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秩序-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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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颁发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委员会，大都由一些本人已取得了相当出色的科学成就的人组成，因而他们的意见会受到特别的尊重。不仅不允许个人直接申请诺贝尔奖，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推荐自认为是合适的候选人。在有权提名候选人的人员中包括瑞典科学院的成员——他们实际授予物理、化学、和生物医学方面的奖；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中的某些教授；前诺贝尔奖得主；及世界各国中某些被选中的非常杰出的科学家。最后提到的这组被选中的科学家，其任期仅有十二个月，所以每年都有一个新选出的委员会。这有助于防止偏袒现象的发生并能不断将科学发展的新的代表人物包罗进来。例如，为了帮助评选1949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二百三十七名瑞典以外的科学家（包括四十二名美国科学家）被要求提供候选人。当然，能够被指定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因为只有有造诣的人才可能被选中。不过，最大的荣誉——任何科学家有可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却是本身被授予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会受到全世界科学界的欢迎，通常在科学界之外也是如此。
诺贝尔奖还说明了科学荣誉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即它们通常是迟到的而非迅速的。在科学奖励的全部历史中，只有一次奖是直接授给一年前宣布的发现的，那就是1923年授予班廷（F．G．Banting）和麦克列奥（J．J R Macleod）的生理医学奖。授予他们奖是由于他们与其同事贝斯特（c．H
Best）、科利普（J．H．Collip）一道在1922年宣布发现了胰岛素。也许只有在医学领域一项科学发现的意义能够如此迅即地被人们所认识。通常诺贝尔奖总是授予五至十年前完成的成就。获奖者是些成熟的科学家：在物理学中，得奖者的平均年龄是四十六岁，在化学中是四十九岁，而在生理医学方面，则是五十四岁。
在科学中如同在其他职业中一样，除了荣誉和金钱收入这类社会奖励之外，直接的工作满足感是导致合格的角色行为的一项重要动因。这里我们可以从1947年为总统科学研究理事会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找出一些证据；这项研究考察了由大学、工业和美国政府部门中的五百六十七名科学家所构成的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工作满足感。在一些不尽令人满意的条件下，该研究所选择的这组科学家构成了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样本。如人们由理性价值观在科学中的重要性所能推测到的，作为个人的科学家在其工作和事业中将智力上的满足看得最高。这些智力满足包括“理解事物的机理，探索未知，和体验创造性刺激”。占第二位的强烈满足感来自这些科学家所作工作的社会价值。“大多数人说社会贡献是他们所关心的一件事，并觉得他的工作为人类福利作出了贡献。”这是我们所说的“无私利性”科学价值观的一种表现。
工作满足感是科学家选择其职业的组织类型的一个重要基础。“在决定哪种组织类型是最令人满意的时候，每一组（大学、工业和政府）中的科学家都将有可能按其所愿意的方式作其所想作的工作视为首要条件。”在这一点上有相当一部分科学家实现了自己的意愿。大多数人说“他们正在作最适合于他们的工作，有权尝试他们自己的想法，并有机会改善其专业能力。”这些意见无论在这三组科学家内部还是在不同收入或年龄段的科学家之间，都变化不大。尽管这种实际工作满足感存在于所有三种组织类型的科学家中，将他们全都集合起来考虑时，大多数人把大学看作搞研究的最佳组织类型，工业部门次之，而政府则仅居第三位。稍后我们将讨论这种相对排列顺序的意义。大学受到最高评价，因为它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工业部门提供“可见的、实用的成果”所带来的满足感。政府部门的吸引力乃来源于其“不受限制的研究设备和资源”。每种工作满足感至少足以保证有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去充实不同类型的组织。
总而言之，用上面所引用的哪篇报告的话来说，“美国科学家认为，以他们为自己所描述的最高标准来衡量，他们相对说来是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的。”在科学家对《幸福》杂志问卷的回答中也显示了非常相似的粗略结果。对“如果你能重来一次，你是否仍将选择同一条研究路线”一问的回答情况如下：
学术界 政府 工业
是 91％ 86％ 84％
不
9％ 14％ 16％
为了说明关于奖励和动机的这些问题并不仅为美国所特有，不妨让我们用一种比较的眼光来考察一下同样的情形如何发生在苏联的科学社会组织中。就对苏联科学家的公共评价而言，我们自然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民意研究，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依其他证据来作判断，那么确实可以说科学和科学家在苏联享有极高的声望。英国科学家埃里克·艾什比报导了在苏联对科学家的极度赞美。在他看来，这种公共赞诩是如此的巨大和广泛，已近乎达到对在世的科学家进行“英雄崇拜”和将故去的科学家“列为圣徒”的地步。他进一步认为这种“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深深的尊重”，帮助吸引了“苏联一些最杰出的人才”。对于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的奖励在报纸上被大肆宣传，从而导致“很多苏联青年把成为一名科研工作者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甚至有纪念科学家及其发现的公共节日，这倒很像我们通过发行纪念邮票来颂扬爱迪生等人物。
所有这些听来都很熟悉，而授予苏联科学家以更可见的奖励的制度也不例外。最高的荣誉和金钱奖励给予那些被选人若干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或全苏科学院的人。在最近几年里，这些人的人数已大大扩充，他们有相当可观的工资收入，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享有种种特权，如较好的住房条件、额外的衣食供给、购买汽车之类稀缺消费品的权利、一定的免税待遇、及旅游度假的机会等。还有给这些人及其孩子、遗孀的养老金。这些年薪与其他给予在专业领域享有盛名的科学家的家庭的特殊奖励一起，在报纸上加以报导。这种物质奖励不止给予那些工作于“纯”或“基础”科学领域的人。例如，就有关发明的专利而言，苏联现在的情况似乎非常类似于英、美两国。1941年的发明议案取代了1931年首次生效的较早的法律，确定了批准专利和“作者资格”（author’s
certificate）并给发明以报偿的条件。顺便说一下，“作者资格”这一术语对苏联人来说，要比“专利”这一较资本主义化的术语更为合适，尽管从社会学来看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1941年立法的结果是从法律上肯定了专业发明家职业以前的既成事实，使其成为这样一种优等的职业：它的成员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入、食品和衣物，且其后代有较好的受教育机会。
在苏联科学家所能获得的荣誉和金钱中，首推斯大林奖最为重要。这一奖非常类似于诺贝尔奖，它不仅仅授予科学领域，其头奖也具有相当大的一笔钱。例如，1943年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Peter
Kapitsa）获得了约三万美元的斯大杯奖，以表彰他关于氦超流体的发现。这是一项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发现，因为它提供了一种便宜许多的制造液氧的方法，从而导致在冶金工业还原矿石的过程中有很大的节约。每年单授予“纯”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斯大林奖金就有一百二十万美元。此外还有六十项奖授予“应用”科学中的发明，包括十项各有一万六千美元的一等奖，二十项各有八千美元的二等奖，及三十项各有四千美元的三等奖。
关于直接的工作满足感，因为缺乏可靠的信息，我们无法判断在大学、工业和政府实验室中工作的苏联科学家具有怎样的工作满足感。不过由提供给苏联科学家的各种社会动力与在更“自由”的社会中通行的那些动力之间的普遍相似性，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苏联科学家所具有的各种工作满足感也是非常相似的。当然这种相似仅以政治权威不对科学的社会组织发号施令，乃至强行干预某些科学理论为前提。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看到，近来在苏联，这种发号施令已变得越来越频繁。由于“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类工作满足感对于科学家——无论其处于何种社会中——是极其重要的，因而近来直接政治干预的这种增加，很可能已使得苏联科学家变得不如以前那样自足和有效率。
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来讨论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某些一般方面。我们以前的叙述似乎暗示着专职和专业的科学职业角色是从来就存在的，但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在那里我们看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当相对成熟的科学首次出现于西欧社会中时，科学家不仅在绝对数量上为数甚少，而且主要是业余爱好者，也就是说，其主要职业角色是科学之外的某件事。确切地说，这些早期的业余爱好者对于科学在热情乃至常常在实际能力上都相当于后来的专职者。举例来说，本杰明·富兰克林几乎是科学上杰出业余爱好者的原形，他由于对电学理论的贡献而在物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当我们现在说到“业余爱好者”时，我们不是在指一种社会角色，一种个人对科学的忠诚，或一种专业上的完备水平。美国科学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像其他大致相似的“自由”社会一样，实乃从少数业余爱好者向大量职业、专业工作者的一种进化。我们现在将考察这一进化在美国社会中的发生情况及其后果。
我们已经看到，早期科学中的业余爱好者以协会的形式联合起来，从而为自己提供一种工作、研讨的共同聚会场所。这些协会中最初的一些——英国的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及意大利的齐门托学院——成立于十六和十七世纪的欧洲。最初的这类美国协会是1743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建的美国哲学协会，它至今仍然存在。当时，各种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相当紧密地集合在一起，而业余爱好者则试图研究这一整个领域。直到十九世纪职业化和专业化才占踞科学各大小地盘，而这些发展趋势在美国的出现要比在欧洲晚得多。“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美国所显示的对基础研究的普遍不重视”反映在这个国家中科学的职业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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