的对女性的憎恨，似乎能得到一种变态的快感。
其实这种以同性化为基础的男性结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翻版和通俗化。绿林豪侠精神的内动力不是男女情欲的生命活力，而是生命中强悍精神的张扬。所以他们的抱打不平的仗义疏财多属泛性化的“兼爱”，它的目的或功利所在不外是“出气”和“扫尽不平”，是好汉精神的实现，而不像同时期的西方绿林文学《罗宾汉歌谣》中罗宾汉（Robin Hood）那样侠胆柔情，更不同于骑士文学那样是以取悦于女人为主要的手段。这也反应中西方绿林文化的不同。如同封建社会内部儒、道、墨的互补性一样，绿林武侠小说缺少男女爱情故事的遗憾，在体现儒家礼教精神的“才子佳子”小说那里得到了极度的补偿。所以有人把言情小说视为儒家模式，把神魔小说视为佛道模式，把英雄豪侠小说视为墨家模式。
在以上几个方面中，抱打不平和仗义疏财是好汉人格的外在之形，而勇武豪爽的阳刚之气以及排斥女性的色彩的是好汉人格的内在之神。神为形显，形为神立，双方依存咬合，构成以“义”为中心的好汉人格崇拜系统。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
我们习惯上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西游记》称为古代文学的“四大名著”。古代文学中称得上“名著”的有不少，小说中《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等也都是名著。为什么这四部名著要加一个“大”字？“四‘大’名著”？这个大既不是强大、高大、重大、宏大，也不是巨大，而是伟大。因为这四部古代小说不是一般的名著，而是文学经典，在思想艺术上具有很高的典范性。
现在通常认为四大名著中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地位最高的是《红楼梦》，但是20世纪50年代地位最高的却是《水浒传》，被认为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最伟大的杰作”（李希凡《略谈“水浒”评价问题》，文史哲1954年第4 期）。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出版了《水浒传》，当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还发表了一篇短评，指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的事情”。梁山头领的行为被认为是“农民革命”，《水浒传》是“英雄的史诗”（路工《“水浒”——英雄的史诗》，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从那时以来一直将李逵推崇为农民革命英雄的“杰出代表”，“旧时代劳动人民中具有坚定革命性和强烈反抗精神的典型形象。”“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使他坚决反对招安。”“李逵有简单鲁莽、不懂策略等弱点，但是比起它崇高的革命品质来，这些毕竟是次要的。”（《中国小说史稿》，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编辑委员会，151—152 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2月第2 版）。《水浒传》被称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地位在其他三部名著之上。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红楼梦》的地位渐渐超过《水浒传》。但直到80、90年代，才有一些学者对《水浒传》思想内容方面的严重缺点加以揭示，不过多数文学史和研究论著对《水浒传》思想性的评价还是过高，而对它的一些严重的落后意识缺乏必要的分析和批评。
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文化心理制约着人们的文化行为。而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积淀与传递方式就是通过文化典籍潜移默化。我们要建设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育健康的进步的民族文化心理，就不能不深入研究文化典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
由于时代的局限古典文学作品思想内容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思想内容和观念方面《水浒传》在四大名著中是毛病最突出的一部。从人格塑造的角度来看，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而《水浒传》文字浅显，比《三国演义》好读，比《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曲折紧张，因此中国孩子大体上在小学五六年级顶多初中一二年级也就是12—15岁刚刚进入青春期时就读。而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观、审美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所以《水浒传》是每一个中国人最早接触影响最大的重要文学作品之一，对中国人人格塑造的影响只有《三国演义》可比，而对青少年尤其是男孩子来说，《水浒传》的影响更大一些。民族文化心理正是通过家庭、社会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逐步形成与传递的。某些带有严重缺陷的民族文化心理如果不加分析，甚至以错误为正确，就好比基因排序出了混乱，染色体缺损，免疫系统就会被破坏，人就会得病，而且往往都是重症。因此简单地说，《水浒传》既有许多不朽之处，又有一些腐朽之点。我们对那些有害因素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以错为对，将封建落后的“腐朽”成分当做进步的“不朽”因素而误读、误导。今天我着重讲讲《水浒传》中的几个重要观念。
一、“劫富济贫”
“劫富济贫”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好汉行为，是劳动人民无可非议的正当要求。20世纪50年代有一位著名评论家说：“农民起义军的伟大胜利与发展壮大是由于他们符合并代表了农民的革命要求。。。。在经济上则号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陈白尘：《农民革命英雄宋景诗及其黑旗军——“宋景诗历史调查报告”提要》，人民日报1952年11月1日2日）还有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我们从‘水浒’中可以看出：杀贪官污吏，劫富济贫，正是当时人民（农民和市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要求。”（路工《水浒——英雄的史诗》，1953年2月1日光明日报）《水浒传》的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成书于元末明初，约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末这段时间。那么在当时在古代，富了是否就应该被劫呢？谁有权去劫富呢？劫富所得之财究竟归谁了，是否真的济贫了？“济贫”是否一定要“劫富”？“打劫过路客商”几乎是所有梁山好汉上山前和上山后的主要生财之道，这样做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没有好处？在当时是否进步行为？作为现代人应当如何看待这个现象？这些问题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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