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第1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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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朝是中山先生的诞期；一班无聊的政客恶棍；又在讲演；开纪念会；我终于和他们不能合作；……（79）
经亨颐担在任代理校长期间；参考北京大学的做法；制订了调整学校组织系统的方案；准备成立一个出版部；安排郁达夫当主任。戴季陶上任后；参照经亨颐的方案；将学校管理机关分为总务、文书、卫生和编撰四个处；处下面设科。大致在10月底；学校宣布郁达夫兼任编撰处出版科主任。郁达夫说：这是“经致渊〔亨颐〕氏在那里当校长的时候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而为我决定的职务。”（80）11月9日；戴季陶跟郁达夫谈了出版科的工作。郁达夫准备在一个星期内制订出编辑部的组织法。但经过11月12日的纪念活动；他显然不愿意继续在广州呆下去了。几天之后；成仿吾建议郁达夫回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因为创造社的骨干离开后；上海的大本营出了一些问题。上海作家蒋光赤来信；也希望他回上海专门从事文艺工作。放弃教授职务；靠写小说吃饭；当然有风险。郁达夫说：“我心里却很怕；怕又要弄的精穷。”可是广州的情况确实讨厌。11月17日；戴季陶又跟他谈出版科的事；郁达夫就提出辞职；但戴季陶不肯让他走。（81）
以后成仿吾和王独清又跟郁达夫商量过创造社出版部的事。郁达夫行政能力很强；原来就是创造社处理具体事务的主力。成仿吾他们推举郁达夫为总务理事；催促他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11月26日；郁达夫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在记录这个决定的日记里；他发泄了对国民党当局的切齿痛恨：“广州是不来了；再也不来了。”（82）
11月29日下午；郁达夫到学校向戴季陶和朱家骅等领导辞职。对于他这样的名人；学校领导当然要挽留一番；郁达夫费了不少口舌。在广州有了一段亲身经历之后；他是绝不肯再留下了。第二天早晨；郁达夫写了两份正式的辞职书。因为懒得跟那些政客磨嘴皮；他托别人把辞职书带去学校：他是走定了。这天跟他第一次到广州那天一样；下着潇潇细雨；但郁达夫的心情是完全不同了。处理了辞职书；他去找朋友；晚上喝了好多酒；“醉了；大醉了。”（83）如果从3月23日在码头上岸算起；郁达夫名义上在广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工作了8个多月；但实际上第一个学期在学校只干了两个多月；第二个学期只干了41天。买船票耽误了一些时间；12月15日；他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84）
六、是非与敌友
向中山大学领导辞职那一天；郁达夫回顾了在广州的经历；认为没有半点收获：“一年将尽；又是残冬急景了；我南北奔跑；一年之内毫无半点成绩；只赢得许多悲愤”。其实对知识分子来说；悲愤往往就是收获。应聘到广东工作的时候；郁达夫对国民革命充满希望；相信换了一个政权；就能出现一个新社会。几个月的参与和见闻；使他认识到；如果不清除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义传统思想；那么；夺取了政权的新统治者仍然是专制主义者；中国的社会仍然是百病丛生的专制社会。虽然并不使人兴奋；但这是许多中国人都没有看到的事实；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回到上海；郁达夫对自己脱离广州作了这样的解释：到广州以后；发现几千年的腐朽思想在那里有巨大的势力；“我看了来势猛烈；觉得无为牺牲了自己；也于社会人世没有益处；所以就变更了计划；再回到上海来重守旧垒。我想以我一己的力量；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来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我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这中国民族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85）
郁达夫认为当时上海的环境比广州好；所以跑回上海；准备在这里对旧文化进行持久的批判。他刚安顿下来；就准备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面。郁达夫生活习惯不好；有时睡得晚；或者喝了酒；白天就头疼。1927年1月7日；他一早醒来；觉得精神挺好；就拿起笔去写《广州事情》。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是早就想好的。他一口气把文章写完；总共四千多字；到中午一点多就把稿子拿到创造社出版部；安排在马上要付印的《洪水》杂志第三卷二十五期。（86）
在这篇文章里；郁达夫指出；尽管国民党打着激动人心的的旗帜；但它的主要领导仍然是满脑子旧时代的专制思想：“实际上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纪的伟人。”在他们的统治下；广州当然还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旧社会。文章列举了广州的种种弊病；特别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势力最大的国民党右派。（87）
这篇文章交了稿；郁达夫觉得轻松了许多。下午三点；他离开出版部；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三瓶啤酒；晚饭前看了一些日文小说；喝掉了两瓶啤酒。吃过晚饭；他出去旧书店闲逛；买了几本小说。（88）他万万没想到；他的文章会惹来巨大的麻烦。
郭沫若看到《广州事情》；大为恼火；分别写信给郁达夫和成仿吾。2月12日；郁达夫收到郭沫若的信。他在日记里写道：郭沫若“骂我做的《洪水》二十五期上的那篇《广州事情》。沫若为地位关系；所以不得不附和蒋介石等；我很晓得他的苦处。”（89）
蒋介石当时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北伐战争。郭沫若很得蒋介石得赏识；在1926年8月当上少将以后；10月又晋升为中将；11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驻赣办事处主任；开始在蒋介石身边工作；1927年3月被蒋介石秘密任命为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90）郭沫若指责郁达夫批评国民党；特别是国民党右派；使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很难办。郁达夫理解他的苦处；但认为他站错了立场：“我怕他要为右派所笼络了；将来我们两个人；或要分道而驰的。”（91）
3月8日；郁达夫又收到成仿吾的信和他评《广州事情》的文章。成仿吾的评论非常激烈。他写道：“我只在这里预告一声《洪水》将要特别注意选稿；我宁可它马上停刊；不愿它再有此类文字登出。”成仿吾认为：“目前是反动势力横行的时候；在我们的眼底只有两种人；第一种是我们的友人；第二种便是我们的仇敌。我们暂时不应该问是非；我们只问谁是友人；谁是仇敌。”（92）但是；如果不问是非；又怎么能够分别敌友呢？大概当时成仿吾认为应该通过一些抽象的口号来划分革命和反动两个阵营；对于革命阵营的行为；即使是错的；也不能公开批评。可是；难道应该只看人们口头上怎么说；而不管他们实际上怎么做吗？
郁达夫认为郭沫若的指责还可以理解；而成仿吾的指责就难以接受了。读了成仿吾的信和评论；郁达夫心里很不舒服。成仿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站在国民党一边；象《广州事情》“这种旁观闲话式的说法；我们是应当禁绝的。”（93）又是“停刊”；又是“禁绝”；为什么就不能让别人讲点不同意见？成仿吾显然受了当时广州坏风气的影响。在清朝灭亡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时期。国民党打起革命的旗帜；将自己打扮成唯一正确的派别；而把持不同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用现代政党的形式恢复和加强了东方国家文化专制的传统；破坏民国初年的自由空气。郁达夫不同意成仿吾的看法；认为知识分子应当站在人们群众一边；不平则鸣：“我觉得这时候；是应该代民众说话的时候；不是附和军阀官僚；或新军阀新官僚争权夺势的时候。”（94）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能会犯错误。知识分子如果不是独立思考；而是盲目地站在某个团体一边；要是这个团体错误地侵犯了人民的利益；那么；对于人民来说；这些知识分子就比旁观者更糟糕了。
郁达夫跟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矛盾继续发展。到8月份；郁达夫觉得忍无可忍；就在报纸上刊登启示；宣布退出自己亲自参与建立的创造社。（95）1926年前后郁达夫他们在广州听到的许多激进口号是从苏联引进的。当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思变；大家对那些口号并不是很理解；郭沫若和成仿吾等相信它们也不足为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掉转枪口；残酷地镇压国民革命队伍里的左派；随后将党化从广东推向全国；实行蛮横的专制统治。事实本来已经足以说明郁达夫对广州政府；特别是对国民党右派的批评是正确的。奇怪的是有些人继续指责郁达夫；好像27年4月11日以前的国民党是永远神圣的。
郭沫若1930年发表的文章仍然义正词严地痛斥郁达夫“反动”。他写道：“一方面郭〔沫若〕在参加革命；另一方面郁〔达夫〕偏在孙传芳统治期中骂‘广东事情’。一方面郭在做‘文学与革命’；另一方面郁便在骂提倡无产文学的人是投机分子。”“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对立；明白的说便是无产派和有产派的对立。”（96）所谓郁达夫骂“广东事情”是在1927年1月。当时郭沫若跟在蒋介石身边；而郁达夫则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到底凭什么说郭沫若是“革命”；郁达夫是“反动”？原来大家一起合作；有了不同看法就随便扣“有产”、“无产”的帽子；好像持不同意见的就是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这是在广州学来的坏毛病。
其实郭沫若心里也明白；郁达夫是不肯出卖原则的人；郁达夫比他要激进的多。请看他1947年的自白：“我始终对达夫是怀着尊重和惋惜的意思的。我尊重他的天才；尊重他的学殖；尊重他的创作成绩；更尊重他的坦白直率；……但我可惋惜他有时比我更加轻率；做事情往往太不思前想后；过于冲动；……可是今天我得承认；这些都正是达夫的美德。他那样容易忘我；实在是他的品德崇高的地方。我自己比起他来；实在是庸俗得非常。……比起他来；我要更矜持得多；更有打算得多了。我做一件事；每每有点过分的思前想后；……在表面看来；我好象是一位急进分子；而达夫倾向于消极；而在我们的气质上；认真说；达夫实在比我更要积极进取得多。”（97）
二十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中国人投入或者被卷进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风暴之中；有些人摔得遍体鳞伤；有些人弄得一身泥污。回顾前辈的经历；可以使善良的人们减少一些幼稚的想法；更不去做庸俗的事情。
注：
1。郁达夫《南行杂记》；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3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133…134页。
2。郁达夫《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4日；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9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33页。
3。BruceA。Elleman； “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Vol。21； No。4； 1995。
4。《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8月1日；第7版；8月22日；第8版。
5。同上；3月18日；第6版。
6。同上；1926年4月17日；第10版。
7。同上；1925年9月17日；第6版。
8。同上；1925年10月16日；第6版；10月21日；第4版。
9。同上；10月22日；第2版。
10。《民国日报》（上海版）；1925年12月11日。
11。同上。又《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2月3日；15日；第10版；24日；第7版；1926年1月26日；第10版。
12。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89页；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